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是在母亲的抽屉里发现的。

那天打开妈妈的抽屉的时候，那个信封就静静地躺在抽屉深处。那封信被一个牛皮纸信封包着，鼓鼓的，在厚厚的文件下露出一角，摆出一副不愿被人的打扰的姿态。我轻轻地从那一摞文件下将它抽出来。真是神奇了，寄信人是我，而收信人也是我，是——四十岁的我。

记忆被拉回到十八岁那一年，拉回到那一年的成人礼。十八岁的那一年高三，我仍记得我们在礼堂里郑重的宣誓，在仪式感中感受着成人的激动。对于少年的我们来说，成人的世界就是一场未知而又刺激的探险。

和成人礼同样具有仪式感的还有这封信，这封信是学校里给了特定的主题——写给四十岁的自己。后来校方把信交给我们的父母保管，父母成为时间的信使，将在我们四十岁的时候将它交到我们手里。这样的形式就像是时空隧道，令人欣喜和兴奋，你向四十岁的自己呼喊，期待回音。

从过去的记忆里抽回，我站在那里发愣，竟然不知道是放回去还是看一眼。后来我还是将信拿了出来，轻轻地关上了抽屉。

回到房间里，我把那封信放在了书桌上那摞书的最上面。

我坐在桌前看书，看到它就拿起来捏捏看看，里面似是有张明信片和一沓厚厚的信纸。然后再将它轻轻地放在书上。

我也曾努力回想，但是即便我绞尽脑汁却连一个句子都想不起。这过去的几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成长也好，成熟也罢，但实在是把那时候的心境忘得一干二净。

甚至有个晚上，我忍不住拿起来，希望灯光能透过信封和信纸，好让我窥探一二。可惜信封太厚了，信纸也太多了，什么都看不到。

之后出远门了大半个月，闲暇时我仍会考虑是否打开那封信。

其实打开信很简单，只是怕扰了静静岁月，扰了那番心境。

我决定打开信的那天是一个温暖的午后。那天的下午阳光很好，给自己冲了杯咖啡，窝在沙发里看书。看书累了揉了揉眼睛，就刚好瞅见了放在那摞书上的信。回过神的时候已经把信紧紧地握在手里了，可能是一个很适合用来回忆的下午吧，惬意的令人恍惚。

当我蹑手蹑脚的用小刀轻轻地沿着封口刮开的时候，像极了那些个影片里偷看信件的特工。想到这里，我实在是忍不住笑了，看自己的信还搞的如做贼一般。

只看了信的开头我就想起了。写信的那天是周日开完例会的晚自习。我写这封信是思忖了很久的，就像是打开这封信时一般为难，犹豫很久才下笔。我对自己的事情总是严肃而又认真，原来十八岁时就是了。

信里有梦想，有家人，有朋友。有很多个问题，希望得到四十岁的回答。

我看着看着笑了，又看着看着哭了。为何笑？又为何哭？这些都不重要。

只是以如今的我去看十八岁的自己，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的同时，却又可爱并充满正义。这就足够使我欢喜。

最后的明信片上，赫然写着“莫忘初衷”。

这可就使我犯了难，什么时候的理想是初衷呢？十八岁时的理想算吗？一直都说莫忘初衷莫忘初衷，可是初衷到底是什么我可能一直没有想明白过。

就像是信里写的十八岁的理想，有的实现，有的在实现的路上，但更多的是没实现却并不打算实现的了。这算是丢了初衷吗？我是否又应该以悲观的态度去面对这个“忘本的”变化？

在我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十八岁的我天真纯粹，但却想象不出二十八三十八乃至四十八岁艰难或精彩之处。

有时候见到好久不见的老友，谈话中诧异于对方的变化会用“你变了”。一句“你变了”是有点略带讽刺色彩的。但是，我觉得听到这个话时应该是欣喜地。如果一点都没有变，那么这么长的时间我是白过了吗?

当我们有一天清楚地意识到人生本身就是变化着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变化是从容而又放心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做好准备开始面对整个人生。

我其实挺喜欢尼采的一个观点——人生本就是性质可疑的，面对人生却不发问，这是极大地不负责任，是可耻的。

探寻人生，追求自我，不停地向自己发问，是这一辈子都值得去做的事情。

人生就是一场旅途，或布满荆棘，或弥漫芬芳。但因为每个瞬间都有感受，理想也会悄然无声的变着。更因为那些变了又变的“初衷”，才使我们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自己。

只要一直在坚定地努力着，在每个需要抉择的瞬间做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且无悔。这样就足够了吧。

初衷这种东西啊，忘了就忘了吧。

用胶水轻轻地将信再次封上，就像是从未打开的那样。

将信放到妈妈的抽屉的最下层，就像是我从未发现它那样。

我记性那么差，一直把心思放到自己的身上，四十岁也不会发现我今天偷她的信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