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参加了教育局组织的“支教”活动，来到一个边远的农村中学教书。由于缺少老师，学校安排我教初一的历史和初二的政治，两个级部、两门课程。好在这两门课程我以前都教过，便爽快的接受任务。
万万没想到开学第一个周，我便被初一历史给打败了，打败我的不是孩子们的天真，而是“无知”。第一课讲得是“我国境内的远古居民”，课本只讲到了位于北京境内的“北京人”、“山顶洞人”和位于云南的“元谋人”。我还没有往外扩展，孩子们就懵圈了。不知道黄河流域在哪里，不知道长江流域在哪里，更不知道云南在哪里？离开了地理的历史就好像干巴巴的树棍子，没有了形象感。无奈，我只能告诉孩子们：你们只管背过就可以了。于是，他们就使劲的背过。
课后与办公室的老师们交流，他们都笑我不了解学情：这个地区没有任何企业，所有的老百姓以种地和烤大棚为生，家长根本没有时间去管孩子的学习，连孩子的衣服都没有时间洗，好歹能吃上饭就不错了。孩子们的知识面非常狭窄，能考上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不要指望孩子们能像县城的孩子一样接受知识的能力很快了。但是这里的孩子有一个优点就是，比较好管理，听话。
课余时间我问了班里的学生是否出去旅游过，大部分学生到现在没有出过莱西，班里只有2个学生曾经跟随父母外出旅游，其中一个还是到外地走亲戚顺便旅游的。不要说走出去，就连读的课外书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学校里面读过的书，他们很少看书。放假期间有条件的父母会把孩子送到托辅班，托辅班里的老师大部分是看着写作业，偶尔会让大家读书。没有上托辅班的学生大部分是在家看家或者到大棚帮忙。对于学习，家长只要考个好分数。所以，这些孩子的基础知识非常扎实，但是稍微需要发表一些自己观点的就傻眼了。
记得在以前在县城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讲到隋朝大运河，有个学生自告奋勇要给大家讲。他不但把大运河的修建背景给讲了，还讲到了大运河在古代的运输作用，以及今天的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文化意义。问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些知识，他说去旅游的时候导游说的。那节课，他是老师，我是学生。
昨天看到一位书友写的文章——《我花了二十年，上了一所别人落榜才来的大学》。文中写到，作者的大学同学中有很多都是家境非常好的富二代、官二代，他们的受教育资源广，家里大人的眼界宽，各种熏陶、各种辅导，因为没有考上清华、北大，落榜才来到这所大学。而作者却花了二十年的时间，用了两辈人的努力才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
看后感到深深的无力感，文章引发了群内关于“阶层固化”这个话题的讨论。有人说：“很多时候都在迟疑，是选择继续呆在北上广深，还是回老家过没有压力、没有竞争的温饱生活？”有人说：“我们各种努力仍然拼不过那些官二代、富二代，非常不平。”有人说：“这没有什么不平的，别人的父辈付出了努力，下一代可以少一些拼搏。我们的拼搏从这一代才开始不正是为了下一代再少一些努力吗？”大家的各种发言无非证明了这一点：阶层固化正在来到。
其实阶层，自从有了国家就开始存在。在动荡的社会里，阶层的流动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越是在一个成熟、稳固的社会，越容易形成阶层固化。
美国也有阶层固化。我们可以通过图片看到，美国人的房屋非常有意思，富人区和贫民区只差一道墙，但是这道墙却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富人区里面的各种设施齐全、安全有保障，人们受教育的水平和修养也非常高。而贫民区里面各种强奸犯罪、吸毒打架滋生。贫民区的孩子几乎没有愿意读书的，即使有凤毛麟角因为读书改变命运的家庭，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离贫民区。你看，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阶层的流动都是困难的。
上层的阶层好比是一座城堡，城堡里的人为了能够维护城堡的稳定和安全，必然会想方设法的设置各种各样的门槛，阻止外来的人进入。当然，若是城堡里的人自身不够努力的话，也会被挤出去。
中国自隋开始，为了能够选拔有才能的人进入到上层，采用了分科考试的办法，中国的科举制正式出现。科举制的出现，无疑给下层人带来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于是，但凡家中有点积蓄的，都会让孩子去读书，以期待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尽管“科举取士，不过十之一二”，很多读书人也是一辈子“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只为了“一朝成名天下知”。
到了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今天，尽管我们的孩子们都在读同样的书，都在受同样的教育，然而“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出现固化。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自1978——2005年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占三成，2000年至今只占一成。我国重点高校的教育机会，越来越偏向了那些拥有优越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社会阶层子女。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子女相对进入了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薄弱的学校。
可以说，阶层复制的陷阱似乎正在形成，阶层的封闭循环和贫困的代际传递，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了。在这个稳固的社会形态下如何才能改变命运，或许才是我们该深深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