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重生都是主动的选择。事实上，我越来越倾向于认定，刚才已经说过：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活着的根本方法，就是看他是否有意愿、有能力做出主动的选择。
在这几个过程中，帮我渡过，或者准确地说，抗过那些艰苦的，是这么几个观念：
没人知道你的苦。所以，坚决不要抱怨。
没人害你，你也可能很倒霉。
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差一点成功了。
关键时刻，不要掉链子，没人能帮你，只有靠自己。
情绪这东西，百无一用，行动才是必须的。
这个话题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很久，人生中太多这种时刻，都深刻地影响了我，当时一定有很多地担心和恐惧，艰难和困苦，回头看，却觉得那些时刻那么地美好，因为那是重生的重要时刻。就好像是蚕破蛹而出，化成蝶的艰难和美丽。
我出生在农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姑姑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给了我很多呵护，爱。我在生活技能方面的发展极度不平衡，我很早就会烧火做饭，可我直到高中前都没有洗过衣服，我上大学前更是从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所以我有很多弱点和恐惧。一个人不敢出门，就是我的弱点之一。
我的大学在秦皇岛，第一次报道是爸爸坐火车送我到学校。
我常常感觉从我家出发去火车站的路途，比从坐上火车到学校的路途还要远，这个远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物理距离的远近。因为我家在农村，我需要先坐爸爸的摩托车或者拖拉机（大约半小时）到乡政府所在地，然后坐城乡公交客车（大约1个半小时或者半小时）到阿城（或者平房），再换城市公交车（半小时或者1小时）到达阿城火车站或者哈尔滨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再买票上车。
因为城乡公交客车一天中也就早中晚三趟，车次少，时间久，爸爸每次都是直接送我到平房，然后我再坐城市公交车自己去火车站。就因为爸爸多送的这段路，我一直觉得我比我的同学幸运。我也一直在心理上定义自己是个有人爱有人遮风挡雨的幸福的孩子，不愿意长大。
大二时的十一放假，我从学校回家。那次回家，爸爸说让我从阿城火车站走，这样爸爸可以直接送我到火车站，据说阿城火车站买票的人少，所以容易买到票。
就在我临走的当天，有人跑来告诉我们，说我的姥爷骑自行车时摔倒了，现在神智不清，不认人了。我们都跑过去看姥爷，他坐在炕上，好像在笑，又像在说什么，问他我（我妈，我爸……）是谁，他就糊涂，说不清楚。然后大家就张罗着送姥爷去医院，那时距离我去火车站还有2个小时，爸爸妈妈都顾不上我了。于是让我跟着送姥爷去医院的车，从乡政府所在地下来，自己坐客车，再转车去火车站，自己回学校。
我当时知道姥爷病情危急，和姥爷的病情相比，我去火车站只是小事，我只能靠自己。我心里告诉自己说，我不能给家里添乱，我要靠自己，平安到校，让父母放心是对他们的最好支持。于是我故作坚强地说没问题。阿城火车站很小，脏乱差，人员也很复杂。我径直走到问询处问好上车的地方，就找个角落位置坐下来。心里害怕得发抖，看看周围都像是坏人，于是我决定不是必要绝不开口，也不和任何人眼神接触。现在想想那时是因为缺少锻炼，心理上不自立。
到学校后，我急急忙忙打电话回家问姥爷的情况，妈妈说已经好了。一个学期每次问到姥爷的情况，妈妈都说姥爷好了。我也没有任何怀疑。
寒假回到家，才知道，就在我离开的那天，我们永远地失去了姥爷，据说整整一个冬天，只要一提起姥爷，妈妈就哭红眼睛。
我选择不哭，我选择不抱怨父母，因为他们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我选择不做弱小，只能被照顾的孩子，我选择依靠自己。
那一瞬间，我清楚地听见自己的骨骼生长的声音，心理上的那个孩子瞬间就长大了。如果说那一次去火车站，我是被迫自己去的，以后我去任何地方，我觉得我都能选择自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