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上下班期间的交通拥堵程度在全美仅次于波士顿，我曾经在下班高峰期行走在华盛顿的街头，政客们的车从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办公楼里加速开出，加入龟速移动的车龙。消防车闪着红灯按着声浪巨大的喇叭，挡在前面的黄色的士无路可去，四周都是等同于静止的车，喇叭声似乎有传染性，在白宫外面的街道上此起彼伏。华盛顿不断攀升的楼价和租金把住户往更远的地方驱逐，临近的郡也早就被塞得满满当当。7月的傍晚，我在亚历山德里郡的某个小区刚停下车，拖车已经在旁边虎视眈眈，我赶忙下车说明只是临时停车才幸免于难。
费尔法克斯郡，距离华盛顿大约40分钟的车程，通过我表妹的关系，我在郡里的一个公寓暂住了一段时间。期间，附近的洲际公路在整修，新的写字楼在建造，旧的住宅被推倒翻新，一切都在缓慢地进行。
我的车从洲际公路下来，停在了公寓前，客厅里的椅子都是餐馆里的大酱油桶，垫上信箱里的分类广告，高度正好。星期天的中午他们都在餐馆上班，我张罗了简单的午饭，坐在桶上吃着。屋子有两个房间，我睡在客厅，其中一个房间里住着洪都拉斯来美国打工的堂兄弟两个人，莫里和他的堂哥，另一个房间住着他们的华人老板卢先生。
莫里是一个很憨厚的人，是餐馆里的铁板烧师傅。他几乎不会说英文，但是经常对我飙出一大串西班牙语，似乎我能听懂一样。我们在公寓里聊天主要依靠肢体语言，他懂的几个英文单词和我学的几个西班牙语单词，指手画脚比划一通，两个人相互点头，依然不明就里。一天夜里他们下班回来，我们坐在客厅的桶上通过翻译软件聊了起来。
“在美国工作太累了。”他用蹩脚的英语混着西班牙语说。“老婆孩子也不在身边。”
“在洪都拉斯工作会比较轻松吗？”我问。
莫里的堂哥相对而言比较沉默，戴着一条银链子，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他们两人来美国已经7年了，期间并没有回家。来美国之前他们在家附近的一家制衣厂工作，工厂24小时运转，莫里当时上夜班，从晚上8点到早上7点，中间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那还不如在美国呢，起码工资高一些。”我说。
“可能下一年，我们就回家不干了。”莫里点点头笑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回家开个卖墨西哥玉米卷的饭馆。”
卢老板告诉我，寂寞是他们想离开的美国主要原因。洪都拉斯犯罪暴力泛滥，谋杀率在过去十几年从来没有掉出过全球范围内的前三，肥上瘦下的独裁者让许多底层的洪都拉斯人跋山涉水逃离这个国家。他们穿过国境到达危地马拉，从危地马拉穿过整个墨西哥到达美国的边境。美国并不是伊甸园，但是逃离洪都拉斯到美国打工成为了底层洪都拉斯人的出路。
大部分新到的移民在美国的“文明”社会中格格不入，背后庞大的故事跨不过语言的障碍，他们沉默地生活，点上一盏夜里的灯，灯光穿过北美大陆，映出他们家人的身影。我没有办法无成见地对待所有人，但总希望能多一些理解。
与其他的中南美裔务工者不同，兄弟俩比较宅，他们每个月定期汇款回家，支付孩子的学费和家人的生活费。莫里年纪最长的孩子正在上初中，他与家人每天晚上视频聊天，但中南美洲的留守儿童问题，几乎无法解决，这些孩子的父母外出务工后，可能十年都无法回家一趟。兄弟俩上午10点开始工作，晚上10点左右回到宿舍，与家人视频，玩手机，休息日到附近的超市买点日用品，年复一年。
“他们每周还能休息一天，我连一天的休假都没有。”卢老板提起这件事情满脸疲态。
卢老板把我们带到超市，几个人站在彩票自动贩卖机面前买刮刮乐，每张的价格从1到20美元，最高彩金可以达到200万美元，我们数着手里的几张钞票，放进了机器。对于他们而言，买彩票等于购买一个可有可无的盼头，或许哪一天幸运降临，一切决定都会变得轻而易举，理所当然。
“可别把你们辛苦挣的钱都花掉了。”旁边的一个顾客看着我们说。
卢老板得知他们有离开的念头便和他们聊起涨工资的事情，莫里笑着不知道怎么回答。远离家庭到美国务工的人，往往在美国建立了另一个家庭，但是莫里兄弟俩没有这么做，他们在餐馆努力地工作，偶尔盘算一下墨西哥玉米卷饼的小餐馆。
“洪都拉斯那治安，还是让他们待在这吧。”卢老板不止一次和我提起。
我收拾好碗筷，电话响了起来。我的朋友丹说着广西口音的普通话，询问我明天吃饭的事情。我本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想不到他一直记着。
“不是说好了吗？他有些惊愕，嘟囔了一句。“我和同事说好了，明天他和你弹弹吉他。”
次日傍晚六点，我到达瀑布教堂市，在约定见面的火锅店坐了下来。美国东部的阳光依然热烈，温度相对前几天降低了些，外面的停车场终于在周一得到了些许空闲。马路对面的永发海鲜酒家供应广式的早茶点心，学生时代的周末，偶尔与朋友驱车几个小时到这里喝早茶，然后在附近的亚洲超市采购一番。宜家正好在回去的路上，一行人就到里面看看家具，幻想以后房子的装修和布局。我常挑点顺手的厨房用具，慢慢地积攒了一堆，但临近回国不得不连同其他的日用品扔掉或者贱卖，有些好看的物品还在记忆里，不过实物早在垃圾处理场转换成了另一种形态。
第一次见到丹是在2014年的年末，我和他以前的室友相熟，大家就混到了一起。他被我们戏称为新来的非主流，齐刘海，喜欢自拍。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的交集大多都在小团体内，单独交流的机会并不算太多。
15分钟之后，丹穿着T恤，短裤，红色的乔丹拖鞋坐到了我的对面。我说起一个月前见面的情景，晚上11点刚过，他已经哈欠连天，几乎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10点钟一般就上床睡觉，太困了。”丹拿起一个羊蝎子。
他是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工作忙碌，经常需要在工地现场监督施工进度，周末偶尔打打羽毛球，买菜，健身与同事聚餐，已经进入了很稳定的生活方式。说起未来他没有非常明确的选择，在回国和留下来之间犹豫。
“时间还早，过两年再说吧。我那辆二手车也打算一直开，直到坏掉为止。”丹也有过换车的冲动，但是面对不确定的定居地，相对简单易弃的行囊更利于行走。
晚饭过后，我们到达了他同事的临时住处。
“公司准备把这座房子推倒重建，新建的房子已经有人预定了，售价在200万美金左右。”丹告诉我。我看着周围那些相对老式和不起眼的房子，他们公司对附近房地产市场的预测似乎信心十足。
“我听说房地产商买了老旧的房子推倒重建后，附近的房子很快也会被买下来，整个社区改头换面的日子也不远了，这个区域的房价几年后能涨不少。”我对丹说，他没有否定，但也没有肯定。
我和他的同事弹琴唱歌，他在旁边听着，录了几个视频，玩玩手机，依然是十点过后开始犯困。就像我所知道的一样，他不是一个享受孤独和寂寞的人，但他并不渴求聚会中的存在和参与感。夜晚匆匆地结束，我和丹相互道别，在夜色中我驶过一些熟睡中的街道，明天一早，丹会一如既往地融入忙碌的人群，把黑暗中的街区踏亮。
离开费尔法克斯的当天，我到卢老板的餐馆与他们告别。从厨房出来后，我拎着透明的大塑料袋走到收银台。塑料袋里面的矿泉水瓶装满了油盐糖，表妹鄙夷地问我能不能换个好点的袋子，我告诉她这是流浪汉的标配。
“一路平安，滚吧。”顾客来了，她挥手对我说。
后记：
“中美洲连接南美和北美，国家包括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伯利兹。部分危地马拉，伯利兹和洪都拉斯的劳工会想方设法偷渡到墨西哥境内，非法地爬上货运火车开始大约2334公里的跋涉到达美国边境尝试偷渡。由于偷渡客只能在火车顶部活动和睡眠，常常会发生掉落火车被碾死的事故，火车上犯罪抢劫强奸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货运火车也被称为“野兽”或“死亡火车”。
大部分偷渡客进入墨西哥的方式并不合法，墨西哥的警察也存在盘查后洗劫偷渡客的情况。沿途的慈善组织会为攀爬火车的偷渡客提供饮食、医疗援助和临时的住处，并规劝他们放弃或告知注意事项。偷渡客到达美国边境后通过各种方式绕开边防，有些偷渡客尝试横穿沙漠进入美国内陆而渴死在其中，尸体在几个月后才被发现。
奥斯卡提名纪录片《哪是回家的路》(Which Way Home) 跟踪拍摄了几个的少年攀爬“野兽”尝试偷渡的经历，掀起了美洲日夜中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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