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燕儿飞去又回来。可逝去的人再也回不来了。母亲离开我已经十七年了，每每想到母恩难报，我心中不禁隐隐作痛。

（一）

    母亲是五零年生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小时候，由于家里穷，母亲没有进过一天学堂门。做为农村孩子，母亲七八岁的时候，就帮着姥爷，姥姥操持家务。做饭，打猪草，收拾家务，母亲什么都做得井井有条。

    再大一些，母亲就下地干活。母亲个子不高，但是干活肯下力，又用心，农活干得又快又好，割麦子比那些精壮汉子还快。每年，母亲都被评为优秀社员，奖状贴满了墙，得到生产队的奖励，锄头，镰刀，毛巾，水壶，这样的奖励品用了一茬又一茬。

    母亲还是一位光荣的共青团员，要求上进。母亲精力旺盛，白天干农活，晚上参加生产队的扫盲活动。姥姥很不高兴，骂母亲说“死女子，大半夜的不睡觉！天天敲门吵死人了！”不给母亲开门。母亲很倔强，姥姥拗不过，只得随母亲去了。在母亲的坚持之下，能看一些简单的书报。

    母亲姐弟四个，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姨妈早早的嫁人了。母亲和大舅最为亲厚。小时候，我常听母亲讲一个笑话。

    有一年大旱，村里池塘的水都干了。母亲和大舅姐弟俩，去村子前面一里多地的大水沟抬水。姐弟俩抬着一桶水往家走，忽然天上飞来一架飞机，飞得很低，仿佛要从头顶压过。那时飞机还很少见，农村孩子哪里见过着样的架势。那时母亲十岁，大舅才八岁，眼看着一个庞然大物从头顶压过，很有可能把自己姐弟俩压在底下。姐弟俩吓得哇哇大哭，一边抬头看天，一边抬着水桶往家跑，脚下踉踉跄跄的，桶里的水洒了一路。等到家，桶里的水都洒完了。

    那时候，每年冬春都要大搞水利建设。那一年，母亲在汉北河工地参加建桥工作，干了整整一个冬春，年都没有回家过。后来，国家发放工作补助，母亲得到四十多块钱！用母亲的话说，那时候四十多块钱，真的是很大一笔钱呀！那时猪肉才五六毛一斤，大米才一毛钱一斤。母亲和同事们一起去逛天门城。吃到了人生的第一碗三鲜面，换了一颗金牙，还买了一件漂亮的的确良上衣。这恐怕是母亲最扬眉吐气的一次经历吧。

      当时大舅和大舅妈正在谈恋爱。我们老家有五月端午，毛脚女婿给老丈人送礼的习俗。由于家里困难，姥爷姥姥拿不这笔钱。姥姥就和母亲商量，让母亲把那件自己舍不得穿，一直珍藏的上衣拿出来，给大舅去送礼。母亲虽然舍不得，但看着一家人祈求的眼色，看顾着姐弟情深，终于万分不舍的拿了出来。后来，大舅妈过了门，偶尔还穿那件衣服。一次，母亲回娘家，看到了穿在大舅妈身上的，那件曾经自己心爱的衣服，不禁说了一句“这件衣服还在穿呀。”大舅妈当时脸就捺了下来，好多天不高兴。

（二）

    再后来，母亲和父亲结了婚。我看过父母亲的结婚照，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母亲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脸蛋圆润，肤色白腻，扎着两条大麻花辫；父亲文静白皙，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母亲二十三岁才结婚，由于在家里干了好多年活，挣了好多工分。母亲的嫁妆还是很丰盛的。有一个带着金漆雕花架子，床头两个金瓜柱的大床，上面挂着流苏，有母亲亲手绣的八个大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有一张大书桌，一口刷着红漆的大木箱，还有一个小巧精美的梳妆盒。

    那时，父亲在村办的砖瓦厂上班。母亲早早的放下了新媳妇的架子，和父亲一起下地干活。乡亲们见了都夸奖说，真是一对般配的好夫妻。母亲忙里忙外，将家里归整得井井有条。那时，爷爷六十好几岁了。爷爷帮着在家里做饭，母亲从地里干活回来有一口热饭吃。母亲对此非常满意，常说，家有一老是一宝。母亲对爷爷非常好。晚上做宵夜，不管是面条，还是粥，母亲都端一碗放在爷爷床头。

  再后来，就有了我。爷爷非常高兴，帮着操持家务，让父亲去山里买鲫鱼，回来给母亲发乳。父亲一走就是一天一夜，母亲很担心。爷爷说：“你男人是大有搞头的人，不必担心！”果然，第二天父亲就回来了，带回来十多条肥大的鲫鱼。周围邻居啧啧称奇。这样，母亲的奶水很足。小时候的我，长得胖乎乎的，很招人喜欢。爷爷年纪大了，抱不动我，带我出去玩，就先蹲下，让我趴在背上，半背半扛的带我出去玩。

  爷爷带着我在家里做饭，母亲在地里操劳。有一回，爷爷从厨房出来，看到幼小的我坐在地下，玩一把镰刀，在地下一拖一拖地。爷爷吓坏了，赶紧给我夺下来，骂我说:“这鬼狗日的耶，割打脚怎么办哟！”

    还有一次，我在家里玩。爷爷在后面做饭，过了一会儿，爷爷出堂屋就不见了我。爷爷倒是不慌，蹲下来细细的听，只听得下坡地里有哼哧哼哧的声音。爷爷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原来我，摸着摸着，自己爬到地里去了。爷爷却不知道，我已经从地下捡了什么东西塞在嘴里。母亲从地里回来，给我喂奶，只觉得我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吃不好奶。母亲扣开我的嘴，掏出来一团黑黑的干粑粑。母亲又好气又好笑，磨叽几回也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