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生门》作为一则短篇小说，内容极短，但理解起来却不太容易。本文较大的篇幅都在介绍日本文学，我认为日本文学中蕴含的独特的美学思想才是打开其作品内涵的一把钥匙。”

日本文学中的死亡美学

《罗生门》是芥川龙之介于1915年（日本大正4年）发表在《帝国文学》上的一篇短篇小说。在这之后，芥川龙之介将其创作的短片小说集也取名为《罗生门》，除了《罗生门》这篇小说，其中还囊括了像我们所熟知的《竹林中》、《地狱变》等。

芥川龙之介被誉为“文学鬼才”，外界评价他的作品“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开拓了一个不曾有过的领域”。《罗生门》取材自日本古典故事，篇幅很简短，只有三千多字，但这篇小说在芥川文学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很大数量的日本文学作品阅读起来会有一种很“丧”的感觉，作品字里行间弥漫着病态与死亡。像三岛由纪夫、太宰治的某些作品完全就像是自说自话，在自己的世界里痛苦挣扎。充斥在网络各个角落的一句“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就出自于太宰治的《二十世纪旗手》（并非出自《人间失格》，且是太宰治引用寺内寿太郎的绝笔）。

这句话在网络上走红，并被频繁地引用，用来当作个人的标签，不免显得滑稽可笑。似乎一夜之间，不带点悲伤忧郁的气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了，这着实有点无病而呻吟了。但在日本文学中，这种丧文化，或者说死亡美学是否也是在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呢？

我伪装成骗子，人们就说我是个骗子。我充阔，人人以为我是阔佬。我故作冷淡，人人说我是个无情的家伙。然而，当我真的痛苦万分，不由得呻吟时，人人却认为我在无病呻吟。——《斜阳》太宰治

直白地来讲，日本文学中看似病态的文字，其实是作者真的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这种“病”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比如我最近要写的卡夫卡、伍尔夫也是如此。伍尔夫的作品晦涩难懂，说白了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思维跟作者完全不在一个轴上，意识流手法表现出的景象跟我们用眼睛所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

这种独特的美学思想在日本文学中显得更为密集，而这又是与日本文化相辅相成的。日本文化的特点是物哀、幽玄、侘寂，这之中又以“物哀”较为突出。这三个词语是不能用汉语的词义来对应的，“物哀”的概念来源于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1001～1008年）。

《源氏物语》主要表现在去追求人性的真实，这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定下了基调，而“物哀”表达的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有感而发，类似于睹物生情， “物哀”并不只包含消极情绪，也不等同于颓废意识，这种情感或喜悦、或悲哀、或恐惧、或愤怒、或思恋、或憧憬。

这是一种审美特质，是对生命富有的感性而细腻的认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文学中朴实无华的文字却可以展现出极其细腻的阴柔之美。如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如果把他的作品撕去封面只看内容，纤柔、秀丽的风格会很容易被错认为是女性作家的作品。

基于这种感性细腻的认知，外界环境稍有的微妙变化对内心造成的一丝涟漪也会被无限地放大出来。死亡美学的兴起又要与日本历史和社会大环境联系起来，战乱或是自然灾害后混乱的社会秩序在作家身上造成的创伤更甚。而武士道精神也改变了日本人民对于死亡的认知。

以死亡的方式去求取精神的完善。破碎、绝望成了对美的追求。死亡意味着干净漂亮地让一切归零而终止，他们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要以干净漂亮地方式结束。如本应是作家创作的最高峰时期却选择自杀的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太宰治。

作为日本“无赖派”代表人物的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他们的作品本质上都意在表述对社会、对权威的讽刺与反抗。但面对黑暗不堪的社会，对现实的绝望，唯有自杀去寻求精神的完善。所以往往我们看到的以为病态的文字实质上是病态社会的折射。

一口好牙和一个强健的胃——便是我对你的期待！只要你受得了我的书，我们就一定合得来！——《快乐的科学》尼采

独特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一个独特的世界，病态的文字逼迫着我们不得不去直面世间的虚无。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当我们了解生活的真相后仍然能保持热爱生活的勇气，在经历过无比的黑暗之后依然坚信世界是美好的，这才是作品的价值所在。希望大家都能有一口好牙和一个强健的胃。

无可规避的恶

《罗生门》描述的是“家将”在一个夜里从好人变成坏人的心理演变。罗生门是日本京都罗城的城门，后来通常被借指人世与地狱之界门，事实与假象之别。

我看的最多的是鲁迅的译本，个人认为鲁迅的文字较为贴合这怪诞吊诡的故事和阴森恐怖的氛围，具有一定的日本叙事风格。

“乌鸦啄食死人的肉；昏沉的云雾；朱漆柱上的蟋蟀；腐烂地臭气；胡乱抛着的死尸。”

文章开篇是一大部分的场景描写，每一句话都弥漫着强烈的阴森之气。《罗生门》发表于1915年，此时的日本，资本主义高速蓬勃发展，同时又是一个天灾人祸的乱世。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处于京都的罗生门附近都已经是格外的荒凉。

此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互疏远变得陌生，善、恶、虚、实模糊不清，一切都被孤立，看不到任何人性的真诚。在这样的背景下，芥川写下了一个吊诡的故事。

老妪拔下死尸上的头发拿去做假发；年轻女人把蛇肉晒干当作鱼干拿到军营里售卖；家将剥下老妪的衣服绝尘而去。

如果孤立地去看待亵渎、欺骗、抢夺，毋庸置疑他们所做的都是恶事。但他们却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老妪拔下的头发是卖蛇肉的女人尸体上的，家将抢夺的是拔死人头发的老妪身上的衣服。

“拔死人的头发，真不知道是怎样的恶事呵。只是，这里的这些死人也是活该的人们”。因为年轻女人生前也做过恶事，老妪便对自己拔头发的恶事心安理得。看到这里，我们也许会稍有迟疑，但判断过后仍会认为老妪的做法是恶的。

但如果他们三个人都是迫于生存而不得不做的呢？

“我呢，并不觉得这女人做的事是恶的。不做，便要饿死，没法子才做的罢。那就，我做的事，也不觉得是恶事。这也是，不做便要饿死，没法子才做的呵。”

一个合理的解释，恶行也可以顺理成章，在生存面前，似乎一切也都能被原谅，按照老妪的逻辑，“那么，我便是强剥，也未必怨恨罢。我也是不这么做，便要饿死的了”。家将剥下老妪的衣服，将她猛烈地踢倒在死尸上。一场雨的功夫，家将完成了从善至恶的转变。

决定行为的既非善良也非罪恶，而是自己的好恶。芥川将“家将”置于这样一种选择当中，彻底剥掉道德的外衣，使我们不得不直视赤裸的人性。说到底，生存才是普罗大众直面的问题，圣人不常在。

“恶”也是会传染的，“人人都在做恶，我也不妨做恶”，如果人人都在效仿罪恶，拿别人的罪恶来掩饰自己的罪恶，藉所谓的说辞来欺骗自己的内心，那总有一天罪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这在当今的社会也是普遍存在的。

人从本性上就是护短的，有勇气坦然接受残酷的人才是大写的人。芥川在描述人性的善良与道德的力量时依然流露出悲观主义的态度，他认为道德和理性在今日已经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利己之心总是促使人们做出可怕的事情。

到底是社会的恶摧残了人的善，还是人的恶灭绝了社会的善。芥川以敏感的心感知人性，用他锐利的眼睛洞察人性，在罗生门下，他把人们赤裸的人性放在舞台中央，使之暴露在聚光灯下，使人们逃无可逃。一个人可以不去逼迫自己做好事，但可以选择不做坏事。

不过我用刀杀人，你们用手里的权利、金钱，甚至是阳奉阴违的几句话，就能杀人，当然不一定要见血，人虽活着，可这也是杀人呀。——《竹林中》芥川龙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