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是指以柔软的物料（通常是棉）造成的商品，由国家（或某些地区）发行并强制使用的价值符号。纸币本身不具价值，虽然作为货币的一种，但其不能直接行使价值尺度职能。相比起硬币，纸币的面值通常较高。纸币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唐代飞钱是迄今为止已知最早纸币的雏形，作为类似今日汇票的功能，是纸币的前身。

“飞钱”始于唐宪宗元和初年，有两种形式：一是官办，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或诸道设于京城的“进奏院”，携券到其它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二是私办，大商人在各道或主要城市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代营“便换”，以次牟利。这种汇兑方式一方面减低了铜钱的需求，缓和钱币的不足，同时商人前往各到进行贸易活动时，亦减轻了携带大量钱币的不便。

“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

“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新唐书（卷54）·食货志》

“太祖时取唐朝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於诸州便换。”——《文献通考·钱币二》

到了宋代，四川成都的市场上开始出现流通的纸质钱币，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1.交子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从《文献通考》、《宋朝事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历代制度详说》等书，到近代中外研究交子的论著，在言及交子产生的原因时，无不归之为“取于唐之飞钱”和“蜀人患铁钱之重，不可贸易， 于是设质剂之法”。这几乎成了交子产生原因的定论。无疑，这些说法确实指出了交子产生的某些原因，但却不能解释清楚交子产生的必然原因。

《宋史·食货志》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唐之飞钱”，这里说的是交子产生的历史渊源。唐代的“飞钱”，作为信用票据，与宋代的“盐钞”、“交引”等领取实物等票据一样，虽可用作支付手段，但并不是市场上自由使用的信用纸币。这种信用票据，只能在适宜的经济土壤中才能演变为纸币。但是这些信用票据仅仅在蜀中地区演变为纸币，并没有在我国其它地区演变成纸币，所以用“飞钱”的出现来解释纸币产生的必然原因是不能成立的。

同样，蜀中铁钱重，不便贸易，因而产生纸币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古代中国使用铁钱作为货币行使，不单单只有宋朝，也不单单只有蜀中。但是其他行使铁钱的广大地区，并没有产生类似交子这种纸币来代替铁钱。而且宋朝曾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利用政治权力将交子推广到宋朝其它地区，但都以失败告终。这都说明蜀中铁钱重，不便贸易并不是纸币产生的原因。

宋代交子是“民之所自为”，它是商品经济土壤里长出的鲜花，它唯独在宋代四川的成都地区产生，而不在我国其它地区产生，就只能从宋代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中才能探索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从秦汉以来，四川地区就在全国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唐代四川经济的发展居于全国前列，有“扬一益二”之称。在改朝换代之时，川蜀情况与其它地区不同，社会相对稳定，被中原衣冠士族和广大人民视为乐土，纷纷入蜀定居，社会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到北宋之时，西蜀已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源基地。同时随着都江堰水利灌溉范围的扩大，耕作技术的改进，四川的平原和丘陵地区“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农业发达促进了农业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等发展，进而促进了商品交换等发展和农村场镇集市等兴起。农村场镇集市等兴起，加速了城市商品经济等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日益增强，政治性城市普遍向经济性城市发展，并开始出现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在四川一些地区，或工商兼备，或手工业为主，或商业为主的城市拔地而起。当时，成都由于良好的资源条件，成为著名的粮食、茶叶、纺织品、陶瓷及纸张书籍集散地，同时成都还是西南的交通枢纽和贸易商埠。这样，成都在经济上既是农业中心、手工业中心、商业中心，又是金融中心，成为“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途，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的“西南大都会”。

成都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市场的繁荣，很多物资都要运销境外，为长途贩运提供了良好条件。伴随长途贩运的发展，大宗交易随之而来。随着长途贩运和大宗交易的发展，必然使信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扩大，并占据大宗交易领域，把铁钱铸币排挤在小额贸易领域之内，使纸币的产生成为可能。这样，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成都已达到具备纸币产生的条件，决定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必然地要在宋代四川商品经济繁荣的土壤中开始发芽、生长。

同样，四川商品交换的发达，也造就了一批精通货币流通的理论家、实践家，建立了一套使信用货币流通的制度，而成都地区先进的印刷技术又为印刷难以仿制的纸币提供了技术条件，使交子在四川得以成长起来。

——贾大泉. 论交子的产生[J]. 社会科学研究, 1989(2):100-105.

2.交子的规范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也越来越多的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正是这一步步的发展，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了真正的纸币。

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

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

据清《续通典·食货》交子三年一届，始于宋代之铜钱与铁钱溷用而不便于携；迄神宗时，交子正式由官方所承认，即熙宁初年将伪造交子等同于伪造官方文书。

北宋朝廷为了保证交子发行的成功，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来，其大致内容为：第一，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二年到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创立“兑界”的原因可能因为当时交子是楮纸所制，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第二，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其面额通常为一贯、五贯、十贯等；第三，每印发一界交子，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第五，限定流通区域，开始时，“交子”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区，后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

3.交子对后世的影响

“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交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

公元1024年出现的北宋交子是中国和世界最早流通的纸币，它的出现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巨大进步，也在世界货币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直到1690年欧洲瑞典才出现纸币，可以说中国纸币的产生和发展领先了欧洲五六百年。研究交子的起源、流通过程和消亡，对了解纸币的发生、流通原理、币值规律以及政府在金融法制方面的作用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4.中国古代纸币的制作方法

马可·波罗在他的旅行纪中专门用了一章（第十八章）来描述纸币在“契丹”的使用：

“在此汗八里城（堪布录克—大都—今北京）中，有大汗之造币局，观其制设，得谓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缘其制造如下所言之一种货币也。”

“此币用树皮作之，树即蚕食其叶作丝之桑树。此树甚众，诸地皆满。人取树干及外面粗皮间之白细皮，旋以此薄树皮用水浸之，然后捣之成泥，制以为纸，与棉纸无异，惟其色纯黑（2）。君主造纸既成，裁作长方形，其式大小不等。幅最小之纸值秃儿城（图洛）之钱一枚，较大者值物搦齐亚城（今威尼斯）之银钱半枚，更大者值物搦齐亚城之银钱一枚。别有值物搦齐亚城银钱五枚、六枚、十枚者。又有值金钱（拜占庭金币）一枚者，更有值二枚、四枚、五枚以至十枚者。此种纸币制造之法极为严重，俨同纯金纯银，盖每张纸币之上，有不少专任此事之官吏署名盖章。此种程序完毕以后，诸官之长复盖用朱色帝玺，至是纸币始取得一种正式价值，伪造者处极刑。”

“既用上述之法制造此种纸币以后，用之以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兹敢为君等言者，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

“尚应知者，凡商人之携金银、宝石、皮革来自印度或他国而莅此城者，不敢售之他人，只能售之君主。有贤明能识宝货价值之男爵十二人专任此事。君主使之用此纸币偿其货价，商人皆乐受之，盖偿价甚优，可立时得价，且得用此纸币在所至之地易取所欲之物，加之此种纸币最轻便可以携带也。”

“此种货币虽可持久，然亦有敝坏者，持有者可以倒换新币，仅纳费用百分之三。诸臣民有需金银、宝石、皮革用以制造首饰、器皿、衣服或其他贵重物品者，可赴造币局购买，惟意所欲，即以此种纸币给价。”

“由是君主每年购取贵重物品颇多，而其帑藏不竭，盖其用此不费一钱之纸币给付也。复次每年数命使者宣告城中，凡藏有金银、宝石、珍珠、皮革者，须送至造币局，将获善价，其臣民亦乐售之。盖他人给价不能有如是之优，售之者众，竟至不可思议。所有军饷皆用此种货币给付，其价如同金银。大汗用此法据有所属诸国之一切宝藏。”

——《古代中国的纸币兴衰史——马可波罗东行记》

5.中国古代纸币的发展及其兴衰

纸币的出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但纸币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后就要收到流通规律的支配。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量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属货币的实际流通数量。

北宋时期对于交子流通的规定无疑是正确的，所以官交子发行初期，是适应商品流通和民间制服的需要，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官交子发行刚满一周年，第二届发放的官交子之数目已经超过限额规定，后来发行数急剧增加。到了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大量滥发交子，致使交子彻底贬值如同废纸，不能流通。大观三年被迫改弦更张，改交子为钱引，重新按天圣旧法，恢复纸币发行，才使得纸币的币值又得到稳定。

南宋纸币的发行一开始就面临本钱不足，发行量大，官府缺乏铸币兑现，纸币贬值的严重威胁。南宋后期，统治集团的腐朽导致了纸币发行的彻底失败。

到了元朝，忽必烈征服中国后，在货币流通方面，实行不兑换纸币本位制政策，成为元代的基本币制。但是元代亦不能免除恶性通货膨胀的例外。元代后期，由于战争、财政和社会经济诸方面关系，一反以前的稳定币值的措施政策，滥发宝钞，致使纸币流通量远远超过市场需要量，造成中国货币史上少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并加剧元政权的总崩溃。

明朝货币，既有纸币，又有铜钱，还有白银。明洪武八年恢复纸币流通制度开始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但是因为“大明通行宝钞”不备金银本钱，为不兑换纸币。钱钞兼行以钞为主，宝钞用久可换新钞，发行量无限制，很快发生贬值且新旧钞差价扩大。其后朝廷虽采取多种措施回笼纸币，并停用铜钱，禁止金银交易，但效果不佳。英宗正统元年，白银成了合法货币，从此形成银钱并用格局，宝钞适用范围越来越小。孝宗弘治时期，政府各种钱钞皆折银，纸币流通已名存实亡。

清朝货币流通实行银钱并用。清顺治八年曾因财政原因少量发行过纸币，但流通时间仅10年。伺候的190多年，清政府都没有发行过纸钞。直到咸丰三年，朝廷为筹集用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费，才决定发行钞票，初行“户部官票”，继印“大清宝钞”，皆与银钱相辅而行。但因管理无方，增发无度，不能兑现，很快失去信用。最后清政府不得不急令收回并销毁所发票钞，历时不到10年的官票宝钞制度也就废止了。不过，由于“宝钞”和“官票”合称的“钞票”一词却成为纸币代称而沿用至今。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加紧入侵，在华外国银行纷纷设立，利用发行钞票进行惊人的经济掠夺，中国人自办银行、发行钞票的愿望日益强烈。光绪二十三年，中国最早的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并发行中国最早的新式钞票——银行券。其后设立的地方银行、商业银行、储蓄银行等，也都发行了兑换券。光绪三十年，清政府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国家银行——户部银行，其后改称“大清银行”，发行了全国统一的纸币兑换券，但对各类钞票发行业务未作法律规定，全然放任自流直到清朝灭亡。

中国纸币衰落的根本原因，不难归结到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上。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集权，相应而产生个人为本位的法律制度，而无视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广大民众的权利。几个封建王朝虽曾多次制定法律，试图确保纸币的流通，却在实际上未曾真正做到，使我国封建社会的纸币流通缺乏稳固的物质基础和法律保障，难以为继。

——高华云. 中国古代纸币的产生及其兴衰[J]. 平原大学学报, 2007, 24(2):13-16.

6.中国历代纸币图览

宋朝

金朝

元朝

清朝

——摘编自“中国货币史话”系列图书之《纸币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