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汉成帝绥和二年(甲寅,公元前7年)

  春季,正月,成帝前往甘泉,在泰祭天。

  二月,壬子(十三日),丞相翟方进去世。

  当时星象显示火星进入心宿天区,李寻向翟方进上奏记说:“对付变化的权术,您都自己清楚。过去多次禀告,营室宿、东井宿、火星显示征兆,变化动静露出端倪,山川水泉,违反常理显示灾患,人民流传谣言却有了应验。这三件事已得应验,可说让人寒心。今摄提星,右摄提三星扬起芒角,枉矢星(类似流星)正中弧心,天狼星张起芒角,天弓星发出光芒,金星越过武库(言历武库则兵起),土星沉没不见,火星(又称荧惑)守舍(守心)三十日,死亡的日子,近在朝夕。您上无怀忧救助天下的功德,下无推辞谦让避让贤人的实效,想要身处高位,做无功德的臣子来保全自身,难啊!大责罚一天天加深,怎么能只保证仅有被斥逐的结果?你全府有三百余人,希望您选择那些合适的人,共同尽心竭力保全节操转凶为吉。”

  方进很担忧这件事,不知该怎么办。适逢郎贲丽擅长观测星相,说大臣应该承担此责任。皇上于是召见方进。方进回来后,没来得及自杀,皇上便赐文书说:“皇帝问丞相:您有孔子的心志,孟贲(古代的勇士)的勇力,我好心和您同心一意,希望有所成就。只是你登位十年,灾害一起降临,人民遭受饥饿,加上疾病瘟疫淹死,关门的锁闩自行丢失,失去了国家的守卫,盗贼众多。官吏民众残忍凶暴,殴打杀害良民,审理和判决案件一年年比以前多。上书言事,在道路上就互相交谈,内怀奸恶结为朋党,相互隐瞒藏匿,都丧失了忠诚的心志,众下臣骚动不安,互相嫉妒,这些过错的责任在哪里?观察你的治国,没有想要帮助我使人民富裕安定的善念。最近郡国的粮食虽然大多丰收,百姓不够吃的还有许多,去城郭守卫的人,没有能够全部返回,我早晚未曾忘记此事。我希望以前的财用,能和现在一样,百姓的用度各有定数。你不均衡多少,都听从下属的进言,用度不够,便上奏请求权宜增加赋税,征收城邑及旁地园田的税,以钱代役,按马牛羊的头数征税,增加盐铁的赋税,变化更改没有常理。我既然不清楚,根据上奏同意实行。后来评议的人认为不方便,诏令传达给你,你说卖酒糟,后来请求停止。没到一个月,你又上奏书要卖酒糟。我实在奇怪你,为什么总抱着随俗的计策,而没有忠诚坚固的心意,将要凭什么来辅佐我指挥众下臣呢?而你想要久占显赫尊贵的地位,难道不困难吗!经传上说:‘居高而没有凶险,是能长久保有尊贵的途径啊。’我想要撤去你的官职,还不忍心。你要仔细考虑周密的计策,杜绝奸恶的本源,忧国如忧家,致力于安定百姓来辅佐我。我既然已经悔改,你也要自己反思,努力进食尽心尽职。我派尚书令赏赐你十石好酒,一只牛,你仔细考虑吧。”

  方进当天就自尽了。皇上隐瞒了赐信之事,派遣九卿把丞相高陵侯的印绶赠给方进,又赏赐车辆棺材,在少府内张设供具,屋柱门槛都包上白布。皇上多次亲自前往吊唁,礼仪之隆重,赏赐之多和其他宰相的旧例不同,前所未有。皇上赐方进谧号为恭侯,方进的长子翟宣继承了他的职位。

  司马光说:晏婴有句话说:“天命不容怀疑,命运只有一个,无法改变。”祸福降临,难道可以转移吗?从前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将灾祸转移到大臣身上,说:“把心腹的疾患,转移到四肢,有什么好处呢!”假如灾祸可以转移,仁慈的君王还不忍心那样做,何况不可转移呢!假使翟方进罪不至死而诛杀了他,以承当天变,这是诬蔑上天;假使翟方进有罪应当处以死刑,却秘密诛杀,又赐以厚葬,这是欺骗人心。孝成皇帝想欺天、欺人,但最后并没有好处,可以说是不知天命。

  三月,成帝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丙戌(十八日),成帝在未央宫驾崩。

  成帝一向身体强壮,没有疾病。当时,楚王刘衍、梁王刘立来京朝见,第二天早晨就要辞行归国。成帝铺设帷帐,宿于白虎殿。成帝又想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好侯爵的印信,准备了封拜诏书。黄昏和夜间,还一切平静如常,清晨,成帝穿裤袜要起床,突然衣服滑落,不能言语,当计时的昼漏到十刻时,成帝驾崩。民间喧哗,都归罪于赵昭仪。皇太后诏令大司马王莽,与御史、丞相、廷尉一起追究审理,查问成帝起居和发病的情况。赵昭仪自杀。

  班彪说:我的姑母曾在后宫充当婕妤,她的父亲、兄弟都在宫廷皇帝身边侍奉,他们多次对我说:“成帝善于修饰仪表。上车后端正地站立,不向内回顾,说话不急,不指指划划。临朝时仪态深沉、平静,象神一样尊严,可称之为肃穆温和的天子之容。成帝博览群书,融贯古今,对臣下直率的言辞,能宽容接受,公卿的奏议有可称道的内容。正逢承平之世,上下和睦。然而,他耽于酒色,使赵氏秽乱于内宫,外戚擅权于朝廷,说起来令人叹息!”建始元年以来,王氏开始执掌国家命运,哀帝、平帝都短命,于是王莽篡夺了皇位。王氏的威福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成帝驾崩当天,孔光在大行皇帝灵柩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信、绶带。

  富平侯张放听到成帝驾崩的消息,追思仰慕哭泣,悲痛而死。

  荀悦说:张放并非不爱成帝,而是光有爱,没有忠。因此,爱而不忠,是仁义的大害!

  皇太后下诏:恢复长安南北郊祭祀天地大典。

  夏季,四月,丙午(初八),太子即皇帝位。拜谒汉高祖刘邦的祭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大赦天下。

  哀帝即位之初,亲自厉行节俭,减省各项费用,政事由自己裁决处理,朝廷上下一致希望能天下大治。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太皇太后下诏,命傅太后、丁姬每十天一次到未央宫探望皇帝。

  哀帝下诏询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应当居住在什么地方才合适?”丞相孔光素来听说傅太后为人刚强暴烈,工于心计,善于弄权,哀帝在襁褓中时,便由她抚养教导,以至成人,哀帝能继位,她又出了大力,孔光担心傅太后会干预政事,不想使她与皇帝早晚接近,于是就建议说:“定陶太后应另行修筑宫室居住。”大司空何武却说:“可以住在北宫。”哀帝听从何武的建议。北宫有紫房复道通到未央宫,傅太后果然从复道早晚去哀帝住所,请求哀帝加封她尊号,提拔宠信她的亲属,使哀帝无法以正道行事。高昌侯董宏迎合哀帝、傅太后的心意,上书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来是夏氏,后来庄襄王被华阳夫人认为嗣子。等到继位后,夏氏、华阳夫人都被尊称为太后。应该尊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哀帝把此奏章交给有关官署讨论,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主管尚书事师丹联合上奏弹劾董宏说:“董宏明知皇太后是最为尊贵的称号,现今天下一统,他却援引亡秦的事例作为比喻,贻误圣朝,这不是应该说的话,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哀帝新继位,态度谦让,采纳了王莽、师丹的意见,把董宏免官,贬为平民。傅太后勃然大怒,要挟哀帝,非要称崐尊号不可。哀帝于是转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同意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五月,丙戌(十九日),立傅氏为皇后,她是傅太后堂弟傅晏的女儿。

  哀帝下诏说:“《春秋》说,母以子贵。所以应尊定陶太后为恭皇太后,尊丁姬为恭皇后。各自设置左右詹事,采邑如同长信宫皇太后和中宫皇后。”同时追尊傅太后的父亲为崇祖侯,丁姬的父亲为褒德侯。封哀帝舅父丁明为阳安侯,舅父的儿子丁满为平周侯,傅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孔乡侯。又封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后下诏命王莽去职回府,以让权给哀帝的外家。

  王莽上疏请求退休,哀帝派尚书令给王莽下诏曰:“先帝把政事委托给您而离开了群臣,朕得以继承皇位,确实深自庆幸能与您同心合力。现在您称病要求引退,显得朕不能奉承顺从先帝的意思,朕很悲伤。朕已下诏给尚书等待您来主事。”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告诉太后说:“皇帝听到太后的诏令,很难过。大司马如不留任,皇帝也不敢主持朝政。”太后于是令王莽重新辅政。

  汉成帝时代,靡靡之音特别盛行。以致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流,都以富有闻名于世。皇亲国戚甚至与天子竞赛女乐。哀帝在当定陶王时,就对这种风气十分厌恶,生性又不喜好音乐,于是在六月下诏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抛弃郑国音乐,郑国音乐太淫荡。’兹撤销乐府官。经书上记载的郊祀大典的音乐以及古代兵法武乐,不属于郑国、卫国的音乐,由其他官署管理。”裁减人员超过一半。但是百姓受靡靡之音熏染的时间很长了,又没有制定其他高雅的音乐来替换,因此富有的官吏百姓,依然沉湎其中,一如往昔。

        刘歆,字子骏,小时候因通晓《诗经》、《书经》,善写文章,而被成帝召见,成帝让他在宦者署候命,成为一名黄门郎。河平年间,刘歆同他父亲刘向接受成帝诏令,主持校勘皇家所藏的书籍,解释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向死后,刘歆又被任命为中垒校尉。哀帝刚即位时,大司马王莽因刘歆乃宗室子弟,且有才有德。举荐他担任侍中太中大夫,不久,又晋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此时的刘歆地位显贵而为哀帝所亲近。

          哀帝命令刘歆负责审核校对儒学《五经》,完成其父刘向未完成的事业。刘秀于是汇总群书,编成七略上奏,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记录书目的共有六略,包括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叙述诸子的,分为九大流派: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他认为:“九家都兴起于王道已经衰微、诸侯以实力为政的时代,当时的君主们的喜好厌恶大不相同,因此九家学派同时兴起,各持一端,推崇所喜好的学说,并用这些学说去游崐说各国,争取诸侯的赞同。主张虽然不同,但就象水火相灭,同时也相生一样,它们也是相反相成的。比如仁与义,敬与和,虽然相反,但也都是相成的。《易经》说:‘天下人都回到同一个地方,但走的路不同;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但人们却有许多种思虑。’而今,各个不同学派的人推崇自己学派的长处,如果深入研究,弄清它们的宗旨,虽然都有掩蔽短处的现象,但综合各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宗旨,也不过是儒学《六经》的支派或末流。倘若这些人能遇到圣王明主,将他们的主张折中修正,那么他们都可成为栋梁之才。孔子说:‘礼仪失传,到乡野去寻找。’现在距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当时的道术不是缺失,就是废止了,无处追寻,这九家学派,不是胜过乡野吗!如果能钻研儒学《六艺》,再参考这九家学说,舍弃短处,采取精华,就可以精通万种方略了。”

  刘歆和刘向最初都研究《易经》。宣帝时,皇上下诏命令刘向研究《谷梁春秋》。十多年后,刘向对《谷梁春秋》的内容已非常明白、熟悉。到刘歆校勘皇家所藏之书时,发现了用篆文传抄的《春秋左氏传》。刘歆对这本书非常喜欢。这时,丞相史尹咸因能研究《左氏》,与刘歆一起校勘经传。刘歆略微向尹咸和丞相瞿方进请教了一些关于《左氏春秋》的疑难问题和字词的意义。当初,《左氏传》大多是古字古言,学者们解释经文的著作不过是解释字义而已。到刘歆研究《左氏》时,他引用解释经文的著作来解释经典,相互引证,推陈出新。这样,解释经文的著作既有经文段落句读,又有经文总的精神。刘歆沉迷于谋议之中,他们父子两人都喜欢古文经书,都博闻强记,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

  刘歆认为左丘明喜欢的与憎恨的东西,同圣人们相同,因为他亲自见过孔夫子,而公羊、谷梁出生在孔子的七十弟子之后。把传闻的东西记载下来与把亲眼见到的东西记载下来,其详略自然不同。刘歆多次以两者的不同记载,出难题为难刘向,使刘向无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

然而刘向还是坚持他自己对《谷梁》的解释。

  河间王刘良,能学习献王的高尚品行,母亲王太后去世,他完全按照礼仪的规定服丧。哀帝下诏褒奖,增加采邑万户,使他成为宗室奉行礼仪的表率。

  早先,董仲舒曾劝说汉武帝:“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废除井田,人民可以买卖土地,造成富者田地一望无际,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县邑有尊贵如君王一样的人,乡里有富比公侯的财主,小民怎能不困乏呢?古代的井田法现在虽然难以仓猝实行,但也应该少有恢复,应限制人民占田的数额,将多余的土地补给不足者,堵塞兼并土地的途径。取消奴婢,除去主人可以随便杀害奴婢的特权。减少赋税,减轻徭役,使人民得以休息。然后才可把国家治理好。”等到哀帝即位,师丹又建议说:“而今连续几代的太平盛世,豪有的吏民的家产数目达数万万,而贫弱的人却愈加困乏,应该略为限制一下占田数额。”哀帝把这个奏议让大家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从诸侯王开始,诸侯王、列侯、公主占田各定限额。关内侯、官吏、庶民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人数不得超过三十人。期限定为三年,三年后有违犯规定的,财产没收入官。”这一来,造成一时田宅、奴婢的价格下跌,皇帝贵戚和天子的亲信都感到对自己不利,于是哀帝就下诏书说:“暂且等待以后再说。”这个办法遂停止不行。哀帝又下诏:“设于齐国的三服官以及其他主管皇家服装的官署,由于绮罗的纺织刺绣,十分艰难,因而全部停止不再制作和向京师运送;废除二千石官员可以保荐子弟当官的任子令以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女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令其出宫嫁人;官奴婢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免除奴婢身份,成为庶民;增加官秩在三百石以下的官吏的俸禄。”

  哀帝在未央宫摆设酒席,内者令把傅太后的座位设在太皇太后座位旁边。大司马王莽巡视后,斥责内者令说:“定陶太后不过是藩王妃而已,怎配跟至尊的太皇太后并排而坐!”下令撤去原先的座位,重新摆放。傅太后听说崐后,大怒,不肯赴宴会,极端愤恨王莽。王莽再次上书请求退休。秋季,七月,丁卯(初一),哀帝赐给王莽黄金五百斤、四匹马驾的安车一辆,让他辞官回到府邸。公卿大夫大多称赞王莽,哀帝于是给予他更多的恩宠,特意派中黄门到王莽家,以供差使。每隔十天,哀帝赐餐一次。又下诏,增加曲阳侯王根、安阳侯王舜、新都侯王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采邑人户各不等。赐王莽为特进、给事中,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可以朝见皇帝,朝见时的礼节一如三公。又召回红阳侯王立,使居京师。

  傅太后的堂弟、右将军傅喜字稚游,少年时就喜好学问,有大志德行。王莽既已罢职退下,大众希望傅喜接替王莽的位置。当初,哀帝加封外戚官爵,唯独傅喜自称有病而谦让推辞。傅太后刚开始干预政事,傅喜就多次进言规谏,因此傅太后不想让傅喜辅政。庚午(初四),任命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傅喜黄金百斤,缴还右将军的印信绶带、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在家养病。任命光禄勋、淮阳人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都上书说:“傅喜行事仁义,品德高尚廉洁,忠诚忧国,适宜做内朝辅弼大臣。现在以有病为借口,突然被遣返回家,使大众感到失望,都说:‘傅氏是贤能之人,只因见解与定陶太后不合,因此被斥退。’百官没有不为国深深痛惜的。忠臣是国家的卫士。春秋时,鲁国因任用季友,治理好了混乱;楚国以子玉是否活着,决定被别国看重或轻视;魏国依仗有公子无忌,才能战胜强敌;项羽则由范增决定他的生存与灭亡。百万人之众,不如一个贤才。因此秦国用千金去离间廉颇和赵王的关系;汉高祖散万金使项羽疏远范增。傅喜能担当朝廷大任,是陛下的光辉,也是决定傅氏兴废的关键。”哀帝自己也很器重傅喜,因此,不久就再次征召任用他。

  建平侯杜业上书说:“王氏世代掌权,时间很久了,朝中没有正直敢说话的大臣,宗室诸侯微弱,与囚犯没有什么两样,从佐史以上到大官,都是权臣的朋党。曲阳侯根以前是三公,辅佐朝政,知道赵昭仪杀皇子的事情,不马上报告,反而与赵氏勾结,恣意妄行,进谗言诬陷许后,强加给她莫须有的罪名,许姓家族被诛灭,残害了元帝的外戚之家。内嫉妒同母哥哥红阳侯立与姐姐淳于氏,二人都年老被放逐。最近又喋血京师,威势权力令人可畏。高阳侯薛宣有不奉养母亲的名声,安昌侯张禹是一代奸雄,惑乱朝廷,使先帝在天下受到指责,尤其不可不谨慎。陛下刚即位,来不及谦让,孤立无助,没有辅佐,权臣交替,就像把手伸进滚烫的水中一样难办,应该及早按道义割舍恩爱,安天下百姓之心。我私下见朱博忠信勇猛,才能谋略,当代罕见,确实是国家的英俊人才,宝贵臣子,应征召朱博,安排在陛下身边,来镇抚天下。这个人如在朝中,那么陛下就可高枕而卧了。

从前诸吕想危害刘氏,幸亏有高祖的遗臣周勃、陈平还在,否则,差点被奸臣耻笑。”

        哀帝小时候就听说王氏骄横,心里对他们没有好感。因为继位时间短,因此对他们暂且优待。杜业上书一个多月后,司隶校尉解光上奏说:“曲阳侯王根,在先帝还没入陵安葬之时,就公然聘娶后宫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在家置酒歌舞。王根的侄子、成都侯王况,也公然聘娶先帝后宫的贵人为妻。他们都没有人臣之礼,犯了大不敬、不道之罪!”于是天子说:“先帝对待王根、王况叔侄,极为优厚,现在他们竟背恩忘义!”由于王根曾有立定陶王为太子的建议,因此仅遣送回封国。王况被夺爵,贬为平民,遣归原郡。由王根以及王况的父亲王商所举荐而当官的人,全部罢免。

  九月,庚申(二十五日),发生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有三十余处地方毁坏了城郭,共压死四百余人。哀帝因为发生灾异而询问待诏李寻,他回答说:“太阳,是所有阳性物质的主宰,是君王的象征。君王不行正道,则太阳会失去常度,暗淡无光。最近,太阳尤其不明亮,光彩被侵夺而失去原来的颜色,邪气插入,晕霓屡次出现。我地位卑微,不了解内廷的情况,只以太阳的变化来观察陛下,志节和行为都比即位初期大为衰退了。请陛下振奋阳刚之气,意志坚决,严守法度,不听女人的请求,不受邪臣的摆布,那些保姆乳娘甜言卑辞的请托,绝不要听。努力实现大义,不要在小处不忍。实在不得已时,可以赐予他们钱财珍宝,不可用官职去殉私情,因为这实在是皇天之大忌!

  我听说,月亮是阴性物质的主宰,是后妃、大臣、诸侯的象征。近来,月亮多次发生变异,这显示母后干政乱朝,阴阳俱伤,两相妨碍。外臣不知朝廷大事,我只是相信天象。如果应对天象这样解释,那么陛下所亲近的大臣已不足依赖。陛下应亲自另行寻求贤能之士,不要使邪恶之人的势力强大起来,这样才能使国家昌盛,汉王朝强大。

  我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水是公平的标准。实行王道,政治公平修明,则会百川治理,脉络畅通。如果政治偏离正道,失去了纲常,则会江河泛滥成灾。而今汝水、颍水腾涨漫溢,与雨水一起肆虐,给人民造成危害。这正象《诗经》里所说的‘百川沸腾’,这些灾害应归咎于外戚之类。请陛下稍稍抑制外戚大臣!

  我听说大地行事温柔平静,这是阴性事物的正常状态。近来关东地区多次发生地震,为了挽救上天怪罪而降下的灾祸,应该崇阳抑阴。陛下要坚定意志,建树威严,关闭断绝私下请托之路,提拔引进英俊人才,罢退不称职的官吏,使本朝强大!根本强大了,就会精神振奋,所向无敌;根本衰弱了,则招灾惹祸,被邪恶的阴谋侵凌危害。听说当年淮南王谋反之时,他所害怕的只有汲黯一个人,认为公孙弘等都不值得一提。公孙弘是汉朝的名相,今天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尚且被人看轻,何况今天连公孙弘之辈都没有呢!所以说,朝廷无人,就会被乱臣贼子轻视,这是自然的道理。”

  骑都尉平当,被委派主管治理河堤事务。他上奏说:“古代的九河,现在全都堙灭难寻。查考儒学经义,治水有决开堵塞的河道、深挖河床等方法,而没有高筑堤防、约束水流的记载。黄河从魏郡以东多次发生泛滥决口,水道难以确定,四海之内那么多人,是欺骗不得的。应该广泛征求有浚川疏河能力的人。”哀帝听从他的建议。

  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人修筑城郭,使人民定居,划定疆界进行垦殖经营时,一定放弃在川泽之水汇聚之处,而要选择在估计水势不能到达的地方。大河不修堤防,而小河小溪可以流入,在地势低下的地方,利用山坡修筑围坝,形成湖泊池泽,秋季可以利用它蓄水,水面宽阔,水流缓慢不急迫。大地上有河流,就象人有口一样,用土石修筑堤防来阻止河水,就象塞住小孩的嘴制止他啼哭一样。难道不是很快就止住了吗?但是孩子的死期也跟着到了。所以说:‘优秀的治水专家,决开堤防,疏导水势;杰出的政治家,使人民心中的想法宣泄出来,畅所欲言。’堤防的修筑,历时未久,兴起于战国时代。各自为了本国利益,修筑堤防,堵塞百川。齐国与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这边是山,而齐国地势低下,于是齐国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河水东下到达齐国堤防,受阻,则向西岸泛滥,使赵、魏遭受水灾。赵、魏也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虽然采取的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当时河床宽,足以容纳。洪水时常到来,又走了,淤泥沉积成为肥沃的土壤,人民在上面耕种,或许赶上很久都没有发生水灾,于是陆续在这里兴建住宅,遂成村落。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漂没田宅人畜,为了自救,就把堤防修筑得更高、更多,然后把城镇稍作迁移,排除积水,居住下来。在这种状况下,自然就会经常发生被洪水冲没淹死的惨剧。而今黄河堤防,近的距河仅数百步,远的有数里,在旧有的大堤之内又修筑数重堤防,人们居住其间,这都是前代的排水设施。黄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两岸都互有石筑的堤防,疾驰的洪峰受到石堤的阻挡,急剧回转,百余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猛拐、三次向东弯折,挤迫到这种程度,自然不得安宁。

  如今若实行上策,则迁移冀州洪泛区人民,决开黎阳遮害亭的堤坝,放黄河向北溃决,流入渤海。黄河西邻大山,东近金堤,依水势不会流得太远。洪水泛滥一个月,自然就会稳定下来。有人将会诘难说:‘如果这样,势必毁坏数以万计的城市、田地、房舍、坟墓,人民会怨恨的。’从前大禹治水,山陵挡路,则摧毁山陵,因此凿通龙门、打开伊阙、劈分底柱、击破碣石,使天地的原貌改观。而城郭、田舍、坟墓不过是人工所造,何值得提起!现在濒临黄河的十郡,每年整修河堤的费用,将近万万钱,一旦发生大的决口,将毁坏无数。如果拿出数年治河的费用,可以安置迁移的人民,遵照古代圣贤的作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和人都各得其所,互不相扰。况且大汉国土广阔万里,何必与黄河去争那一点土地呢!这计划一旦实现,黄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千年没有水患,因此称为上策。

  至于在冀州地区大量修筑运河渠道,一方面可使人民用来灌溉良田,另一方面又可分减水势。虽然不是圣人的作法,但也是挽救危局的良策。可从淇口开始,往东修筑石堤,多设水门。恐怕有人会怀疑,黄河这样的大河,用渠道水门难以控制得住,而荥阳粮道运河的功能,就足可以验证。冀州灌溉水渠,从头到尾,正应仰赖于这种水门。各个水渠往往都要从这里取水分流。天旱则打开东方下水门,使冀州田地得以灌溉;一旦洪水到来,则打开西方高处的水门,分散水流。这种方法,可使民田得到适当管理,河堤也不会毁坏。这实在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能控制水患数百年的办法。因此称为中策。

  至于只是修理完善原有的堤防,把低的地方增高,薄的地方加厚,消耗人力物力没有止境,却仍然频繁地遭受洪灾。因此这是最下策。”

  孔光、何武上奏说:“应撤除的亲情已尽的祖先祭庙的名次,应当及时确定下来。请陛下与群臣讨论。”当时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虽然功勋卓著,但亲情已尽,应撤除祭庙。”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却提出异议,说:“按照《礼记》,天子的祭庙应有七座。七是正规的数量,可以作为常数。被尊为‘宗’的,不在此数中,宗是变数。如果有功德,就被尊为‘宗’,因此不可预先规定宗的数量。我们愚昧地认为,孝武皇帝的功勋那样大,而孝宣皇帝又如此地尊崇他,不应该撤除他的祭庙!”哀帝观看奏议后,指示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

          哀帝想设置学馆,让博士公开讲授《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哀帝令刘歆同研究《五经》的博士们一起解释、讨论《五经》的微言大义,但那些博士中有人不肯不肯作出回答,于是刘歆移送文书给太常博士,责备他们说:“昔日唐虞衰落了,但三代相继兴盛起来。这时期的圣帝明君,不断涌现,且相互承袭,这时的王道尤为突出。周室衰落了,且礼乐不正,而王道也同礼乐不正一样,难以完备。

  因此,孔子担忧王道衰落,不能在各国实行,而周游列国去应聘。他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校正了礼乐中的一些错误,使《雅》、《颂》都得到适当的演奏场所;他修订《易经》,为《书经》作序,修纂《春秋》等,都是为了记载昔日帝王的王道。到孔夫子去世之后,那精微的语言就杜绝了;到他的七十弟子去世后,他的语言中的深奥含义也被人误解而出现乖舛。

这样,国家开始历经战国时期,人们废弃了行祭祀所用的器皿笾豆,而一意研究行军打战的阵法,因此,孔子的学说被压抑,而孙武、吴起的学说兴盛起来。

  历史发展到暴虐的秦朝,秦始皇焚经书、杀儒士,颁布藏书的禁令,规定凡认为古代的事正确者,要处以重罪,学术思想因此而消亡。

  汉朝兴起来了,距古时的圣帝明王已很遥远,孔仲尼的学术思想又灭绝,因此,法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沿袭。

  这时,唯独只有叔孙通一人略微制订了一些礼仪,天下也只有供占卜用的《易经》,再没有其他任何书籍。

  到孝惠帝时代,才解除藏书的禁令。

  然而,那些如绛侯周勃、灌婴等人都是一介武夫,没有谁把这个解除禁书令当一回事。

  到孝文帝时,才开始让掌故晁错跟随伏生学习《尚书》。

  《尚书》最初发掘于一座屋壁,书籍已全部腐朽、折断、散乱,现发现的这部书,不过是当时老师传授弟子的课本而已。而《诗经》的发掘、整理工作刚开始。

  天下众多书籍不断出现的,往往都是诸子传说,它们还被广泛地立于学校,设置博士进行研究。在汉朝的儒士,只有贾谊一个人而已。

  到孝武皇帝时,先后在邹、鲁、梁、赵等地出现了许多《诗经》、《礼经》、《春秋》的前辈大师,这些人都崛起于建元年间,在当时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拥有一部完整的经书,有的人拥有《雅》,有的人拥有《颂》,将它们合起来,便成了部完整的经书。《尚书》中的《泰誓》是后来才发掘出来的,博士们将它汇集在《尚书》中,再阅读它。因此,诏书中声称:‘现在礼废乐坏,书籍遗失,残缺不全,朕对此很担忧。’这时,汉朝建立已七八十年,经书废绝太久,已不可能得它的真本。

  到鲁恭王时,想毁掉孔子住宅修建宫殿,而在被毁掉的墙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其中有《逸礼》三十九篇,《书经》十六篇。天汉年间之后,孔安国把它捐献出来,但这一举动太仓猝,遭到使用邪术加祸于人的巫师的诘责,没有来得及实施。还有左丘明所纂的《春秋》都是古文旧书,多达二十余部,但都被藏在宫中藏秘籍的地方,藏匿起来,没有发表。

  孝成帝怜悯学残文缺,经书只要稍稍有点失真,便将秘藏之书公开,陈列出来,校正、整理旧文。这样,才获得了《古文尚书》、《逸礼》、《左氏传》三书。

  因为考学官所转授的经传,有的经传遗失了,内容不全,有的经传脱简了,内容前后错乱。通过在民间广泛寻访,还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等人的遗学与《古文尚书》的情况一样,被抑制而使它没有流传开。

  这正是有识之人之所以痛惜、怜悯,而士大夫、君子之所以叹息、痛恨的原因。往日承袭前人之学的人不思索前人遗留的书籍残缺不全的缺陷,苟且因陋就简,不求改进,只是分析文字,记录一些繁琐、零碎的言辞,这样,一个学者即便终身疲劳也不能穷究其中的一门学问。盲目地相信,肯定今文而否定、非议古文,至于国家将发生大事,如设立太学、天子进行封禅、巡狩的仪礼等,就糊涂了,都不知道它们的根源。

  即使这样,有人还想抱残守缺,挟藏着唯恐别人阅读自己所藏之书的私意,而没有从善服义的公心,或心怀妒嫉,不考虑事情的真假,雷同的观点便追随,对于事情的是非,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抑制《古文尚书》等三学,以为现有的《尚书》是完备的,无需《古文尚书》作为补充,说左丘明不应当再纂写《春秋》。这些人难道不悲哀吗?

        现今圣上德通神明,继承道统,弘扬祖业,也对文字错乱十分忧虑,学者们更应该忧患古书残缺不全。不仅要明白这个情理,还要不明言可否,谦逊退让,乐于与士大夫、君子协商。因此,圣上应颁布明诏,让人尝试《左氏》可不可设置;派遣亲近之臣奉旨待命,以辅弱扶微,与诸位君子同心协力,希望得到那些废置、遗失的经艺,使它们中兴。但现在有人则不然,严紧闭关,坚决抵制,而不肯尝试,苟且不诵习古文而使此学灭绝,想以此杜塞余道,绝灭微学。这类人,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但难以和他们在最初筹划通向成功之途的计划。这是一般平民百姓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士大夫、君子所希望的结果。

  况且这几家学说,是先帝亲自定论的,现在由皇上亲自考察、审视,何况这些古文旧书,都有验证,民间所藏与内府所藏相对应,难道是随便杜撰的东西吗?“礼废止了都要到民间去搜集,古文经书遗失了,不更应该到民间去搜集吗?从前的博士中,研究《书经》的有欧阳,研究《春秋》的有公羊,研究《易经》的有施、孟,然而孝宣皇帝还重新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等学术,它们彼此的意义虽不一致,但还是一并设置,为什么呢?与其将这些学问废弃,宁可把它们设置起来。

  有记录说:‘文经武略之道是否衰落,关健在人。贤能的人记识的事物是一些大的方面,不贤能的人记识的都是一些零碎小事。’这就是数家之言之所以兼容包纳各种大小不同意义的原因,因此,怎么可以偏颇一个方面而使其他方面灭绝呢?假若定要专执自己的偏见,抱守残缺之文,与同师之学结党,妒嫉道艺之真,违背明诏,改变圣上的旨意,那就要使自己违诏制而被论罪。我很不赞成诸位君子的作法。”他的言辞很严厉,以致诸儒都怨恨他。

  这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因为刘歆移交文书上疏深深自责犯有过失,愿平安告老还乡。继而,担任大司马的儒者师丹也大怒,上奏皇上,说刘歆改乱旧章,诋毁先帝所立。哀帝说:“刘歆想推广道德学术,怎么是诋毁先帝呢?”但刘歆因此得罪了执政大臣,被众儒所诽谤。因此他担心被诛杀,便请求皇上让他离开京城,去担任河内太守。因宗室不适宜掌管三河,便改任五原太守,后又转任涿郡太守,前后历任了三个郡的太守。

  刘歆在建平元年改名为刘秀,字颖叔。

  何武的后母在蜀郡,何武派府吏回家乡去接她。正逢成帝驾崩,府吏恐怕道上有盗贼,就留下没有继续赶路。哀帝左右亲信有人指摘何武奉养后母不厚道,哀帝也想更换大臣,于是在冬季,十月,颁策书罢免何武官职,命以列侯身份回到封国。

      师丹,字仲公,琅琊东武人。研究《诗经》,侍奉匡衡。因推举孝廉而担任郎官。元帝末年,担任博士,后被免。建始年间,各州推举秀才,师丹恢复担任博士,出任东平王太傅。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推举师丹议论深博、廉正守道,被征进朝担任光禄大夫、丞相司直。几个月后,又担任光禄大夫给事中,从此之后又担任少府、光禄勋、侍中,非常受人尊重。成帝末年,皇上立定陶王为皇太子,以师丹为太子太傅。

        癸酉(初九),任命师丹为太司空。师丹见哀帝对成帝的施政措施多有更改,就上书说:“古代,新君居丧期间沉默不语,国家大事,悉听宰相处理。三年之中,不能改变先父的主张。先前,先帝的尸体棺柩尚在灵堂,就给我们这些臣属以及亲属任官封爵,全都赫然显贵荣宠起来。如封舅父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还未确定,就预先封她父亲为孔乡侯,并解除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的职务等等。诏书连下,政事变动仓猝突然,急剧得没有逐渐发展的过程。我固然不能公开表明大义,又不能坚决辞让爵位,随波逐流,凭空接受封侯,更增加了陛下的过失。最近,郡国多次发生地震,涌出大水,淹死人民。太阳和月亮昏暗没有光彩,五星也失去正常的运行。这都是举措失当,号令不定,法令制度悖于常理,阴阳混浊不清的反映。

  我看人之常情,若没有儿子,年纪虽然六七十了,仍然多娶妻妾广为求子。孝成皇帝深刻认识天命,明了陛下有至高的德行,以壮年之身,为公去私,立陛下为嗣子。先帝突然抛弃天下,陛下继位,四海安宁,百姓不惊,这是先帝的圣德,正合天人合一的功效。我听说:‘不要违逆天帝的威严,因为他离你只有咫尺之远。’愿陛下深思先帝之所以选择你为继承人的深意,暂且克制自己,亲自实行新君不言的古制,观察群臣如何从善向化。天下者,是陛下的私产,陛下的亲属亲信们又何愁不会富贵起来,不应该如此仓猝、迫不急待,那样也不会长久。先帝没有衡量我的能力,就让我担任太傅,陛下称臣为师傅,所以我无功劳却担任要职,被分封大的侯国,多赐黄金,位居三公,职责在于辅佐皇上,却不能尽忠弥补皇上过错,而让百姓私下议论,灾异多次出现,这是我的大罪。我不敢要求辞职回归家里,恐怕欺诈的嫌疑。我很惭愧地担负重任,道义上不能不竭尽死力效忠皇上。”师丹上书数十次,言词多是痛切直率。

  傅太后的堂侄傅迁,侍奉在哀帝左右,特别阴险奸邪,哀帝很厌恶他,就下令免去他的官职,遣回原郡。傅太后知道后,大怒,哀帝不得已,只好又留下傅迁。丞相孔光与大司空师丹上奏说:“两个诏书的内容,前后相反,使天下人疑惑,无法取信于民。请陛下仍把傅迁遣回原郡,以清除奸党。”但傅迁终于没有被遣归,而且恢复了侍中的官职。哀帝受傅太后逼迫的窘况,都类乎此。

  议郎耿育上书为陈汤鸣冤,说:“甘延寿、陈汤为大汉在边远的异域血战扬威,雪洗了国家多年的耻辱,讨伐绝域不服从中国的君主,捕捉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强虏,难道有谁的功劳可与他们相比!先帝赞美他们,因而发布公开诏书,突出宣扬他们的功绩,为此而更改年号,使英雄的事绩,传之无穷。与此相合,南郡贡献白虎,边陲再无警报,不用戒备。当先帝卧病在床,可是仍然念念不忘,多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他们迅速拟定功劳等级。唯独丞相匡衡,从中排斥阻扰,仅封甘延寿、陈汤数百户的采邑,使功臣战士大失所望。孝成皇帝继承的是前人已功成业就的基业,乘讨伐战胜之威,不须动一兵一卒,而国家安宁。可是大臣倾轧邪恶,意欲独专朝廷的权威,排挤嫉妒有功之人,使陈汤只身被拘入狱,无法向陛下剖白辩冤,终于以无罪年老之身,被抛弃在边陲。敦煌正当前往西域的通道,从前威震远方战无不胜的名将,现在一转眼却成了罪徒,还要遭受郅支单于残部的讥笑,实在可悲!至今奉命出使各国的使节,无不用击杀郅支单于的事情来宣扬汉朝的强盛。借助英雄的功绩去威吓敌人,却抛弃英雄本人,使进谗之人称心快意,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况且安定不可忘记危险,强盛必须忧虑衰弱。而今国家平时没有文帝累年节俭积蓄的大量财富,又没有武帝延揽的众多勇猛善战令敌胆寒的名将,所有的,只是一个陈汤而已!假使陈汤已经过世,没有赶上陛下当政的时代,尚且希望国家追录他的功劳,聚土高筑他的坟墓,以鼓励后来的仁人志士。陈汤有幸得逢圣世,现在距他立功的时间又不太久,如果再听信奸臣的谗言,用鞭子把他驱逐到偏远的边塞,使他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有远见之人莫不思量,认为陈汤的功劳,几世以来无人可及,而陈汤的过错却是人情难免。陈汤尚且落到如此下场,那么我辈之人纵使粉身碎骨,疆场捐躯,仍免不了还会受制于奸臣的口舌,被嫉妒之臣陷害成罪徒。这正是我为国家特别忧愁的地方。”奏章呈上去后,哀帝下令让陈汤回到长安,后来就在长安去世。

  哀帝建平元年(乙卯,公元前6年)

  春季,正月,北地坠落十六颗陨石。

  大赦天下。

  司隶校尉解光奏报说:“我听说许美人和前中宫史曹宫,都曾蒙孝成皇帝召幸而生下儿子,而两个孩子下落不明。我派官员追查,他们都报告说:元延元年,曹宫怀孕,同年十月,在掖庭牛官令舍生下一个孩子。中黄门田客将皇帝手诏拿给掖庭狱丞籍武,命令他把曹宫关到暴室狱,并吩咐说:‘不许问她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也不许问是谁的孩子!’曹宫说:‘请把我儿子的胞衣好好藏起来,你知道我儿是什么人吗?’三天后,田客又拿着皇帝手诏给籍武,并说:‘男孩死了没有?’籍武回答:‘没死。’田客说:‘皇上和昭仪大怒,你为什么不动手杀掉?’籍武叩头大哭说:‘不杀这个男孩,自知难逃一死;杀了,也是死!’便让田客代为呈递密封奏书,说:‘陛下还未有嗣子,儿子不分贵贱,请陛下留意三思!’密奏呈上去后,田客又拿着皇帝的手诏来取走了孩子,把小孩交给中黄门王舜。王舜接受手诏,把孩子带到宫中,为他挑选官婢张弃做乳娘,并告诉她说:‘好好喂养这个男孩,会有赏赐的。千万不可泄漏消息!’三天后,田客又拿着皇帝的手诏和毒药,让曹宫自尽。曹宫说:‘果然,她姐妹俩想独擅天下!我的孩子,是个男孩,额上有‘壮发’,跟他祖父孝元皇帝一样。现在我儿在哪里?她们会害他、杀他的!怎样才能让太后知道呢?’遂饮毒药而死。张弃喂养那个男孩,刚十一天,宫长李南就拿着皇帝的诏书,把孩子抱走了。此后就再不知下落。

  “许美人元延二年怀孕,十一月生下一个男孩。赵昭仪对成帝说:‘你常常欺骗我,说从中宫皇后那里来,既然从中宫来,许美人的孩子从哪里生出来!难道许氏竟然要重当皇后吗!’赵昭仪十分怨恨,用手捶打自己,用头撞墙壁和门柱,还从床上自己跌到地下,哭泣不肯进食。哭叫着说:‘你现在就得安排我,我要回家!’成帝说:‘我今天特地告诉你,你反而发怒吗,真不懂你这是为什么!’成帝也不吃饭。昭仪说:‘陛下既然自认为对,为什么不吃饭!陛下曾亲口说:“决不负你!”现在许美人生了孩子,终究负约背誓,还有什么话可说?’成帝说:‘我是说因为赵氏的缘故,所以不立许氏,使天下没有人能在赵氏之上。你不用忧虑!’后来成帝下诏派中黄门靳严从许美人那里把男孩子取走,装在苇草编的小箱子里,放到饰室门帘的南边。成帝与昭仪坐着,命侍者于客子解开苇箱绳子。一会儿,成帝令于客子和侍者都退出去,自己关闭门户,单独和昭仪留下。一会儿,打开门,呼叫于客子,让他封好箱子,并写下手诏,命中黄门吴恭拿着手诏和箱子去给籍武,并说:‘告诉籍武,箱子里有死孩子,把他埋在隐蔽处所,不许让人知道!’籍武在狱楼墙下挖了个坑,把死孩子掩埋了。

  议郎耿育上书说:“我听说,皇位继承顺序失去准则,废嫡立庶,这是圣人立法严厉禁止,也是古今绝对不能容许的事。但是,太伯发现季历适合当王位继承人,便退下来,坚决辞让,甚至逃到吴、粤。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应变之法,不应算作常法。太伯把嫡子的地位让给季历,以尊崇圣嗣,结果姬昌终于统一天下,子孙承业,达七八百年之久,功勋居三王之首,道德最为完备,因此尊号追加到始祖,称为太王。所以,世上必有非常的变化,然后才有非常的决策。孝成皇帝自知早年没有及时生下嗣子,考虑到,虽然暮年也有可能得皇子,但自己去世之后,孩子年幼,未能掌握国家权力,重要的权柄,必然控制在母后之手,母后过于骄横,就会贪欲无边,无所不为。少主幼弱,则大臣也不会俯首从命,那时如果没有周公那样的大臣忠心辅佐,恐怕将会危害国家,倾覆扰乱天下。先帝知道陛下有贤圣明达的品德,仁爱孝顺的恩义,独具慧眼,暗下决心,因此就不再去后宫美人们的住所,断绝了由于主幼而带来祸乱的根苗,一心想把皇位传给陛下,以保证汉家宗庙的安定。有些愚昧的臣子,既不能全力挽救国家的安危,制定长远大计,又不知推广圣王的恩德,遵循先帝的志向,却反复在禁宫内调查审讯,暴露宫闱的陷私生活。诬蔑先帝有惑于美色的过失,造成宠妾因妒嫉杀人。这样便大大地抹煞了先帝圣贤远见的英明,违背辜负了先帝忧国的本意!论大德,就不能拘于世俗的见解;立大功,不必与众人相合。这正是孝成皇帝高明的思维胜过众臣万万倍的原因,这也是陛下圣德广大正符合皇天选择的缘故。这岂是当世庸碌短识之臣所能理解的道理呢!况且赞美发扬遵循君父的美德,补救消除已往的过失,这是古今共同的大义。事情发生时,不在当时坚持力争,防患于未然,反而各自顺从迎合,阿谀献媚。等到先帝去世后,尊号已定,万事都已完毕,才开始深究无法挽回的往事,攻击宣扬宫闱幽深昏暗处谁也说不清的过错,这实在令我深深痛心!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付主管官署讨论,假如正如我所说,就应该公开向天下宣布,使小民都知道先帝神圣旨意的起因。不然的话,白白地让诽谤言论伤害到先帝坟陵,再流传到后世,远达边疆蛮族和外国,近则传遍海内,这与先帝将后事托付给陛下的本意,大相径庭了。孝顺的人,善于遵照先父的遗志,善于完成先人未竟的事业。请陛下考虑。”哀帝也认为,当年能被立为太子,赵太后出了大力,也就不再追究此事。傅太后感激赵太后当年的厚恩,赵太后也倾心相结,因此太皇太后以及王氏家族都感到怨恨。

  丁酉(初四),任命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秋季,九月,甲辰(十五日),虞地坠落两颗陨石。

  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又上奏说:“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都不应再把定陶藩国的名称,加到尊号之上。车马、衣裳服饰也都应与‘皇’的身份相称。应设置二千石以下官员在那里供职。还应为共皇在京师建立祭庙。”哀帝又将此建议交付臣下讨论,大多数官员都承顺哀帝的旨意说:“母以子贵,应该建立尊号,以重孝道。”只有丞相孔光、大司马傅喜、大司空师丹认为不可以。师丹说:“圣王制定礼,是取法于天地。上尊下卑的原则,是摆正天地位置的依据,不可以混乱。现在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表示母从子、妻从夫的。要建立官属,设置官吏,车马衣裳服饰与太皇太后一样,是无法表明‘至尊不能有二’的原则的。定陶共皇的尊号、谥号前已确定,从大义出发,不能再改动。《礼记》说:‘父亲是士,儿子成了天子,祭祀父亲时,虽可使用天子的祭仪,但父亲的殡服仍必须穿士的服装。’说明儿子没有给父亲封爵的道理,是表示尊重父母。成为人家的后嗣,也就成为人家的儿子,因此要为人家穿不缝边的粗麻衣服守三年孝,而对生身父母,则要缩短守孝期,用以表明尊崇被继承人的祖先,重视正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特意为共皇选定继承人,以承奉共皇一脉的祭祀,使共皇能长久为藩国的太祖,祭庙香火万世不灭,恩义已经备至。陛下既为先帝的继承人,身居嫡系大宗,承袭了宗庙、天地、社稷的祭祀,从大义出发,就不能再承奉定陶共皇,到共皇祭庙去祭祀。现在要在京师为共皇立庙,派臣下去祭祀,这是无主的祭祀。再有,皇帝的祭庙,当亲情已尽时,就应当撤除。白白放弃一个藩国太祖万世不堕的祭祀,而去趋就一个既无主,将来应撤除,又不符合正道的祭祀,这不是尊崇厚待共皇的作法。”师丹从此渐渐不称哀帝的心意。

  正巧,有人上书说:“古代用龟甲、贝壳作为货币,而今改成钱币,小民因此贫困,应该改变货币。”哀帝问师丹的意见,师丹回答可以改。于是把奏章交付主管官署讨论,主管官员都认为,使用钱币的时间已很长,难以仓猝地改变。师丹人老神衰,忘记了他以前说过的话,就又去附合公卿们的意见。此崐外,师丹让属吏书写奏章,属吏私自抄写了一份草稿。丁、傅两家子弟知道了,派人出面控告师丹说:“师丹呈上的密封奏书,街上行路之人都拿着副本。”哀帝问将军和宫廷官员的看法,都回答说:“忠臣不会显示他对君王的劝谏,大臣奏事的内容不应该泄漏。应该将师丹交廷尉治罪。”此案交付廷尉审理,廷尉弹劾师丹犯了大不敬罪。事情还未最后裁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说:“师丹的经学和品行没人能赶得上。自近世以来,大臣能象师丹那样的很少了。由于师丹心中愤懑,呈递密奏,来不及深思熟虑,而命主簿书写,泄露的过错不在师丹。用这个理由把他贬黜,恐怕不能令众人心服。”哀帝命将申咸、炔钦的官秩各降二等。接着下策书罢免师丹说:“朕见你官位尊贵,责任重大,却怀诈惑国,言行违抗诏令,反复无常,言词矛盾,朕深为你感到羞耻!由于你曾担任过朕的师傅,不忍心将你依法究治。今交还大司空、高乐侯的印信、绶带,罢官免爵回家。”

  尚书令唐林上书说:“我看了罢免大司空师丹的策书,深深地感到痛心。君子作文章时,会为贤者讳言过失。师丹精通五经,是儒学一代宗师,品德高洁,是国家的老前辈,亲自教导辅佐陛下,位列三公,而所犯下的过失极其微小,海内之人都没见他有什么大错。事情既然已成过去,免爵的处罚太重。京师有见识的人,都认为应恢复师丹的封爵采邑,使他有机会朝见陛下。请陛下考虑大家的心愿,用以安慰报答当过师傅的大臣。”哀帝听从了唐林的意见,下诏封师丹为关内侯。唐林字子高,是沛郡人,因通晓经术,行为谨慎而闻名于世。

  哀帝采纳杜业的建议,召见朱博,恢复他的官职,任命为光禄大夫。不久,又升迁京兆尹。冬季,十月,壬午(二十三日),任命朱博为大司空。

  中山王刘箕子,幼年就患有眼病,祖母冯太后亲自抚养看护,不断祈祷,求神免去他的病灾。哀帝派遣中郎谒者张由去医治刘箕子的病。张由一直患有疯狂变态病,到中山国后,突然犯病,狂怒而离开中山国,西行返回长安。尚书用文簿一一责问张由擅自离开中山的原因,张由恐惧,就编造谎言,说中山国冯太后诅咒皇帝及傅太后。傅太后与冯太后都是汉元帝的妃子,傅太后追想旧恨,于是派遣御史丁玄去追查,调查数十天,没有结果,就又派中谒者令史去追查究治。史立接受傅太后的旨意,希图能因此立功封侯,于是究治冯太后的妹妹冯习以及弟媳君之,严刑拷问之下,死者竟达数十人。随后史立诬告上奏说:“冯太后进行诅咒,阴谋害死皇上,好另立中山王。”但审问冯太后时,并没有认罪的供辞。史立说:“当年熊扑上殿时,你何等勇敢,今天又害怕什么呢?”冯太后回宫后对左右说:“挡熊之事,是旧时宫中的话,这个官吏怎么会知道了?这是宫中有人要陷害我的证明!”于是服毒自杀。宜乡侯冯参、君之、冯习和她的丈夫、儿子,凡被牵连进此案的,或自杀,或受刑被诛,死者共十七人。人们无不对此感到哀怜。

          当初 ,在成帝元延年间,遇上益州的蛮夷骚乱,巴蜀一带很不安定,皇上认为孙宝在西州地区(指益州)很有声望,就拜他为广汉太守,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给他黄金三十斤。蛮夷安定了下来,官吏和百姓都称颂他。

      孙宝被征召为京兆尹。以前的官吏侯文由于为人刚强正直不肯苟且迎合,常常自称有病不愿做官,孙宝用恩惠和礼节邀请侯文,想要跟他结为布衣之交,每天设置酒食,妻室儿女共同陪伴。侯文请求接受委任担任属官,进府会见像宾客一样。过了几个月,在立秋那天孙宝委任侯文做了东部督邮。侯文入室见孙宝,孙宝问他道:“今天鹰隼开始搏击,应该顺应天时逮捕奸恶之人,以完成严厉打击的任务,你的辖区里有这样的人吗?”侯文抬起头说:“要是没有这样的人我就不敢白白地接受你委任的职务了。”孙宝说:“是谁呀?”侯文说:“霸陵的杜稚季。”孙宝说:“其次还有谁?”侯文说:“豺狼当道,不宜再问狐狸。”孙宝沉默了。稚季是一个大侠客,跟卫尉淳于长、大鸿胪萧育等都是至交。孙宝从前得罪了车骑将军,又跟红阳侯有嫌隙,自己恐怕遭受危险,当时淳于长刚得尊显宠幸,对孙宝很友好,孙实也想要依附他,才上任时淳于长就把稚季的事托付给孙宝,所以孙宝陷入困境,无法答覆侯文。侯文见孙宝意气索然,感到奇怪,知道其中一定有缘故,就说:“您素有威望,现在不敢拿下稚季,就应当暂且关闭门户,不要过问什么。这样挨到年末,官吏和百姓也不敢对您有什么诽谤,如果放过稚季,另外惩处别的事,舆论就会喧腾起来,您一辈子就毁了。”孙宝说:“接受指教。”稚季耳目众多,听说这件事后,就关起门来不跟外面的人交往,挖穿屋子后边的围墙开一扇小门,只是拿着锄头管理园圃,他通过与侯文有深交的人自己陈述了这些情况。侯文说:“我和稚季有幸是同乡,平时连很小的嫌隙也没有,只是接受了太守的命令,我的职责应当整治你。如果你真正能够改正错误,我也将不再追究以前的事,如果不改变思想,仅仅更换门面,那就只是加速祸患的到来罢了。”稚季终于不敢再犯法,孙宝一年到头也没有惩办他人。第二年,稚季生病死了。孙宝担任京兆尹三年,京城里人们都称赞他。遇上淳于长垮台,孙宝和萧育等都受牵连而被免了官。侯文也再次离开了官位,死在家里。稚季的儿子杜苍,字君敖,在游侠中名声超过稚季。哀帝即位,征召孙宝为谏大夫,后升任司隶。

    这时,孙宝奏请重新审理冯氏一案,傅太后怒气冲冲地说:“皇帝设置司隶,是用来追查我!冯氏谋反事实明白,孙宝却故意要挑剔,来宣扬我的过错,我要让他连坐!”哀帝顺从傅太后的旨意,把孙宝关进监狱。尚书仆射唐林为孙宝争辩,哀帝却认为唐林营私结党,把他贬为敦煌鱼泽障候。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坚持为孙宝辩护,哀帝把情况禀告傅太后,才释放孙宝,官复原职。张由因首先揭发逆案的功劳,赐爵关内侯。擢升史立为中太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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