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史上是讨论的关键问题，具有特有的、独立的传统艺术精神。书和画的发展历程中，两者相互交融渗透，对两者的讨论形成独立的两大艺术领域——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绘画史。
书画的起源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曙光，在中国文化艺术上具有着重要地位。书与画虽是同体、同源，然而，在研究书画理论和作品时可以深刻意识到，两者在功用上的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关系相互彰显。
张怀瓘在《书断》云：“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文章必须凭借书的承载才能发挥功用，书作为言语的表征，要达到道的境界，因此，没有比书更能发挥文章作用的载体。“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题之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舒也，著也，记也，著名万事，记往知来”。由此可见，字题写在竹帛上这一行为成为书，书的功用主要是来记录文字；书作为字的承载着，要写的形象、舒心如意，更重要的是著述和记录万事万物。“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书是用作传意。书的早期功用是实用性，用来著述记录、传意载文。
“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早期的画主要是为政教服务，凸显的是社会政教功能，亦是实用目的。“中国画的社会功能，从总体上说是一种审美作用，其中包括审美认识作用、审美教育作用、审美娱乐作用、审美调剂作用”，其中“审美教育作用。绘画作品能给人们起到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作用”，正所谓，“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戒焉”；“图绘者莫不明劝谏，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等等。从中总结出来的是绘画的社会功能，为政治的需要，宣扬教化人伦的目的，引导人们的思想道德顺应社会的需要。
书和画的早期功用同时指向的实用性，从这个方面上来看分析书和画，看是两者之间的联系不大，但是需要明白的是书画的源头两者是同体、同源的，正因如此，导向了书和画的早期都是实用性。然而，书与画的关联并不是非常强烈，隶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书与画完全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精神与目的的系统。《周礼》将绘画之事，统于‘冬宫’，而‘春官’外史则专掌书令。这正是反映出古代书画本属两个系统”。基于此，书和画开始走向分流，各自沿着自己的功用指向发展，逐渐转向书画艺术自觉发展。
书和画关系最先出现在书画的起源上，围绕着“书画同体”、“书画同源”展开，书和画的产生应从文字的源头寻找根源，见诸于神话传说之中。书作为文字的载体，记著万事，传意达道；画为宣扬政教，引导人们思想道德，都具有的是实用性的功能。当中国文艺进入自觉发展时期，书和画作为实用性的功能逐渐让位于艺术性，书法和绘画在艺术性上出现了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的现象。书画在“书画同体”或“书画同源”的问题上模糊不清，然而，我们应当清楚的是，这里的书和画的目的在于实用性，与中国艺术史中书法和绘画还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