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逼格”和古人的修为境界一样，向来裹挟着知识人。逼格的垂直知识体系所构筑的秩序感能够迅速让智识低下的人获得满足，并通过寻找、确认或自我确认逼格主导者，来完成“小圈子”的构筑。但这里并无任何必然的负面因素。逼格本身似乎是个值得思索的话题。

从某个角度，逼格是真理的价值，是附着在事实层面上的意愿态度。比如说，“水是H2O”是一个纯粹的后天事实。这个事实对一般人来说，可以是冷漠的，但对于借此发挥逼格的人则全然不同，因为H2O的水是“纯净水”，是健康的水，是喝了不会生病的水，由此可以对H2O附着亲和力。依着于这一解释，他们把逼格扩展为，这一理论上纯粹的水，作为真理，它是纯粹的，高贵的、永恒为善的，而其它的水，比如现实中的水则总是包含杂质的，超市中卖的矿泉水是取悦消费者和媚俗的，它们都没有作为H2O的水那样逼格高。对H2O纯净水的青睐，构成了世俗-神圣、染污-净纯的生存框架下的决断。然而，鉴于现实中，可能谁也无法确认自己得到的水是百分之百纯净的H2O，所以始终就留存着现实和理想、应当和是之间的差距。那些在世俗界发起逼格的人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不能直接宣称与真理合体。发起者只能是先知、上帝之子、开悟者、贤人，他们守望真理，守望上帝，守望圣人出。

上述是发起逼格的一种宗教形式。实际上，发起逼格几乎是一个基本的人类行动意向。比如，住城里的瞧不起乡下来的，用苹果的瞧不起用微软的，谷歌比百度逼格高，英宪是一切宪政之母，等等，只要有稍微一点点“好”，人们就能找出逼格来。因此，逼格又可以描述为这样一类真理的表述形式：某物比另一物更好。直陈式是事实真理的表达式，比较直陈式则是规范真理的表达式。凡是涉及比较，就是关联“好”的判断，它就带有行动意愿的指引。无论是逼格还是境界，都是一种隐性的行动意愿论述。

“好”天生与“坏”相对而言，没有中性的“好”或者自身为好的好。古代哲人会说，好是就其自身就值得追求的，幸福就是这样一种好。这话只在一种理念论的“好”概念中才是对的，它并非“好”的最初含义。理念论的“好”只有在源初的好的观念从现实中挣脱成型之后，才从一种逻辑-概念的形式中认识了它。而这样的理念的“好”的观念，已经抽离了“好”的认识基础和实践基础，甚至于也将“好”与人之间原本的共属关系割裂了。当我们说“好”的时候，就隐含着一种比较。好从来都只有更好，而没有最好，也没有“本身是好”。好本身不具有任何现实性的根基，唯有与坏相对的好或者“更好”才是现实的。“好”的比较性或者相对关联性（Relativity），让逼格或者境界等等总是呼之欲出。因为逼格和境界是那种与人类涉及罪罚的道德生活比较远的好、恶类型，尽管人们总是认为，提升逼格或境界与减少人类道德上的罪罚是正相关的，故此，宗教、艺术乃至学问上的逼格事业，原则上就是人类的道德事业了。

发起逼格实际上是“什么是好的”这个人类发问的自然机制在起作用。人类的好恶机制总是如此自然，以至于要在某些特定场合排除好恶，才是一种需要极大克制才能实现的品质。所以说，发起逼格原本无所谓好坏，但颠倒了逼格的正常秩序，才会让人觉得错得离谱。然而，什么是“逼格的正常秩序”，则又成了一种依赖某种特定逼格的习成见解。比如说，按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意见，无业游民是最具革命觉悟的先行者，资产阶级的天然掘墓人；然而，按照一个正常社会来讲，诚实劳动获得产业最光荣，游手好闲落魄街头最可耻。逼格的正常秩序，是由逼格本身所带来的。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逼格之学问向来要求你首先塑造这一型号的逼格，然后才能做这一型号的学问，学问永远不可能超脱逼格之上来发问，一旦这样发问，就成了异端而不具有做这门学问的资格。

人能否“不动心”地做学问呢？按照现象学的解释学，任何解释发生之前的存在论境遇就已经包含着解释的前见。这也就是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无前见的进行解读和阐释工作。反过来说，前见的先行性恰是我们有能力开展解释工作的前提，它事先规定了解释的路径，从而也决定着解释的品质。另一方面，古希腊的哲学和近代以来的科学都对一种不夹杂人心杂念的纯粹知识抱有信心，并且取得了杰出成就，现代科学简直是求知上的中立态度的典范。

但仔细分辨的话，解释学所指出来的前见，仍然是一种求知意义上的解释，因而它是旨在揭示科学工作的前提。而包括一切宗教在内的逼格学问，它们与科学求知的态度的区别，并非理论态度内部的观点不同，而是实践态度和理论态度之间的分离。科学追求理论上的真理表达式：A是P，逼格学问追求实践上的真理表达式：A比B好。

转自豆瓣Non ali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