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音社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知名经济学者滕泰先生认为，历史上所有的长期增长理论都是围绕供给层面展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使中国经济增长回到基本面来，建设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模式。本文整理自滕泰主编的《供给侧改革》一书，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历史上所有的长期增长理论都是围绕供给层面展开的。亚当 ·斯密关于制度和社会分工对生产力促进作用的研究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库兹涅茨则更多地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并将经济长期增长要素归纳为人口增长、生产效率提升、经济结构升级、社会结构转变等。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经济增长过程，认为生产技术的革新是驱动经济螺旋式发展的核心力量，认为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上述理论无一例外地从“供给”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并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

一、库兹涅茨增长

在其著作《各国的经济增长》中，库兹涅茨研究了现代各国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对各国国民产值及其组成部分进行量化分析和研究后提出，内生的劳动力增长、资本条件“不花成本”的改进、知识存量、技术革新、繁荣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制度，都是增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971年 12月，库兹涅茨在斯德哥尔摩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作的演讲中，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相互关联的方面：1）人均产出和人口的快速增加；2）生产效率的增长；3）结构的快速转型，如经济结构从农业生产为主导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改变、家庭生产向企业生产的转变；4）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的转变；5）通讯和运输技术改变引起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6）世界经济中的分化迹象。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建立健全，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成熟技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投入能源原材料等手段，保持了 10%左右的 GDP增长率——这个阶段的增长主要动力在于人口、资源、资本、技术等要素投入的增加、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结构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改变、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等，是比较典型的库兹涅茨增长模式。

二、熊彼特增长

约瑟夫 ·阿罗斯 ·熊彼特（J .A.Schumpeter）以“创新理论”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他认为，生产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是经济本身存在的既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而这些创新活动正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按着熊彼特的理解，创新包括：引入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熊彼特还认为，创新的过程也是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过程，即企业创新一旦获得成功，就会将别的企业排挤出市场，从而独自获得垄断利润。当然，这些创新成功的企业也只获得暂时的垄断权力，未来创新成功的企业也会将它排挤出市场，依次类推；新产品会将旧产品排挤出市场。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将通过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新业态、新模式等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模式，称为熊彼特增长。以苹果手机为代表的新供给形成之后，以摩托罗拉和诺基亚为代表的传统手机迅速被排挤出市场，但是整个智能手机所带来的效用和新价值却远远超过了传统手机所能够承载的效用和价值，从而带动经济步入新的扩张周期。

有人把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归纳为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也有人把后来发展起来的技术创新派和制度创新派都理解为熊彼特理论的延续。然而无论是制度上的创新，还是技术方面的创新应用，都离不开“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激励着企业开发新市场需求、建立新的激励机制、组织研究投入和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进行组织变革，并在企业内形成一种“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分工深化——制度创新”的正反馈运行机制，推动经济结构变革，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在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过程中，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必然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于是就会有大量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能适应竞争而毁灭——中国过去五年的经济持续下行，根源就是供给结构的老化，大量供给老化的所谓“僵尸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能创造自身的需求，它们所面临的不再是周期性的正常调整，而是正经受着“创造性毁灭”的严峻考验。如果不能依靠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迅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产品转型升级，最终的结果只有关闭，并让附着在上述企业的人员、资本、土地等要素尽快游离出来，向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阶段的其他产业转移。

三、斯密增长模式

亚当 ·斯密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分工的结果，他关于社会分工和管理制度对生产促进作用的研究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熊彼特曾高度概括分工在斯密增长理论中的重要性。熊彼特说，在斯密那里，分工实际上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斯密在强调分工促进专业化而提升效率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分工与创新和技术进步在带来增长过程中的关系：发展促进分工，随着分工从简单到复杂，生产率得以提高，分工的细化会促进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而生产率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经济才得以增长。

新供给主义把因为社会分工细化而推动经济增长为特征的模式，概括称为“斯密增长”。从 1978年开始，我国实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企业实行的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制度改革，在原有的人力、技术和资源没有本质变化的背景下，由于社会分工、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使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带来经济的迅速增长，是比较典型的斯密增长模式。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启经济增长新模式

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过去 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上述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体现，但不同阶段的增长模式有明显区别。

20世纪 80年代的制度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斯密增长”时代。3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只有通过“放松三大供给约束、解除五大供给抑制”的系列改革措施，并通过深化各个领域的制度改革，才能重启“斯密增长”模式。

20世纪 90年代以后持续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投入换来了以“库兹涅茨增长”为特征，兼带着“熊彼特增长”的时期。如今，我们如何进一步通过生产效率的提升、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深入融入全球市场、积极推动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和何种思维模式的转变，才能继续维持库兹涅茨增长模式的持续推动力呢？

当然，面对供给结构的老化和来自外部的创新挑战，“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熊彼特增长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当那些悲观者看到供给老化的企业仍然在去产能、去库存而更加悲观的时候，新供给主义学者们早已把眼光转移到智能手机、移动互联、微信自媒体、手机打车软件、新电影等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迅猛增长；当底特律的传统汽车制造商们仍然在萧条中挣扎时，那些把汽车当成艺术品、当成时尚和环保载体的奔驰、特斯拉和各种新能源汽车早已开始了新的发展征程；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社会潮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将整合重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