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各大王朝是怎么来的，大多不用废话。至于又是怎么没的，通常也可以找出个罪魁祸首来。
比如秦二世而亡，“隋二世”更是个超级大败家子。盛唐毁于李隆基，北宋栽在了赵佶手里，明亡据说可以赖在朱翊钧头上，清衰更是可以让爱新觉罗·弘历背锅。
要是上述几个倒霉蛋泉下有知，肯定会替自己喊冤，而且辩护词听上去没准还挺有道理的。毕竟一个王朝的衰亡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亡国之君就算再能作死，充其量也就是个引爆地雷的角色，将所有的黑锅统统扣人家头上，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
就拿汉朝来说，关于这个延绵了405年的王朝之死，最时兴的说法是“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读通鉴论·卷八·后汉桓帝纪》）。如果非得找背锅侠的话，自诸葛亮搞出了千古名篇《出师表》之后，汉桓帝刘志和汉灵帝刘宏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人选，后来再经于民间极负影响力的《三国演义》盖棺定论，这俩货算是被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三国演义·第一回》）
对于这种论调，我是不以为然的。刘志和刘宏固然算不上什么贤君明主，但也并非是胡亥、司马衷那样的傻蛋。之所以留下了千载骂名，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俩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所以干啥都是错的、都得挨骂。
尤其是史书基本出自儒生之手，所以在其中名声臭不可闻的，大抵都是把这帮家伙得罪惨了的。
01
汉太祖刘邦称帝立国以后，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
虽然截止当时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有了近3000年的文明史，但距离实现天下一统以及弄出皇帝这么个物种来，还不到20年的时间，能够参照和借鉴的对象着实有限。始皇帝固然是厉害得很，可问题是老刘根本学不来也没法学，毕竟他可是打着诛暴秦的旗号发家的，非秦在大汉朝才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岂能明晃晃的自打自脸？再者始皇帝是千古以来帝王中一朵奇葩，唯有明太祖朱元璋堪堪能与其同列——在这个工作狂的治下，连身为百官之首的宰相都沦为了秘书和顾问的角色，天下大事均由“朕躬独裁”，这个本事可不是好吃懒做的刘家皇帝能学得来的。
所以刘家皇帝想要坐稳帝位，光靠自己还真不行，必须得找人帮忙，可人选却成了个大问题。
最先被排除的，就是所谓的“外人”——刘邦在临死前逼着勋贵重臣立下了个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九》）；此后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这爷俩又联手将宗室藩王打翻在地，彻底杜绝了其染指权力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剩下的“漏网之鱼”就不多了，两汉皇帝只能依赖外戚。自刘彻任命自己的小舅子卫青为大将军以后，这个本为军职的头衔就横跨军政两界，位在三公之上，九卿以下见之皆拜。等到霍光以此名义当政以后，大将军在两汉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
“两汉以来，大将军之官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任出宰相之右。”（《文献通考·卷五十九·职官考第十三》）
而在两汉担任过大将军的，除了两头一尾的韩信、吴汉和袁绍3人外，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外戚。而事实上虽然外戚当政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病，但两汉大多数的大将军还是靠谱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勋卓著的。尤其是东汉自汉和帝刘肇之后的百余年间，初即位的皇帝几乎统统都是黄口孺子，甚至还有吃奶娃娃，若非有大将军的全力辅佐和保驾护航，大汉朝可能早就乱了套，没准还得提前寿终正寝。
可自从出了王莽和梁冀这俩“败类”之后，外戚也逐渐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后者唯一还能依靠的，也就剩下宦官了。于是汉桓帝刘志不惜屈尊与唐衡、单超、徐璜等“五侯”歃血为盟才除掉了梁冀，而汉灵帝更是凭借“十常侍”才能压制住朝野中的党人。
可问题是阉人的名声太差、见识太浅又普遍脑子不太灵光，最要命的是控制不住舆论，于是皇帝重用宦官就演变成了“阉宦之祸”，挨骂是跑不了的，亡国似乎也就成了必然之事。
可事实却是祸国殃民的十常侍刚被铲除，大汉皇帝就从至高无上的位置跌落尘埃，不但成了傀儡，唯一的存在的意义还是让人“挟天子以令诸侯”。
而那些诸侯们，除了刘邦曾要求天下共击之的“外人”，就是刘氏宗藩，唯独没有外戚和宦官。
从这个角度看，刘家皇帝的眼光也算不错。
02
在当前的网络上，汉光武帝刘秀被吹嘘成大魔导师或天选之子，理由大多是牵强附会。事实上无论是王莽、刘玄还是刘永中的哪一个，如果也能得到南阳世家和河北豪强在军政方面的支持，大概率也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并成为最后的赢家。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刘秀能拉到人家的“天使投资”，成功上市后就得出血分红、让出利益，这样的结果显然又不是他想看到的。而两者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度田事件的爆发。
度田事件的实质，就是刘秀试图将被世家豪强兼并的土地和人口，重新变为朝廷能够征收到赋税和徭役——可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在耍无赖。
东汉立国后，刘秀打着优待功臣贵戚的名义大肆赏官封爵，并赐予他们大量的土地和钱财。而后者为此付出的代价嘛，就是放弃手中的军政大权。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功臣贵戚们回家安享晚年去了，成了后人口中的世家豪强；而刘秀则在朝野间一言九鼎，连此前位高权重的三公都成了摆设，朝政大权统统收归由皇帝亲手控制的尚书台。
拿政治权力交换经济待遇，这种情况在历朝历代都不鲜见，典型就如北宋的“杯酒释兵权”。但问题就在于别的皇帝大多说话算话，可刘秀吃到了碗里的以后又觉得锅里的更香，就想自己把所有好吃的一勺烩了，连点残羹剩饭都不给别人留。
当然这也不能说刘秀是错的。毕竟世家豪强兼并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于国于民都是大害。可问题在于世家豪强也委屈啊——我们帮你打江山、为你辞庙堂，结果你连我们最后剩下的这点小钱钱都不放过，你还是个人吗？
于是度田令一下，全国上下就叛乱四起：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
可是作为开国之君，刘秀的威望和意志是不容任何人质疑的。因此他以超强硬的态度对待反对者，先是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对度田令阴奉阳违的诸郡太守十余人统统摘了脑袋，然后出兵坚决平叛，再将抓捕到的首脑人物远迁至遥郡边地，切断他们与本乡本土的联系，从而杜绝其再次对抗朝廷的可能性。
在表面上，度田事件最终以刘秀的胜利而告终，使得政府财政和人口、垦田数量都得到了迅速的增长，并形成了像明章之治这样的盛世景象。但在其背后，却付出了皇帝与世家豪强关系彻底破裂的代价——在帝权大兴的时代，后者只能默默蛰伏，可要是皇帝不争气了呢？
从汉章帝刘炟驾崩以后，大汉朝就陷入了一个怪圈，那就是皇帝非但短寿（除了汉献帝刘协外，活得最久的汉桓帝刘志也不过享年36岁），而且初即位时不但统统都是黄口孺子，甚至不乏像汉殇帝刘隆、汉冲帝刘炳、汉质帝刘缵这样还在吃奶的娃娃。在这种情况下，世家豪强依旧被压制得死死的，刘家皇帝就不得不感激一个令他们又爱又恨的角色，那就是大将军。
这些以外戚身份替他们的女婿或外甥执掌朝政大权的大将军们，有的私德不检，有的嚣张跋扈，有的滥杀无辜，其中还不乏妄行废立、欺负皇帝并最终挂着个“谋逆”的罪名身首异处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骨子里都是维护帝权的，被他们打压乃至杀戮最狠的，大多是对帝权怀有觊觎之心的世家豪强。而对于女婿或外甥，哪怕我们是从结果上倒推，也找不到他们曾试图取而代之的证据。
诸如霍光或梁冀，如果想以王莽为榜样在事实上并没有多大的难度，但他们终究没有走上那一步。
可是皇帝对于权力的独占欲是无法克制的。在力量不足时他们享受着外公或舅子的庇护，可一旦翅膀硬了首先想到的却不是感恩，而是忌惮和猜忌，是欲除之而后快。
这几乎是东汉所有皇帝与大将军关系的结局。
尤其是刘志和刘宏。在铲除了跋扈将军梁冀之后，他们干脆不再信任并抛弃了外戚，转而重用宦官。这就导致了继任的两位大将军窦武和何进直接投入了世家的阵营，还成了倒宦的急先锋。
03
说起阉宦之祸，总让人想起东汉、唐、明这三朝，但这三者的情况却是截然不同的。
中晚唐时的宦官已经完全失控，成为与藩镇、朋党并列的三大势力之一，完全视皇帝如无物，可以任意废杀；而在明朝，公公界的“四大天王”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看似嚣张无比，又是“立皇帝”又是“九千岁”的，但实质上就是朱家皇帝放出来咬人的狗。如果想要收拾他们，统统可以“片纸中出而夜就缚”《弇山堂别集·卷九十》。
而在东汉之前，连“阉宦”这个词儿是否存在都很难说——毕竟入宫服侍皇帝的宦官必须经过阉割这道手续，还是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才正式确定下来的。至于宦官受到重用，则始于10岁即位的汉和帝刘肇，毕竟他摊上了窦宪这么个功勋赫赫又嚣张跋扈的大将军嘛，可以令“朝臣震慑，望风承旨”（《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于是毫无存在感的小皇帝唯一的选择就是跟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宦官报团取暖，后来又是靠着一个叫郑众的宦官诛杀了窦宪，这才得以夺回了大权。
尤其是这个郑众既忠心耿耿又毫无野心，给刘肇以及此后的历任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刘志面临与刘肇相似的困境时，也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宦官为盟友，甚至不惜屈尊与中常侍单超、左悺、唐衡以及小黄门徐璜、具瑗歃血为盟，共同谋划铲除梁冀。
大功告成之后，刘志更是册封五人为县侯、食邑万户、赐钱千万，因此世人皆称之为“五侯”。
刘志驾崩时无子，在皇后窦妙的操纵下刘宏才得以小宗入继大统，压根没有任何威望。于是乎窦妙之父、大将军窦武以及太傅陈蕃完全掌控了朝政大权，并开始谋划铲除宦官。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王甫、曹节等宦官先下手为强发动“九月辛亥政变”，窦武、陈蕃等人均被灭族，窦太后也被迁徙到南宫云台居住，宦官集团取得全面胜利；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司徒刘郃、永乐少府陈球、卫尉阳球、步兵校尉刘纳等人再次密谋诛宦，结果事情败露，刘宏下令将其统统下狱处死。
两次诛宦密谋，看似是党人与宦官集团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但这只是表象。实质上，像窦武、陈蕃、刘郃等世家出身的官员矛头所指的最终目标，正是皇帝刘宏——毕竟像曹节、张让等宦官就算再罪大恶极，那也是皇帝的家奴。在正常情况下刘宏要弄死他们如果屠宰猪狗，可要是换成别人这么干试试？那可是对皇帝尊严最大的冒犯和挑战，被抄家灭族都是轻的。
更何况窦、刘等人所谓的诛宦，可是要发动大军冲进皇宫里去砍人的，这无论在哪朝哪代都是铁证如山的“谋逆”行为，是任何一个皇帝都没法容忍的。
所以换成你我是刘宏，对这等行径、这等人物都只能有且只有一个态度，那就是杀无赦。
说起东汉、尤其是东汉末年的宦官，虽然不比中晚唐，但实际上比明朝的公公们更加肆无忌惮，恶行也更加昭著，但这实际上也是刘志、刘宏这两个皇帝放纵的结果。之所以会如此，并非桓灵二帝真像史书中说的那样昏庸，而是东汉年间的君臣权力之争，远比明朝更加激烈，也更加血腥。
04
从史官的视角，东汉自汉章帝刘炟之后幼主迭出却能安稳的存国百余年，都是那些世家出身的朝廷重臣的功劳：
“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后汉书·卷六十六·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才能说出来的鬼话——这世上确实不乏心怀忠义的君子，但绝大多数人还是被欲望所驱使的求名逐利之徒。东汉一朝早在光武帝刘秀在位时君臣关系便已经宣告破裂了，世家豪强为了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怎么会放过帝权薄弱的大好机会而不去大举收复失地？
只不过先有外戚，后有宦官捷足先登，并在实质上庇护了皇帝，他们就是争不过人家罢了。
等到外戚和宦官都被搞掉，就开始大肆欺凌皇帝并最终亡汉的董卓、袁绍、曹操等人，哪个不是世家豪强出身？
当然世家豪强也不是一伙的，他们之间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甚至说是对头也不为过。
两汉时的世家，定义与后来魏晋至隋唐时稍有不同：
“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如淳曰：‘世家，谓世世有禄秩家也。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第四下》）
也就是说在两汉想成为世家，可不是像后来那样能“耕读传家”个几百年就行了。还得世世代代都能当上官、还得当上大官，最好是像汝南袁氏那样的“四世三公”或弘农杨氏那样的“四世太尉”，才能算是妥妥的阀阅世家。
相对于世家很好理解，豪强这玩意要想整明白就有点麻烦了。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词儿叫“闾左豪右”，这个豪右就是豪强在东汉时的代名词。为啥要这么叫呢？因为秦汉时以25户人家为一闾，而在当时又尊右卑左，所以就让有钱的土豪住在右边，就成了“豪右”；而没钱的穷鬼只好住在左边，就成了“闾左”。
而豪右闾左，则在事实上构成了东汉规模庞大又几乎毫无政治前途的的平民阶层。
可能有人会感到奇怪——平民当官费劲在哪朝哪代都不新鲜，可豪右这种既有钱在地方又不乏影响力的阶层，怎么沦落到跟平头百姓平起平坐的地步了？
这么说其实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在东汉的大部分时间里，豪右的遭遇可比闾左惨多了。
因为东汉人的想法有点奇怪。在他们看来，世家可以家财万贯也可以一贫如洗，但无论如何都是高贵清白的，所以能理直气壮的被察举为官；而豪右哪怕钱多得可以把大汉朝都买下来，也是肮脏龌龊的，所以说啥也不能让这种货色做官。而更奇葩的是，同样的钱放在士人手中就能使鬼推磨，可以买官（在汉末连三公都可以买）、可以赎罪、可以用来换假期（汉官苦逼的一年只有十几天假期，平常还得关在官寺中过集体生活，每5天才放回家一趟“休沐”）；而豪右哪怕拿出钜亿家资弄不好都换不来一个区区六百石。
为啥买不来？难道东汉的官员都是视钱财如粪土的清官廉吏？别扯了！凡是当官的有几个是不喜欢钱的？只不过他们有更好的办法从豪右那里搞钱而已。
终东汉一朝，甭管是世家、阉宦还是外戚掌权，或者皇帝偶尔雄起了，对待豪右都只有一个态度，那就是往死里整。比如汉明帝刘庄就曾专门下诏，为收拾豪右提供政策支持：
“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继世宗《瓠子》之作。”（《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二》）
所以只要大汉朝缺钱了，比如遭灾了、打仗了啥的，或者想搞点政绩了，再或者干脆就是皇帝和各级大臣们想给自己弄点钱花，第一选择就是抄几户“大家”、砍几颗豪右的脑袋，就啥啥都妥了。
豪右为啥这么倒霉？首先就是没个有能耐的祖宗，也就是家世不行或者干脆没有。所以在门第决定一切的大汉朝注定就当不了官，哪怕读书读成郑玄那样的学霸也没用，因为没有任何世家出身的官员会推荐他们。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豪右有钱有人有地，这就意味着力量，而且还是能颠覆世道的力量、令统治阶层最恐惧的力量。
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了这帮土豪的力量——在“云台二十六将”里边就挤满了一大堆货真价实的豪右，不知道砍掉了多少世家的脑袋，又抢跑了多少世家的权柄。而汉末大乱之后，豪右再度崛起，董卓、马腾、张绣、吕布、公孙度、张杨等统统都成了风云一时的“主公”。当然更著名的还是曹刘孙这三位，严格讲其实也都算是豪右出身。
所以老曹大权在握后立即鼓吹“唯才是举”用人方针，其实就是他这个阉宦之后对于世家以“任人唯德”为口实垄断官场行径的犀利反击。当然，这也是导致曹操这位“乱世之英雄”（《后汉书·卷六十八·郭符许列传第五十八》）成为儒生及士大夫眼中的头号奸贼，并在此后的两千年里对其咒骂不休的主要原因。
反正只要是太平岁月，豪右就是个千人憎、万人嫌的角色，因为只有乱成一锅粥的世道才是豪右的乐园。所以甭管皇帝、世家、外戚、宦官们彼此间斗得有多凶，但起码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能让豪右当官，逮住机会还得把他们往死里整。
05
费了这么大篇幅，其实都是在铺陈，说白了就是想讲清楚刘志和刘宏在位时所面对的时局。
总结一下就是外戚不但靠不住，而且还投敌了；世家虽然可能没有谋朝篡位之心，但始终在撬皇家的墙角，想从皇帝手里夺取更大的权力；而宦官虽然很听话也很卖力，但形象太差、脑子太笨还私心太重；至于豪强，那是所有人有志一同往死里整的对象，暂时还没有机会冒泡。
面对这样的局面，若是孝武帝刘彻在世，那肯定是40米长的大刀一挥就将这帮家伙的狗头统统砍了，然后再换一茬人治理天下；若是光武帝刘秀还活着，也能快刀斩乱麻的诛除首恶、压制余党，将矛盾再压制个百八十年。可问题是刘家皇帝早就像老太太过年，再也没有那样的威望和本事，要是刘志或者刘宏敢学他们的祖宗这么干，结果会是怎样？
保证当场驾崩，绝对没有第二种可能。
所以他们只能采取一些相对柔和的手段，比如剥夺那些最激进的结党官员的职务，结果不但掀起了轩然大波，还成了在史书中被口诛笔伐的“党锢之祸”。不仅如此，党人们还以被通缉、下狱为荣，那些没被列入逮捕名单的为此愤愤不平，像度辽将军皇甫规就上书刘志，质问这位皇帝为啥不抓他、是不是瞧不起他这个武夫：
“及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
看看那些被“党锢”了的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徒有“贤名”却没有任何实际能力的“名士”。而这样的名士其实好当得很——先投个好胎就肯定能被举荐当官，然后再借几颗豪强或宦官家亲戚的脑袋立个威，之后要是能被免个职、下个狱就更好了，妥妥的一代名士就新鲜出炉了。
也就是说这帮党人其实就是靠跟皇帝对着干，才得以名扬天下的。可见当时的帝权弱势、卑微到了何种程度。
不管是刘志还是刘宏，都不能算优秀的帝王，在某些方面还很不合格，但他们真不至于像史书中咒骂的那般不堪。
因为东汉王朝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老祖宗刘秀都是依靠“借来”的力量才夺取天下的，此后的皇帝更是一代不如一代，要凭借外戚和宦官的辅佐甚至是保驾护航才能站住脚。
因此可以说东汉就是个帝权从来都没有强势过的王朝，而且这个问题越往后越严重，到了桓灵二帝时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刘宏为啥要卖官鬻爵？因为在当时上至三公、下至斗食小吏的人事任命权都是由在实际上把控了察举大权的阀阅世家说了算。可怜刘宏名为天子，连任命个官员的权力都没有，为啥？因为甭管他提名了谁，谁就立刻会被满朝“正义之士”指斥为“宦党”而身败名裂，要么上任后成天被口诛笔伐干不成事，要么压根都不敢当这个官。
反正正常手续走不成了，名声也臭大街了，还不如拿官爵换俩钱花花，何乐而不为？
像后来刘宏又恢复州牧制，直接导致了汉末诸侯林立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躺平”的选择——既然他在朝廷上斗不过那些“君子”，不如就在地方上给他们再制造出一些对手。
狗咬狗一嘴毛，是不是想想都很开心？
作为一个皇帝，收权和集权是本能。所以刘志和刘宏这么干，本身不能说有什么错。只不过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他们能力的上限，所以桓灵二帝最终不但失败了，还更加激化了矛盾。
于是在刘宏死后，彻底没人镇得住场子了，杀红了眼的世家、外戚和宦官同归于尽，最终让以董卓以及曹刘孙为代表的豪强先后摘了桃子。
就算桓灵二帝选择不反抗、早早躺平，那么黄巾之乱就不会爆发、豪强势力就不会崛起？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这样一来，君子和名士们再想找个事不关己的借口，那可就费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