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常常沿着记忆的隧道回过头去看小时候画在纸上的一张画，那是一张用铅笔勾画、用蜡笔涂染的画，小小的、硬硬的、白白的纸片上稚拙地立着一座彩色的房子。
我小时候并不是一个热衷于绘画的孩子，只是有空儿就爱随手拣起一片纸在上面画树叶呀、小鸡呀、房子呀什么的。房子是画得最多的，可能它在我不经意间，使我潜意识中的一种东西得以显影，证明我是有房子居住的，毕竟我是一个有生存基础的孩子；还可能，它只是一个符号，或者一只翅膀，牵动着我心中看不见的梦。
令我反复回眸的那张画折叠在我九岁的文具盒里，我从今天伸出手去——当然，我要先把积满岁月尘垢的手洗净了——小心地把它铺展在砖砌的课桌上，随着文具盒“啪嗒”一声关闭的声音，其他的声音也被关掉了。那张画在并不平坦的课桌上凹凸着，一副朴素、小心翼翼的样子。
画上的房子是农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常见的那种，尖尖的山墙，倾斜的瓦顶，一道门由两个门扇构成，两只木格窗户位于门的两侧。它只是一个大致的勾画，更为细腻的东西是没有的。而且它的线条带着不规则的颤动，似乎它刚刚被风吹过，或者它像一个孩子一样，刚刚抖着肩膀笑过。
我把前墙染成黄色，门染成红色，窗棂染成绿色，房顶一排排的瓦染成海蓝色，就像一片蓝色的波涛。红、黄、蓝、绿组合到一起，鲜艳活泼。奇怪的是，我又把山墙染成褐色，这是我颇费猜测的，难道这种暗淡的颜色也是一个孩子喜欢的吗？是不是它老早就预言了生活的侧面就像房子的侧面一样有一种幽暗，而且沿着山墙再往里走，与院墙相交处就更幽暗，所以那是我未曾画到的。所谓向隅而泣，大概只能指那类地方了。
那时候我家与大娘家、堂奶奶家合住一个旧式的两进四合院。那四合院已有五百年的历史了，是我们祖上南迁时盖的。大门牌匾上写着“晴岚”，二门牌匾上写着“旅泰”，是极有内涵又庄重又威严的样子。院子内四周的屋门前，都有砖和石条砌就的廊阶——紧挨着屋子的是密密实实的砖，外边以四长溜的石条锁了边。有了廊阶，人们就不会在门前大步流星，总得先停顿一下，然后举步，就像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得先掂量。再粗糙鄙陋的人在这里也会优雅细致起来。有了那院房子，我的祖先们就结束了漂泊的生活——炊烟在那里十分安详地袅袅升起。但以我们这个时代的眼光看，那院房子是老古董了，我的父母也一直担心东屋的后墙会在下雨天坍塌。
我纸上的房子与细琐的事情无关，那时候我是不考虑那么多事情的，它们复杂、头疼，是属于成人世界里的。我在小小的纸片上另辟蹊径，并且由于铅笔略有阻力又立即克服的运行和蜡笔飒飒的舞动而获得了快感。后来我读到了许多画，不仅仅是挂在我家墙壁上那些用以渲染气氛的年画，还有一本本的名画，包括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董源的，徐悲鸿的，拉斐尔的，凡高的，它们给我的一个共同的感觉是愉悦，即使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乔托画的《逃亡埃及》那样伤感的画也不缺少愉悦之感，约瑟带领圣母玛丽亚和耶稣逃往埃及避难途中，颠沛之苦使玛利亚等人面有忧色，但是他们的苦与忧在色彩与线条中呈现出美感，也许这就是艺术的不朽魅力吧。我读那些画通常是在疲困之时，斜依在床头，看它们是用来解乏的、消遣的。
九岁的我虽然远非艺术家，却有着与艺术家相似的童心，相似的超然物外，而且我的房子还因为稚拙而不断成长。我每一次回眸，它都长大一点。我经历着世事，我总把我经历的事情在凝望它的时候融进它看不见的纤维里。比如二十岁那年，我看见它的屋脊茁壮起来；二十五岁那年，我看见它蓝色的瓦顶像是荡漾着一种恋情；三十岁那年，我发现它的两只窗户有些忧郁的神情。
世上的事情谁能解读？回头看看我九岁的纸上的房子，它那紧紧关着的两扇门像嘴唇一样，有了欲说还休的意思。也许它从一开始就在胸中含有深意，只是我现在才识得。但相对于我，相对于我这个仿佛越来越多地灌了铅一样往下沉的凡间女子，它始终是个长袖轻拂、飘逸洒脱的仙子。它脚下的一张纸是一团洁白的云，为它过滤了凡间的俗事；它的色彩，它的线条，又使它永远那么纯净，天真，新鲜，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