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面对众所周知的世界，作者的眼界、喜好不同，他也只能看到自己选择的那部分生活，作者的文字呈现的就是他所看到的世界；其次，作品中对于人性披露程度的深浅由作者的胸怀眼界决定。
任何优秀的小说无论故事如何离奇波动，情节如何曲折迂回，最后的落脚点都可以归结为：批露人性、揭示人类命运走向这件事上。而“命运”听起来有些神秘，“人性”又是复杂的，诡谲的，像迷宫，缺乏判断力的人常常被故事抓牢流于表象，失去对作者所要表述的那些深层次的理解。
一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有两部分，最开始是作者将自己的思想用文字固化，小说被创作出来后，到呈现给读者，读者的阅读又对小说进行二次创作，在二次创作中，固化的文字重新柔软起来，文中的思想也流淌起来，最后形成一部读者心中的小说。在实现作者与读者定向交流的活动中，文字这一媒介功不可没。每个读者的理解力不同，他从作品接受的信息量也是有区别的。
这就要求每一个负责任的小说作者在下笔之初，不仅要考虑自己的作品需要面对的阅读对象，还要针对他们，拿捏好对作品思想尺度的展示技巧。如果表达太深奥，读不懂，失去了创作的意义；太浅陋，又沦为平庸，无法称之为艺术创作。我看彭永锋的小说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的文字通俗易懂、笔法传统端正，书写农民和普通民众的故事时深度合宜，流畅朴实的文风，没有丝毫故弄玄虚的花哨，很厚道地将写作对象、阅读对象以及文笔章法有机地统一起来，没有造成三者分离的现象。
《倒春寒》被冠以小说集，其中共收录了12篇文章。深究下来，12篇里有6篇小说，4篇叙事散文和2篇市井故事，无论散文还是小说亦或故事都有如出一辙的风格——平实质朴。
一部优秀的小说里必然藏匿着一股精气神，这股精气神是“我”带给作品的。这个“我”有时是“显我”，表现为小说事件的叙述者、亲历者；有时是“隐我”，小说中没有这一角色，但你能感触到“它”的存在，“它”是作者的意识流露。所以，当看到这个“我”时，不应仅将其当作一个单纯的符号。
彭永锋的小说着力刻画了当今社会新农村形势下的干部和农民的风貌，以及小县城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他对这两个群体的了解和掌握让人称叹。关于他的小说如何好，相信读过的和准备读的都会拥有自己的见解，而我想在这里着重探讨的是，小说里的“我”到底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意义。
一、“我”为什么会出现在小说中？
一个成熟的作者是完全有能力将“我”撇开，随心所欲地叙述与己无干的别人的故事的，读者也更青睐这样的写法。“我”出现在小说中，很多时候基于作者强烈的情感需求，借书写满足对生活的幻想。但是用“我”的视角来叙述故事是有风险的，强烈的代入感可能会让相似经历的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也可能让毫无相关生活经验的读者因之产生抵触情绪。所以，现在许多作者用第三人称去写小说，宁愿与读者疏离也不愿涉险。写作多年的彭永锋不会不知道这种风险，但他仍然让“我”活跃在很多篇章中，这值得玩味。
我以为，从“我”的视角去写文章，是作者给自己有意识地做了两手准备：一面投入地叙述，一面冷静地给自己留条退路。彭永锋的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不多，情节略显简单，优势是始终保持清爽的故事线索，弊端则是很难出现巨大波澜，没有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很难促进矛盾的发展，也注定建立不了庞大的内容架构。
故事的发展需要某个关键或有价值的人物去推动，如何让单一的故事有趣有序地进行下去？彭永锋的小说其实很好地处理了读者的这一心理需求，他在小说中只让“我”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给“我”一个边缘化的角色定位，从而与主角保持疏离的关系，淡化“我”的形象，由此避免出现以“我”为中心展开故事的自恋倾向。
“我”可以随时跳出来引导事件叙述的走向，当故事发展到某处僵局时，作者只写“我”所看到所听闻的，小说就有了合情合理继续发展下去的必要。这就像是在关键点上助力了一把，作者把“我”变成了故事发展中的缓冲地带，“我”是作者在小说中的“自留地”。透过“我”的观察和介入，无中生有的故事变成了真实可考的事件，“我”成了左右事件发展或走向的隐形推手。故事到了这里，已经有了虚实交杂，真假莫辨的意味。
乡土小说中最出名的“我”，是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中的“我”，虽然关于“我”的正面描绘不多，但“我”的口吻、我的气质形象笼罩着全文，最终形成了小说中那股浓浓的化不开的沉郁苦闷，那是作者精神气质的体现，只有“我”才具备看穿农民悲苦命运的能力，文风契合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深沉思想的目的，最终形成了撞疼人心的力量。如果说小说是“我”表演的舞台，那么这个“我”无疑该获最佳配角奖。
二、“我”在小说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伟大的小说家会有意识地替自己的文字构建一个庞大的王国，创作的人物都各归其位，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如意的生或不如意地死，读者从中看到了现实生活另一种可能的版本。
任何一部小说都可以照见作者的影子，它映射出作者的思想和一部分生活。关于题材的选择，关于事件中人物的态度都能反映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志趣喜好。
彭永锋用文字为我们营造了一种鸡零狗碎的真实生活氛围，这是一群平凡小人物的普通生活，一地鸡毛的琐碎平凡，毫无诗意可言，甚至让人怀疑这种生活的存在价值。其实，这种感觉虽然无聊但更接近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它让读者迅速照见了自己的生活面貌——周而复始，陷于平淡，看不到光亮，无所希望。作者温和的态度像灵敏的触手伸展到了毛糙生活的角角落落，对主角而言有些看似激越的大事件其实放在生活这个大舞台上不过是屁大点事。小说展现更多的是一种平庸对人的淹没，作者仍温和以待，似乎见惯不怪的样子，从而引发读者对自身生活的思考。彭永锋用一种温和的语调去讲述，择取毛糙生活中有意义的部分，那是日常流水中的浪花，虽无巨澜但也有了值得展览的价值。
“我”在小说中更多时候是以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身份出现的，对所有书写对象明确表达自己的情感偏向。
将“我”安排在小说中，却又舍不得给“我”一个主角名份，几乎每一篇中，有“我”出现时，“我”都是跑龙套的小角色，作者意欲何为？彭永锋是沉潜冷静的，相比站在生活的中央，振臂一挥，去担起改造社会的重任，他更愿意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不为人知地默默打量毛糙的生活，寄予自己温和的关照——这个旁观者在远离漩涡的地方，游走在生活的边缘，静静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表现出机警的小翼，刻意地与生活保持距离，但又永远亮着那双分析判断的眼睛。
彭永锋的小说中展现的现实世界是一口温吞的煮锅，添把火可以热力鼎沸，抽根柴马上冷火秋烟。这样的生活有些寡淡无奇，又不至于让人绝望，每个人按部就班的生活，都有着自己的轨道，不紧不慢地前行，这样的生活数年如一日，看起来，一段生活的某部分就是全部生活的总模样。你读完就能看到生活的结尾，但你发现文中的每个人都不想挣脱，他们在这样的生活中有时浮沉挣扎，更多的是随遇而安的妥协。这样的生活说不上好但看起来好像也不坏。他通过普通人的境遇、喜怒哀乐，达到渗透读者阅读的目的，造成这种阅读结果与“我”的出现有很大的关系。
“我”这一人设在许多篇章中虽说是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但“我”无时无刻不在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打量事件并作出判断。“我”的观点是在试图影响读者的，这是作者设置“我”的心机。“我”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作者在“我”上或多或少倾注了自己的影子。
三、“我”对小说的贡献在哪里？
彭永锋对农村、农民有深刻的洞察和认识，他的好些小说都是“农民小说”。写起这一类小说来，他显得很有信心，游刃有余。他写农民，写小居民，他总是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以平等熟悉的眼光对他们的生活进行观察和剖析。他眼中的生活毛毛糙糙，每个人在在这种毛糙生活中遭遇着矛盾和纠结。“我”在彭永锋的小说中是一枚特殊的存在，不激烈，不焦躁，有些无法言说的痛，就由“我”去替他们温和地叙说。
《老鬼》中的老鬼是贼精贼精的乡村干部，这种精明不是故弄城府、老于世故，在于对人情世故的洞若观火，他处世机灵有弹性，又不乏赤子之心，这种丰富的人性交织成柔和的光芒温暖着每个读者。
“我”是个在官场混迹多年渐趋圆滑淡漠的油条哥，但在老鬼一次次闪现的人性光辉中惊醒了心底隐藏的血性，终于绽放出并未彻底丢弃的锋芒。这个“我”是对老鬼形象的侧面烘托，也是对老鬼人格力量叹赏的坚挺明证。老鬼有情有义，头脑活络，工作方法不拘于常规，充满了鲜明的特色，“我”终于为他的魅力折倒。“我”是老鬼脸上的一颗“痣”，如果没有“我”这颗“痣”，老鬼当然还是老鬼，却少了些许真实和鲜明。
在《王三的个人忧伤》和《倒春寒》中，“我”彻底退到了幕后，作者将一群耍心眼、斗心术的小农民推到台前，在聚光灯的映射下像跳梁小丑般蹦达着出乖露丑，暴露出人性中的恶。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进程如何发展，农民这一群体被定格般，总是无法逾出内心的“小”，人性的自私在利益面前赤裸裸地流露着。作者为什么不让“我”对其不争表达愤慨，而是选择让“我”在这两篇小说中彻底消失呢？作者对于所写对象性格的精准把握，深知他们没有变好的可能，于是着重笔力把这种自私卑鄙的人性，通过事件层层加码地向深处剖析最终完全撕裂开，让丑恶的人性给读者一个大大的寒心。
《“鸡太保”》讲述了在农村发生的一起美好的婚外情事。“鸡太保”的外形吻合了男性生殖器，它隐喻了男人的性器强悍野蛮而又伤人。“这样做也太卑鄙了吧。”作者借“我”之口在《“鸡太保”》中旗帜鲜明地表达爱憎，直接对事件做出道德评判。“我”对水秀和建设这一对爱而不能的可怜情人的处境表达了深刻同情，对这对被道德棍棒打散的露水鸳鸯的结局表达了深深的遗憾和祝福。
“我”对农村约定俗成的道德教条提出了质疑，对农村妇女被封建忠夫思想的残害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但“我”的思想局限又让水秀和建设没有走上一条光明的幸福路，而是各自妥协在自己的生活中，这是小说在思想的触角上没有向深处试探带来的遗憾。
《魏松失踪》如一场实验之作，呈开放式的结构。莫名其妙的失踪，游戏人间的态度，看似热闹的爱恋实则盲目的欲望、无聊的暧昧，淡漠的生活呈现出混人生的况味。“我”作为一种精神风格游离在作品中，以冷静的笔法对城市生活表达了否定的意见。
《寻找许先生》中仍然没有“我”的位置，但能感觉到“我”始终萦绕其间。作者对生活的态度、见解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风，即小说的气质，是本分的，是实诚厚道的。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市民杨霞却没有市民的作派，倒体现出优良农民的脾性——不矫情、勤劳、较真、执拗，这些烙印就像是盖在身上的一记优秀农民印章。对那种拥有质朴、善良人性的人，作者用农民的身份给予肯定并表达了最高赞赏，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一种情感和价值取向。
纵观每一篇小说，“我”都充斥其间，这个“我”对现实生活里的纠结和矛盾都持有温和的态度，像是毛糙生活上的一双温情手，抚平不堪和难过，从而让角色们和读者们有了继续下去的勇气。
写作好比练武功，练武功最开始是对招式和套路的硬性模仿，到最后成高手后，一招一式里透出的就是杀气、仁心。当小说作者对文字的掌控达到娴熟的程度后，小说层次的高低拼的就是作者的精神思想，一篇小说的质量及高度，很大程度来源于作者自己的眼界见识。作者的胸怀见的决定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所以，修炼品行、锤炼思想应该是一切作者的终生必修课。
小说作者要学会“心狠手辣”，对自己创作的人物舍得下狠手，把他们的人性里的自私、卑小或崇高彻底地撕开给读者看，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疼痛和快感。
希望彭永锋在以后的小说创作中能一步步走向思想的深谷或抵达精神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