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个复杂的故事，至少听起来很简单。也许事情真的就是简单的，不管因为自身原因离家出走，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真正复杂的永远都是人心。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学着复杂一些，将一个简单的故事复杂化处理。如果摆在面前的是一张线条简洁的图画，我们来尝试给它添加上方向不同的结构，再抹上斑驳的色彩。
首先，伍道祖想分析一下，周刚生存的可能性是多少？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就家境和受教育程度而言，排除外力干扰下，独自存活的几率很大。当然前提是他离家出走而非其它原因失踪。他可能流浪到另外一个城市，而乡村是不大可能的，只要不是特别娇生惯养的孩子，在哪儿都能讨得一份生活。那么他会迅速成长，但供他选择的道路同样会有很多条，每一条的结局不尽相同，这就是命运。所谓殊途同归，指的是一种状态，不是历程。人可以躺在奢华的房间里自然老去，也可以像野狗一样暴毙于泥泞的荒原，毕竟是有不同的。那些匍匐于地的乞丐、行色匆匆的路人、豪车华服的绅士、气宇轩昂的军人，或者挑灯夜读的学者，哪一个不曾是父母怀抱中的天使？角色的安置能否完全怪罪于命运的无常？周刚成为其中任何一类人都不当感到惊讶，关键在于每个节点上的方向感是否正确。
伍道祖分析另一种可能：周刚已经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如果警方一直没有查找出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他死亡了，那么，他自杀的嫌疑就是最大的。在重庆这个城市，想要自杀而不让人发现，实在不是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时局动荡不安，也不会有多少人揪住一个孩子的失踪做文章。自杀的理由显然不少，也许他不需要任何理由，单纯地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了。不要企图进入一个青春期孩子的真实内心世界，那里不尽然都是春暖花开，或者荆棘密布血雨腥风。比如他那么地厌恶他的母亲，他的两个妹妹，而父亲因为生计难以给予适度关怀。恰恰他又非常依赖父亲，在这个年龄应该还崇拜着父亲。所以，假如他不幸被害身亡，最值得怀疑的肯定是他自己。
沙狄不应景地轻哼了一声。我知道，他听得出来这结合自身境地进行的分析。伍道祖听故事听出代入感来了。俞小蛮的分析角度有些偏门，她认为周刚的两个妹妹其实也不能完全排除嫌疑，虽然她们还小，涉世极浅，也不至于真有什么恶魔般的心思。就年幼孩子的心理，全然不去象大人那样区别善与恶，谁说一定是错误的呢？所以，俞小蛮是这样分析的：
做母亲的并不会忽视儿子的存在，哪怕她根本无法扭转自造的卑劣印象对儿子造成的伤害。儿子就是儿子，是家庭地位的有力保障，容不得她真正放弃那种依赖。日常的冲突表现得很奇怪，按照常理是不大可能发生的。这涉及到夫妻关系的问题，但是人们的关注点不在这儿，警方也是，只能说周刚的父母至少在旁人眼里是普通而且幸福的。他们象多数人一样，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个小家庭，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做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
问题在于，人人都是从孩提时代过来的，非常明白在家庭关系的角力中，小孩子是多么地敏感多疑。两个妹妹整天看着周围环境，自然知道，无论怎么努力，她们也不会成为家族的中心；而那个性格乖戾的哥哥，只要撇一撇嘴，就能获得所有目光的关注。这在她们是理解不了的，也是无比鄙视和痛恨的。她们会相互问凭什么，也会一起想出一个小计划对付哥哥。只要保姆是个粗枝大叶的乡下姑娘，时间上就会很充足，她们知道不能让保姆产生怀疑。事实上，那个保姆极有可能是个蠢货。
动手地点呢？悬崖或者天坑？深井或者长江？即便有动机，有操作的可行性，时间呢？那个保姆再怎么蠢笨，也给不出足够犯案的时间啊。我们迅速收回想像的画面，否定了俞小蛮的假设推理。
沉默是极其短暂的。我们说了些勉强算是可笑的题外话，力争以快乐对抗暗无边际的黑夜。大家现在也必须认可我说过的话了，相信有时候黑暗反而能够带给人平静和安全感。我鼓励蒋和珍，只有喜悦地面对异像，才可以与不安达成和解。这时颜子回也出来了，随意坐在我的脚边儿。都问他是不是睡着了，他说好像迷糊过一阵儿，又好像一直清醒着。知道大家在讲故事，他说听听无妨，只是不要指望他讲就行了，不是他不愿意讲，是嘴笨，讲不来。那么继续吧。难得的是蒋和珍有以下分析：
经验往往是有迷惑性的，由此，最不应该被怀疑的对象总在被无意省略，被排除在外。在这个案子中，作为母亲，肯定没人忍心去怀疑她，因为“虎毒不食子”嘛。都是平凡人，惯常平凡人的思维左右着我们对俗常事物的看法和判断。儿子既然是亲生的，又没有三个五个当作替补，她有什么理由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对于不懂事理的孩子，能有几个父母做不到宽容以待？
又假如她恰好是这极少数中的一员呢？她会不会隐藏得很深，以至于连那个悲伤的父亲也被蒙蔽了呢？她痛恨儿子的无礼甚至跋扈，她要求得到儿子的爱与尊重，她感觉到儿子与自己对立面的形成在将她往绝路上逼。那对父子，一个努力营造和睦有爱的家庭形象，一个拼命破坏一团和气的外界印象，形成扭曲的镜像，让她艰于直视。所以她必须打破镜像，保全自己意外获得的好位置。正因为是这样的情况，她丈夫的好人形象值得存疑。
好的，同样的问题是作案时间。虽然她当得上是个自由人，时间充裕，每天似乎只在麻将桌上，真的是这样吗？她的丈夫允许她如此这般无所顾忌地玩乐，就那么放心地把孩子们丢给保姆？儿子厌恶她是不争的事实，她怎么样才能让孩子跟着出门而不抗拒？十三岁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认真反抗起来，估计他母亲很难使他安静地听从安排。说白了就是，这个母亲哪怕想做些出格的违反人伦之事，能力上不太胜任得了。大家纷纷否定蒋和珍的猜想。
我的想法是，戴兰在讲故事的时候是不是故意夸大了周刚和父亲的亲密关系，同时刻意强化了他与母亲之间的矛盾。讲事故的人，总要在不自觉中表露自己的立场，一方面虚化重要线索，一方面又会突出不相干的细节，就是要不停制造误觉。比方说，他父亲有可能参与整个事件吗？或者不经意沦为帮凶？这才符合悲剧的要素。
并不是恶意揣测，我不往别的阴暗的方面去分析，因为我相信那种朋友般的父子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整个家庭中，称得上绝对自由的人，只有这个做父亲的？他财务自由，行动自由，时间自由，在每一个节点上都不会受限。他肯定是最爱儿子的，但那真不是排除嫌疑的理由。为什么呢？如果是他直接造成儿子的失踪，一定要有十分有力的证据。是儿子发现了什么秘密？或者儿子本身有什么秘密？是意外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或者父子之间达成更加隐秘的阴谋？
是的，归于另外一种可能了，就是周刚活得好好的，他被父亲偷偷送到另外一座城市了。
这不过是一种好的愿望，沙狄说，他们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将周刚的母亲逼成疯子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我说，这正是警方急于结案的原因。既然人没死，有什么好查的。况且不是先也说过吗，周刚的父亲结交广泛，在各路都是有些面子的，花不了多少钱他就能把事情办了。制造假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把老婆往死里逼；但必须给这种行为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就是绝对不能不顾及“仁义”二字。他倾力树起的正面形象，怎么会让这样一个女人给毁了呢？
戴兰忽然说道，为什么你们都会忘掉那个保姆呢？因为身份低下，她就不该当一回主角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