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登：各位好，今天为大家讲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叫作《万历传》。我们为大家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欢迎您，樊教授。

樊树志：谢谢。

樊登：咱们俩是本家。您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万历皇帝在明朝历史上为什么这么重要？

樊树志：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人做了四十八年皇帝。

樊登：这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樊树志：1573年到1620年，在位四十八年，享年五十八岁，他十岁开始做皇帝。

樊登：十岁登基。

樊树志：十岁登基，享年五十八岁。这个人功过参半，他的前半生缔造了明朝最富庶、最强盛的万历王朝，当然有一半功劳是张居正的。张居正是内阁的首辅（又叫作元辅）。明朝开国的时候是有丞相的，后来在洪武十三年发生了胡惟庸案件，朱元璋把左丞相胡惟庸处死，杀掉了几万人，决定取消丞相这个职务，丞相所在的机构——中书省也取消了，从此以后，明朝的历史上是没有丞相的。所以朱元璋是明朝历史上最辛苦的皇帝，他直接领导六部，他中间没有一层这个……

樊登：叫作高管，没有高管团队。

樊树志：对，没有高管，所以他忙得很。等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即位，朱棣很聪明，搞了一个秘书班子，就是内阁。

樊登：就有首辅、次辅了。

樊树志：内阁有首辅、次辅。大家以为内阁是西方的，其实中国早就有内阁了。这一制度就一直延续下去。一开始内阁的权力不大，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到了后来，严嵩做了内阁首辅，他的权力就变大了，因为嘉靖皇帝相信道教，专门在宫里玄修，不理政务。

樊登：不上朝？

樊树志：也上朝，但是很少。他去修炼，想长生不老，就把大权让给了严嵩。严嵩专擅朝政二十年。张居正做内阁首辅，他的权力和严嵩的权力是不相上下的，有的地方还超过严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虚岁十岁，是一个小孩子，他的生母（后来的慈圣皇太后）把所有的权力全部交给张居正，给他两个任务：第一，你是内阁首辅，第一把手；第二，你是皇帝的老师（帝师），一身而二任。而且她特别嘱咐张居正，要好好地看管、教导这个小孩。张居正是这样的身份。所以张居正对外说“我非相，乃摄也”，意思就是“我不是丞相，我是摄政王，我是代皇帝摄政的”。

樊登：那这口气够大的。

樊树志：口气够大的，事实上他的权力确实很大。内阁首辅到了张居正的时代，权力就空前了，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权力背景，所以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的改革非常成功。

樊登：能够贯彻执行。

樊树志：皇帝给他充分的权力，也很支持他。

樊登：您这本书开篇是写传位，就是从隆庆帝托孤开始，隆庆帝当时是托孤给了高拱。为什么一上来要写高拱和冯保的斗争呢？冯保是大太监，高拱是首辅，我觉得这场斗争给整本书定下了一个基调——整个明朝是在斗争中推进的。您给大家讲讲这段故事。

樊树志：这个事件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晚明时期，不仅内阁内部有斗争，内朝和外朝也有斗争，大臣和太监也有斗争，这是错综复杂的。首先，当时的内阁首辅是高拱，高拱这个人非常有才华，也很有魄力。高拱想建立一个强大的内阁，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太监。

樊登：冯保。

樊树志：冯保，太监的头子。他认为冯保的势力太大。而且当时张居正是第二把手，就是高拱是首辅，他下面第二把手是张居正。张居正跟冯保在暗中密切地来往，他们交往很密切，所以高拱准备首先把冯保拉下台，接下来就把张居正拉下台，那么他这个内阁首辅的权力就没有任何的挑战了。

樊登：没人能干扰他。

樊树志：因为第三把手高仪是一个老实人，无法干扰他，他就说了算数。高拱抓住冯保什么把柄呢？就是隆庆皇帝为什么很短命？因为冯保给他送春药导致的。高拱就利用这一点弹劾他。冯保很紧张，就跟张居正商量怎么办。张居正说放心，有办法，于是将计就计。

张居正出了个什么点子呢？让冯保到宫里去告诉太后，说高拱在内阁里扬言：十岁的小孩子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呢？这是对皇帝不忠，瞧不起皇帝。冯保回去讲了，两宫皇太后……

樊登：震怒。

樊树志：在当时还不是太后，小皇帝还没结婚，所以当时还是皇后。三个人（皇帝的生母、嫡母，加上小皇帝）都嚎啕大哭。他的生母，就是后来的慈圣皇太后，很有政治眼光，马上发出了圣旨——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召开御前会议，由太监来宣读，说“高拱专擅朝政，通不许皇帝做主，不知他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说他有点野心。他们宣布马上革掉他的职务，让他明天就离开北京，回老家去。

这就是张居正跟冯保联手，把高拱拉下台。高拱曾经拉拢过张居正，说我们联手把冯保干掉，张居正敷衍他，其实张居正暗中已经跟冯保商量好了，最后把高拱赶下去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张居正推行改革的良好气氛：小皇帝、冯保和张居正形成一个铁三角。

樊登：小皇帝完全听老师的。

樊树志：完全听张居正的。冯保在中间充当一个穿线的人，一旦张居正有什么想法，通过冯保去告诉小皇帝，小皇帝马上发布圣旨，全力支持。张居正改革十年之所以能够很顺利，和这个有很大关系，因此这本书开篇必须要写到这场斗争。我在书里还写到了这个事件里的错综复杂之处，高拱下台回老家去后，冯保还不放过他。冯保这个人是非常厉害的太监。

樊登：想要斩草除根。

樊树志：斩草除根，他让一个人混进宫里，要行刺皇帝，然后被抓起来了。其实完全是冯保安插的。

樊登：那个叫王大臣案，那个刺客叫王大臣。

樊树志：王大臣，也不知道是真名还是假名，反正审问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叫王大臣。

樊登：就是他稀里糊涂地进了紫禁城。

樊树志：说他是去行刺皇帝，然后说是高拱派他来的，这样子高拱就要被满门抄斩了，很危险。但其实是冯保安排的，张居正对这件事是默认的。朝廷里所有的大臣都来劝张居正，说高阁老（高拱）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让他不要相信这种事，劝他悬崖勒马。

后来张居正专门找人来审，就问那个刺客：“你来行刺皇帝，是高阁老派你来的吗？”他指着冯保说：“怎么是高阁老派我来的？是你叫我这样讲的，我又不认识高阁老。”结果到了晚上，就给他喝生漆的酒，变哑巴了，就得封他的口。后来就把刺客处死了，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这说明当时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

樊登：东厂办事还是很果断、要命的。小皇帝十岁登基，这里面有个制度，我觉得您非常重视，就是日讲和经筵。日讲和经筵的制度为什么在明朝，尤其是小皇帝很多的时候这么重要呢？

樊树志：大家以为皇帝可以随便当，其实皇帝不好随便当的。

樊登：很累的。

樊树志：不，他要接受训练。为什么要早点立太子呢？因为明确接班人之后，太子要上各种课：要学中国的传统学问，也就是儒家的经学，还要学历史，还要学一些关于政策、法律的典籍。日讲和经筵不一样，日讲不太隆重，经筵是很隆重的。经筵的教师都是很有名的大臣，一旦轮到他做经筵的教师的话，天不亮就要起来，很认真地准备这个事情。而且有的小皇帝还是有一点知识积累的，他会问很多问题，不好回答的，所以大臣要做充分的准备。讲完课以后，皇帝就吩咐太监“赏赐先生们酒饭”，给他们吃一顿，开个宴会，办个筵席。所以叫作经筵，把经和筵放在一起，就是将儒家的经学和吃一顿饭连在一起。日讲就是普通的讲课。

樊登：好像吃饭的规格还能够显示皇帝对这个事的重视程度。

樊树志：重视。皇帝的跟班也可以享受，吃不完了就可以带着走。

樊登：那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万历新政这十年，也就是张居正当政这十年。小皇帝对张居正基本上唯命是从。

樊树志：言听计从。

樊登：张口闭口都叫先生。

樊树志：对，先生。从来不直呼其名，一直叫他先生或者张先生，因为在他的背后，他的母亲让他必须这样做。小皇帝在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间，充分地支持张居正推行改革。

樊登：我看这一段的时候，觉得这俩人感情很好，基本上张居正所说的所有东西，皇帝无所不悦，都喜欢。这个万历新政的核心宗旨是什么呢？

樊树志：核心宗旨就是，它是全面的改革。

樊登：当时国家没钱了。

樊树志：民穷财尽。从嘉靖年间开始，直到隆庆年间，一直都是财政赤字，没有一年是宽裕的，都是入不敷出。张居正首先要扭转这个局面，使财政赤字消失，并且要有积累，他改革的最大目标是这个。他的目的是要改革财政经济，但是他首先要做一场政治改革。张居正的改革是从政治改革着手的。改革政治就是整顿吏治，因为队伍腐败了。

樊登：就没有考核，乱来了。

樊树志：所以他制定了考核方式，就是考成法。考成法非常厉害，有很详细的规定，比如朝廷下达公文到某个省，计算一下距离有多远，官员应该在多少天之内办好，并汇报到中央。公文收到几天以后处理得如何，要有个考成法来管理，这样地方官员的压力就很大。

樊登：我读这本书就感觉古人管中国太难了，没有电话，连个邮政系统都没有，都是靠骑马送信。所以之前很多皇帝发下去的公文最后就不了了之，根本没人办，但是张居正就是要扭转这件事。

樊树志：对，他就是要你必须做到“我朝下令、你夕奉行”，一层一层来追查：中央内阁追查六科，六科追查六部，六部追查地方巡抚，巡抚追查府（就是知府），一层一层地来。张居正改革的十年里，地方官的压力非常大，但效果很好。

樊登：效率提升了。

樊树志：效果非常好，整顿吏治是成功的，大家都是兢兢业业，没有一个人敢偷懒、应付。

樊登：就因为有张居正这么一个人在。

樊树志：张居正做到了，因为他信奉法家。如果是一个信奉儒家“温良恭俭让”的改革家，那肯定不行。

樊登：我有一种感觉不知道对不对，雍正后来搞的那些经济改革，有很大程度上是受张居正启发的。

樊树志：对，有点相似之处。

樊登：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很多改革是张居正这时候就做了。

樊树志：张居正的财政经济改革举措里有一条鞭法，到了清朝就演变为摊丁入地。一条鞭法是部分的摊丁入地，清朝雍正年间是全部摊丁入地，什么意思呢？人丁的负担全部转移到土地上去，人丁没有负担了。因为人丁有负担是不合理的，赋税应该落实到生产的地方，当时农业产出是依靠土地的，有土地才应该承担税收，而不应该向人头收税，所以叫作摊丁入地，这是合理的。一条鞭法是把部分的人丁的负担转移到土地上去。这个和清朝摊丁入地是有联系的。

他先完成了政治改革以后，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干部队伍整顿好了，那么他要推行新的政策就通行无阻了。有一条政策是，中央提出要搞一个改革，地方改革的成效如何，会作为考核的标准。比如他清丈田亩，就是为了增加税收，测量全国的耕地面积。

樊登：重新测一遍，因为那时候很多土地都被开垦了，但是不上报。

樊树志：他们会隐瞒。

樊登：隐瞒的，朝廷不知道。

樊树志：比如我这里有一万亩地，我报上去五千亩，就交五千亩的税，剩下的五千亩就隐瞒掉了，所以这个统计得不准确。这就是地方政府和地方的豪强勾结起来的结果，所以必须要重新丈量。只有张居正做得到，他首先在福建试点，然后推广到全国。

他派人去把应该缴纳税收的耕地全部丈量了一遍——不是根据地方官报的数据，而是要去丈量的。比如张三自己报上来有十亩，他派人去丈量，用平面几何算面积的那种方法丈量、核对。全部丈量一遍，结果是什么呢？全国的耕地面积多出了三分之一，那么反过来说，就是以前三分之一的土地被隐瞒掉了，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耕地的税收被逃掉了，张居正就要把这个查出来。

樊登：您这本书里边有一系列的数字，就是对比万历新政前后的收入，好像国库一下子就充盈了很多。

樊树志：充盈了，我刚刚讲，他把这个漏洞堵掉了，三分之一的税本来收不上来，现在收上来了。他不用增加税收，你逃掉了你本来该交的税，他只是不让你逃税。这种改革措施必须要建立在清理好官僚队伍的基础上，先搞考成法以后有成效了，再来搞财政经济改革。很明显，财政赤字马上就消失了，而且仓库有盈余了，使得万历一朝成为明朝最富庶、最强大的一段时期。

樊登：所以应该说，张居正的改革要比宋朝王安石的改革成功得多。

樊树志：成功得多，王安石的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

樊登：王安石的改革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在里边。

樊树志：我写的《国史概要》《国史十六讲》，都提到过这一点。最大的问题就是王安石是经学家，经学家就是儒家，他的改革思想就是把“周礼”那一套拿到宋朝用。向前看的改革用向后看的理论来指导，这不是自相矛盾了吗？所以他陷在自相矛盾里面。

樊登：但是您看张居正所用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的KPI考核，它是很先进的一套东西。

樊树志：当时很多历史学家都肯定他。张居正是用申、韩的法术（申不害和韩非的法术）来推行改革的。

樊登：这期间有一个转折的非常重要的事件，叫夺情事件。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照古代的礼法，他肯定要回去丁忧，但是皇帝不让他走。张居正表现出来是很想走的样子，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走。

樊树志：其实他内心也不想走。

樊登：但是你必须表现得很想走。

樊树志：对，这个人物很复杂。我们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不应该走的。

樊登：走了改革就断掉了。

樊树志：他在重要改革的中间段，改革还没有完成，他不能因为要守孝，离开这个政坛将近3年（27个月），那改革不是就断掉了吗？他本人确实不想走，但是他又不能直说，如果他说不想走的话，那么人家就要骂他“你这个人真是不孝”。如果你不是一个孝子，你就不可能忠于皇帝，你不可能做忠臣，孝子和忠臣这两者是合二而一的。所以他煞费苦心，就跟冯保联手。他跟冯保商量好了，冯保也说“你是不能走的”，这个小皇帝也说“你是不能走的”。

樊登：而且多次往复。

樊树志：张居正不断写奏疏上去，他说：“我要回去守孝，我离开这个家已经很多年了，你应该让我回去。”

樊登：有点像李密的那个《陈情表》，不断地写这个奏疏。

樊树志：讲得很心酸的样子，那么皇帝马上回复他：“你不能走，我们这里还是需要你。”这样反复了好长时间。

樊登：我记得您书里最常用的一个词叫“是为大孝”，就是你留在这儿侍奉君父，这个才是大孝。

樊树志：忠和孝是统一的，你忠于这个王朝，为国家办事，尽力了，这就是孝了，这比一般的家庭的孝还要大，是大孝了。

樊登：这个专有名词叫“夺情”，这名字起得真好。

樊树志：是这样的，一般的情况下，官员都要回去守孝。如果这个人很重要，皇帝把他重新请回来，叫作夺情起复。就是皇帝不讲情面了，没有照顾到你做孝子的情面，把你的情面剥夺掉了，把你请回来重新做官，叫作夺情起复，也有这样的先例。那么张居正一天都没有回去过，所以谈不上夺情，皇帝根本不让他走。

后来编了一个方法，叫你在京守孝，在北京的家里守孝，穿上孝服，披麻戴孝，里面穿的是朝服。因为这个人很重要，皇帝经常有事情要征求他的意见，官员经常送来公文，他要处理朝政的时候，就把外面的孝服一脱，露出朝服，处理完公务后又把孝服穿上去，这就是在家里守孝，连守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后，他就到内阁上班了。这下就招来很多人的谩骂，因为儒家思想很强调守孝的，很多人说张居正贪恋权位，不想走。

樊登：你再怎么写信都没用，你不回去守孝。

樊树志：小皇帝是知道他的，凡是在这点上做文章的，都毫不客气地搞下去。用一些非常厉害的手段，比如打屁股，廷杖。

樊登：廷杖那是要命的事。

樊树志：很多人一辈子残废。

樊登：我看您这本书里写廷杖，我才知道廷杖多可怕，廷杖能把大块的肉打掉。有一个御史的肉被打掉了以后，他的家人就把那个肉捡回去做成腊肉，供在家里边，代表着他们家出过忠臣，这太可怕了。

樊树志：有的人是一辈子残废，有的人就被打死了。如果是老弱病残，那就被打死了。廷杖打六十下、八十下，不是假打，是真的打。有个姓邹的官员，在他之前已经有四个官员被打过了，他还要递一个奏折上去，批评张居正不肯守孝，如何如何不符合儒家伦理。太监不肯收他的奏折，他还要拿银子去贿赂太监，说“你帮我把这个递进去”。递进去第二天就被打了，但是这些人认为这是自己一生的光荣。

樊登：忠诚。

樊树志：他的子孙后代也认为，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樊登：这就是皇帝最恨的那种叫卖直的人，皇帝最恨你拿这个来要挟我。

樊树志：对，但是确实那些被打的五个人都不是坏蛋。后来张居正死了以后，他们又慢慢地回到了政坛，他们真不是坏蛋，就是理念和一般人不一样。因为他们对张居正的改革不满，有情绪在里面，所以想请他走。请他走之后，改革就可以半途而废，他们有这种情绪。

樊登：所以改革者总是会遇到很多阻力，这是一定的。

樊树志：所有的改革者都是这样子。真正的改革改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触动到利益的时候，阻力会变得非常大，张居正的改革阻力也是很大的。

樊登：所以到夺情这段，我们会发现：皇帝并不糊涂，皇帝是个挺不错的年轻皇帝；然后又很支持张居正，两个人情同父子。那么为什么在张居正死了以后，皇帝会突然之间180度的大转弯呢？

樊树志：我在这本书里花了很大的篇幅在写这件事情，我认为这是《万历传》里最大的看点，就是君臣关系。和皇帝相处不是那么简单的，即使是张居正那样的人，皇帝也是说翻脸就翻脸，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八个字，“威权震主，祸萌骖乘”，这是《汉书·霍光传》里的话。因为霍光出过这个问题，霍光也辅佐过小皇帝，后来汉宣帝感到如芒刺在背，在霍光活着的时候，皇帝不敢动他，在他死后，皇帝就对他的家属下手。张居正也是，活着的时候皇帝不好动他，他一死，皇帝就对他家里面的后代下手。这就是威权震主。威权震主的另一种讲法就是功高盖主，无论你这个大臣多么能干，多么有办法，你都不能让皇帝感觉到你功高盖主。

樊登：你比他还厉害。

樊树志：不能比他厉害，你必须让他感觉到你比他差，就是很多地方不如他，“皇帝想到的事，我想不到”，你必须要这样，你不能事事都比皇帝高明。这是功高盖主。

樊登：张居正陪伴万历皇帝在位十年，到万历十年的时候，得了急病突然去世了。万历皇帝有一个特点是很贪财，就是他听说谁家钱多他就要去抄家。大家说张居正家里边肯定有很多钱，结果皇帝就派人去抄家。好惨啊，里面有一个细节，张居正家里十几个老人、孩子躲在柴房里边，抄家的人一来，他们躲在里边不敢出来，结果直接被贴了封条封起来，活活饿死的，没人管。

樊树志：皇帝跟张居正翻脸，就是因为张居正专擅朝政，功高盖主，对他压力很大，所以他要想亲政，就要把张居正的影响消除掉，必须要对他清算。

樊登：要在精神上摆脱他。

樊树志：要在精神上摆脱他，而且要在政治上清算他，因此抄了他的家。北京的家和江陵（荆州）的家，两个地方都抄了。老实说，张居正这个人不是像严嵩那样的贪官。

樊登：他不算贪官。

樊树志：不像严嵩那样的贪官。

樊登：他没那么厉害。

樊树志：没那么厉害，也不像海瑞那样的清官，他有选择的。比如他很器重辽东的总兵李成梁，李成梁很感谢他。李成梁很老了，还在辽东做总兵。李成梁送东西贿赂他，他退回去，他说：“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李成梁总兵自己的功劳，他应该做这个总兵，所以你们用不着送礼。”他看对象，可以收的才收，不可以收他就不收，这个人很谨慎。查抄的家产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万历皇帝是个财迷，沉迷酒色财气，他抄冯保的家是这样的，抄张居正的家也是这样的。因为抄得不是那么理想，就把张居正的儿子抓起来严刑拷打，让他们交代财产转移到哪里去了，其实没有转移。他的儿子没有办法，就屈打成招，说转移到某某那里。

樊登：各种叔叔、伯伯写下来。

樊树志：还有一些同乡的官员那里。

樊登：这就造成了冤案。

樊树志：结果有一个就是上吊自杀了。

樊登：张居正的大儿子就自杀了。

樊树志：张居正一死，张四维就做内阁首辅了，申时行是内阁次辅。张四维做的时间不长，因为他父亲死掉了。

樊登：丁忧了。

樊树志：这次没有夺情，万历皇帝说“我自己可以做主了，不用你了”。那么申时行就来主持工作，做内阁首辅。申时行是苏州人，他还是讲公道话的，他认为皇帝做得过分了，张居正家里还有老母亲，还有很多妇孺，一大帮子人，皇帝把他的房子都封掉了，田产也充公了，他们怎么生活呢？所以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还了他一批房子和一些田产。

樊登：那冯保是怎么倒台的呢？

樊树志：张居正死了以后，批判张居正的高潮下，冯保马上就被揭发了。

樊登：万历皇帝一想，说冯保家里钱更多，然后也抄家。

樊树志：对，抄家，他的财产肯定比张居正多。皇帝剥夺他的权力的同时，也看中他的家产。这个冯保还想维持他的地位，所以他推荐潘晟出来做官。潘晟是一个已经倒台的、退休的老官僚，冯保想推荐他进内阁。

樊登：当首辅？

樊树志：他想当首辅，但是肯定当不成，大概是当第二把手。

樊登：年纪太大了。

樊树志：张四维是第一把手，冯保想把潘晟安排在申时行前面。张四维跟申时行都认为不可以，他们也想把冯保拉下台，于是，他们让言官造舆论——因为潘晟的名声确实不佳，真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官员——言官一起哄，一制造舆论，潘晟刚刚从绍兴出来，走到半道上，皇帝就下发了圣旨：按照现在这个头衔致仕（退休）。皇帝给了他一个内阁的大学士的头衔，让他再次退休，所以潘晟还没有上任就退休了，这就是权力斗争。冯保说：“我生了几天病，你们就把我指定的那个人拉下台了？”他就感觉到危险了。

后来大家就开始弹劾冯保。要抓住冯保的小辫子很容易，因为以前高拱就弹劾过他，材料都是现成的。一弹劾，冯保就倒台了。万历皇帝还是讲究情面的，因为冯保是他的大伴（从小的玩伴），没处死他，就把他的财产抄了，把他发配到南京去养老。但毕竟冯保还有势力，他临走的时候，带走了几十辆大车的财产，所以万历皇帝抄家抄得不是很彻底，抄下来的财产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因为冯保带走了一批财产，不知道带走了多少。后来冯保就在南京悄无声息地去世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樊登：这时候万历皇帝亲自当政，二十多岁励精图治。万历皇帝一上台就干了“三大征”，打了三次大仗。

樊树志：这是他最辉煌的事情。三大征里，我本人最感兴趣的就是明朝军队跟日本军队在朝鲜打的那一仗，就是丰臣秀吉派军队打朝鲜，目的是要把朝鲜作为跳板打中国。

樊登：我读《德川家康》那本书，就知道那时候丰臣秀吉其实刚刚统一日本，他的实力还不是很强。

樊树志：但是派过来的军队也很厉害。他派军队去打朝鲜，朝鲜没有一点招架之力，丰臣秀吉很快就打到汉城、平壤。朝鲜的国王一直往北逃，没地方去了，就向明朝皇帝求救。最后万历皇帝做了一个正确的决策，他决定东征御倭援朝，抵御倭寇。这一仗打得不是很顺利的。

樊登：也不容易。

樊树志：真的不容易。后来因为丰臣秀吉死了，那些军队将领无心恋战，就逐步地撤退，这场战事才告一段落。

樊登：但是基本上算是胜利的。

樊树志：肯定是个胜仗，万历嘉奖了很多将领。这是万历三大征里最值得讲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里有很多细节，日本学者都是不否认的。

另外还有两场战争。第二战是西北边境宁夏的哱拜叛乱。哱拜想和北面的蒙古内外勾结，蒙古人看你这个地方内乱，他们想趁机南下。因为元朝被明朝推翻以后，蒙古人都跑到北面去了，他们不断地想找机会南下，正好当时宁夏有叛乱，就和哱拜勾结起来。万历皇帝派兵打了一仗，巩固了西北地区，让蒙古在几十年之内基本上不可能南下。

第三战是西南播州的杨应龙叛乱，这场战争是土司叛乱。打了这场战争以后，万历皇帝解决了改土归流的问题。清朝雍正年间也有改土归流，就是把土司改为流官。土司就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他们不听中央的指挥。万历打败了杨应龙之后，把杨应龙的那块地收回中央，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建立了一个府，派中央任命的知府去。这个叫改土归流。那块地区就是贵州省的雏形，但是当时它还不叫贵州省，以后才改名的。

樊登：这三仗打完以后，看起来万历皇帝的朝廷相当厉害。

樊树志：证明万历一朝是最富庶、最强盛的。它要是不富庶，就付不起军费，打仗要花钱的；另外它能够打胜仗，就说明强盛。万历三大征是万历皇帝很辉煌的一笔。

樊登：但是没过多久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樊树志：很多人讲他倦勤，就是偷懒，不出勤。

樊登：对，他不想工作。

樊树志：还有的人说他是荒怠，荒唐的荒，懈怠的怠。我的看法是，他“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身体不好。从画像上看，他是一个大胖子。还有一个资料，1956—1958年挖掘定陵（万历皇帝的陵墓），打开了万历皇帝和皇后的棺材，万历皇帝尸体的骨骼还在，专家测量了一下，给他做了个体检，得到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万历皇帝上身驼背，我们在书上是看不到的，这是挖掘地下宫殿以后发现的信息；第二，万历皇帝的身长，从头顶到左脚是1米64。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说到左脚1米64呢？说明他右脚短，左脚长。一个脚长，一个脚短，所以他晚年要坐轮椅。这个人是个孝子，他有两个母亲（嫡母和生母，两宫皇太后），他每天都要早起去向她们请安，都是由太监推着轮椅去的，所以他上朝不方便。他经常跟大臣说：“我头昏眼花，腿脚乏力。”

樊登：也真不容易。

樊树志：他身体好的时候，头不昏、眼不花的时候也上朝的。

樊登：我觉得他迟迟不立太子这件事情，消耗了他和大臣之间很多的精力。他太宠爱郑贵妃了，总想把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扶为太子，但是福王不是老大，而那个老大又不是嫡出，这就很矛盾。

樊树志：他不喜欢他的长子，很有意思。之前他看中了一个宫女，他的长子是和宫女生的。那个宫女在他的妈妈身边，经常拿脸盆盛水给他洗脸、洗手。万历皇帝看中她了，一来二去就怀孕了，生了他的长子。他宠幸的郑贵妃生的是第三个儿子，老三。他想立老三，但是讲不通，如果他没有长子，立老三可以的，如果前面两个孩子都是女儿，第三个是儿子，那当然可以了，但是他有长子。

樊登：但是皇帝的理由是说，这个孩子不是皇后生的，万一皇后再生一个呢？

樊树志：他说这个孩子是宫女生的。他的妈妈就问他：“你为什么老是不立太子呢？”他说：“这个孩子是宫女生的。”他妈妈就生气了，说：“你也是宫女生的。”他的妈妈慈圣皇太后也是宫女出身。

樊登：对，这一段特好玩。

樊树志：这样他就无话可说。后来他又找了一个借口，说再等皇后生一个孩子，就名正言顺了。但是皇后就不生，怎么办呢？

樊登：就一直没有嫡出的孩子。

樊树志：这样就一拖再拖，朝廷的大臣不断地提意见，批评他。结果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遗症呢？我刚才讲皇帝是要上课的，有日讲和经筵，太子也要上课，叫豫教，就是皇帝的培训。你将来要做皇帝，这是要培训的，也要上课的。但是在没有确定太子的身份之前，没办法培训，所以必定要早点确立太子。大臣都说“你一定要确立太子”，万历皇帝却始终拖着不管。所以，他的长子始终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

樊登：受教育的时间特别晚。

樊树志：再加上太子的压力很大，郑贵妃给他施加了很多压力，还发生过梃击案，要来害他。

樊登：郑贵妃动不动就要弄死太子，这太吓人了。

樊树志：他的压力非常大，造成他始终身体不好。万历皇帝一死，他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死了，就是短命的泰昌皇帝。后来，万历的这个烂摊子由他的两个孙子来承担，一个是天启皇帝朱由校，一个是崇祯皇帝朱由检。

樊登：这是兄弟俩。

樊树志：兄弟俩，都是万历皇帝的孙子，万历把烂摊子留给他们了。《明史》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明之亡，实亡于万历”，我认为这句话的分量过重。张岱的《石匮书》里的说法就比较委婉，也比较准确。他是这样讲的：明朝灭亡的征兆在万历末年已经显现出来了，这样说就准确了。不能说“明之亡，亡于万历”，这就有点讲过头了。

明清史专家孟森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他认为“熹宗（就是朱由校，万历皇帝的孙子），亡国之君也”，但是他没有亡国，因为“祖宗恩泽犹未尽也”，祖宗的恩泽还在。祖宗的恩泽就是他的祖父万历缔造的富庶、强盛的王朝，这个底子还在。天启年间是内斗最厉害的、政治最腐败的时期，魏忠贤阉党专政、滥杀无辜。按理说，明朝在这个时候应该灭亡了，但还没有亡，是因为“祖宗恩泽犹未尽也”。

樊登：还有一个崇祯。

樊树志：孟森讲到，崇祯是亡国之君，但是假如这个人生在万历之前，绝对不是亡国之君……

樊登：好皇帝。

樊树志：在天启以后必亡。所以我觉得皇帝也是被历史所操纵的，他不能对历史发号施令，他也无可奈何。他处在这个环境下，即使再厉害，也没办法。崇祯这个人和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一样，勤奋，励精图治。他说“我不是亡国之君”，但是你到了天启以后，你非亡不可，这就是万历皇帝把政治遗产留给了他的两个孙子，两个孙子都没办法的。

樊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万历搞了很多矿税太监，他派了很多太监亲自替他征税，这个造成的恶劣影响有多大呢？

樊树志：就是把万历前期的富庶消耗殆尽。两个方面，一个是开矿，一个是征税。为什么叫太监去呢？

樊登：太监是自己身边的人。

樊树志：他心里打小算盘，他有小金库。太监收来的税不进入户部的财政府库里，而是进入宫里的小金库，这是由皇帝自己控制的。

樊登：私有财产。

樊树志：所以说万历这个人爱聚敛财富，沉迷酒色财气。但是，太监个个都是财迷。

樊登：就是太监分的钱比皇帝多，太监分八成，皇帝分两成。

樊树志：大部分到太监腰包里去了，皇帝拿小部分。

樊登：然后皇帝还得罪了全天下的人。

樊树志：把天下的财富都聚敛了，相当于竭泽而渔，把水都抽干了，鱼也就没了。有官员不断地给他分析这个道理，后来他明白了，就是他拿到都是零头，大部分都给太监拿去了。按理说，开矿是没有问题的，开煤矿应该是好事，但是当时没有这个技术水平，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煤。一旦开不到、挖不到，太监就叫地方政府摊派。

樊登：不讲理了。

樊树志：必须摊派，让他们把这个钱拿出来，太监要收起来上交上去。

樊登：完全不讲理。

樊树志：完全不讲理，就是蛮干。另外还有税监，他们是征税的。商品过关都是要收税的，运河沿线和长江沿线本来就有税关，比如我们苏州附近的浒墅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税关，杭州运河终点就又是一个税关。这些税关本来就要收税，万历皇帝在这些税关以外，另外又增加了一些税关，重复地收税。造成什么结果呢？工商业受到打击了。

樊登：没法做生意了。

樊树志：山东省运河沿线的一个大市镇临清，本来很繁华的，因为他这样重复收税，就衰落了，商人不来了。它本来是棉布的集散地。

樊登：本来是很富庶的地方。

樊树志：这是劳民伤财的事情，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他的小金库也拿不了多少钱。我跟你讲一个小插曲，在我这本书里没有写到。那个临清税监叫马堂。利玛窦（外国的耶稣会士、传教士）北上，先进入澳门，然后到广东肇庆，地方官都很支持他。他沿着江西、南京一路北上，目的是要到北京去。这个马堂起了点作用。矿税太监里，马堂也是很坏的人，但他在这点上做了一件好事。

利玛窦要进北京，提供了一个奏折请求皇帝批准，还附了一个他的贡品清单（就是要送给皇帝的礼品清单），通过马堂传到京城里去，万历皇帝批准了。不仅允许他进入北京，而且允许他建立教堂传教，并且接受了他的贡品清单。因为皇帝持支持的态度，所以大臣跟利玛窦他们这些传教士结交成朋友，向他们学习。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了《几何原本》，李之藻把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印成了一本很大的本子。

樊登：让大家知道有这个世界。

樊树志：让大家知道世界地图是什么样的，真正地改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我在这本书里面还没有写到这一点。

樊登：那后来万历皇帝是怎么死的呢，因为长期的疾病吗？

樊树志：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生病。

樊登：有一段时间里，他连着半个月都没吃饭。

樊树志：他病得很厉害，反反复复，后来还拖了很长时间。到最后，他五十八岁去世，就是没有办法了，已经无药可救了。

樊登：其实他年纪也不大，五十八岁就死了。

樊树志：但是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

樊登：在他死后还发生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红丸案指的是什么？

樊树志：红丸案就是，他的儿子上台不久后也病了，请了各种各样的太医来看病，一直没有好转。有一个人就给他吃红丸，红的丸药。这个药性太厉害了，就因为吃这个药，皇帝就一命呜呼了。后来就追查开这个药方的人，再追查背后指使他的人，有一个说法就是跟郑贵妃有关系。这就是红丸案。

移宫案就是，皇帝病得太快了，泰昌一朝一个月就过去了，皇帝身边的皇后、妃子不愿意移宫。但是天启皇帝要登基了，要把乾清宫让给他。怎么办呢？所以有移宫案。

樊登：就为这个事发生争执。

樊树志：一些正直的官员搞了一次暴力行动（强制性的行动）把她（泰昌的一个妃子）弄走。所以天启皇帝刚上台的时候不错，因为把他扶上台的那些正直的大臣得到了他的重用。

樊登：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您写得特别有意思，就是福王搬到洛阳那一段。福王能够贪到那种程度，搬到洛阳的车、船的数量，那都是海量的数字。

樊树志：从头望不到尾，这个船的数量得有多少？皇帝在洛阳周边给他多少多少的土地，收来的地租都归他，他还不满足。李自成包围洛阳的时候，地方官劝福王拿点钱出来。

樊登：咱们打仗用。

樊树志：鼓励鼓励兵士的士气。他不干。李自成把洛阳打下来以后，福王就被抓住了。抓住了福王以后，很有意思，李自成在洛阳西关的周公庙广场上举行福禄宴，拿出一个大铁锅。为什么我们知道福王是三百六十斤？他们把福王脱光了，称一称分量有三百六十斤。然后把他的肉割下来，和鹿的肉煮在一起，叫作福禄宴。福王的肉和鹿的肉煮成一大锅，给农民军的士兵享用，以解心头之恨，因为这个福王实在是太糟糕了。

樊登：我觉得福王就是万历一朝往下走的一个象征，是万历宠幸郑贵妃导致的结果。从万历登基，一直到福王最后受死，《万历传》基本就算是讲完了。大家掌声鼓励，真是特别精彩。

樊树志：谢谢。

樊登：您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像我是理工科出身的，西安交大毕业，学工科的，半路出家学历史，我特别喜欢读历史。您觉得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人读历史书的好处是什么？

樊树志：历史给人以深邃的目光去看现在、过去、将来，必须透过现象看到它的本质。

樊登：像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历史给我很大的精神上的支持。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压力，有很多困难，但是你一想，你的困难跟张居正比一比，就根本不算什么。张居正面临着要杀头的危险，他是在玩命，咱们最多亏点钱，没什么了不起。

樊树志：张居正说自己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惴惴不安。

樊登：确实。历史真的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读完一本好的历史书以后，会让你有一种掩卷叹息的感觉，不会轻易地得出一个脸谱化的结论，说这个人是个好人，那个人是个坏人。人就是很复杂的，历史就是很复杂的。

樊树志：对，我给他的评价是功过参半。他亲手缔造了明朝历史上最富庶强大的几十年，然后又亲手把它毁掉，这就是一个悲剧。

樊登：所以如果想了解张居正，想了解万历皇帝，想了解明朝怎么样由盛转衰，推荐大家读一下樊树志教授的这本《万历传》。这不是历史故事，这是非常严肃的历史著作，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感谢樊教授，谢谢您。

樊树志：谢谢各位。

樊登：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