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看病不去医院，挂号、排队，路远、药贵。医院再大没家门口方便，医生再好没熟人知根知底，药物再洋没土方来的见效。除非实在没撤。否则，三年五载谁去医院。

赤脚医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没编制、没高薪、没待遇，却深得农村百姓的信任和爱戴。因为，他们是深扎基层的乡村医生，是为民服务的乡村医院。无论对农村，还是百姓，都有一种极为特殊的乡土情怀。

家河南边有两家儿科，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一个姓王，一个姓陆。王氏离的较远，在仁巷桥西侧，主人名叫王凌元（谐音）。陆氏离的较近，在码头堆场南侧，主人是陆家老太爷。

两家儿科一个靠学，一个祖传。房子都是自家的，有内有外，外坐堂，内取药。依靠马路的南来北往，生意红火。锦旗一个接着一个，人群一拨接着一拨。相比于陆氏，王氏儿科名气较大，不仅是因为它所处的地段十字正中，对着桥头桥尾，更是因为主人年轻好学。陆氏虽是祖传，但毕竟老太爷太过年老，力不从心。

王氏儿科幼时常去，咳嗽、感冒、发热、预防针等等全在那里。我最怕打针吃药，每次总会装病早睡。父母裹着被子硬是将我从河北（河的北边）带到河西（河的西边），半夜之中我总会莫名的被针扎醒。无论何种药物，我总是玻璃瓶碾碎和着红糖捏着鼻子一仰而尽。有时完后，嘴里还会含块纸糖。

陆氏儿科离的近去的少，只有在老姑奶奶与陆家大儿子联姻之后我们才有所涉及。儿科靠着马路，大门朝南，后朝西。老太爷离世后，老大老二各自开了一个。分家后，老大的儿科北挪建在了马路西侧，大门朝东，马路边挂着“陆大儿科”的招牌。

两家儿科属私人范畴，吃、住、诊都在一起。营业时间除了白天，有深夜也有凌晨。来看病的不是乡邻就是近亲，再远也是常客。因此，无论多晚，只要百姓有需求，哪怕上了床也会立马爬起来。虽然两家的听诊方式都是西式，但所开的处方和用药却大多以中医为先。

长大后很少再去诊所，因为那里的儿科不适合成年人。偶有步入也是串门。如今两家儿科还在，主人还在，但陆大却比王氏做的要大。王氏有女，陆大有儿有女。两家生意还跟以前一样红火。据说王氏前几年还闹过贼。但似乎两家的子女对从医并不感兴趣，如今都是老辈在维持着。

雅南桥边上也曾有个开中医的老先生，名叫李宏玲（谐音）。药堂最先租用的是老姑奶奶娘家的房子，门面朝西正对马路。后迁租于四叔家，毗邻马路，大门朝南。老中医不是本村人，却与祖父的关系非常要好。两人既是同学也是挚友。李老爷年轻时三妻四妾、良田万顷，有炮楼有驳壳枪，祖父会考曾向他借过笔。年老时却光景惨淡，妻离子散，靠中医维持生活。尽管如此，他精悍神奇的医术却让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李先生有个徒弟姓张，名叫张建国。是除老板后李先生最为亲近的一个人。先生看病时他总是在边上细看细学，帮着抓药帮着过称。

沾着祖父的光，幼时我常去药堂。老先生头发花白，着灰色长袍依着门框坐堂把脉。

中药堂里布满了高脚药柜，直插屋顶。柜子中间镶嵌着许多抽屉，每个抽屉面层都挂有一个金黄的铜环，上面有毛笔写成的药名。坐堂时，抽屉半敞。老先生把脉望问，开出药方。徒弟便手持药方、抓称、配药，最后打包。地方虽小，但每天前来看病的人却还是络绎不绝。有不孕不育的，有疑难杂症的，有去过北京上海大医院看不好的，无论何种症状，经老先生脉搏一把，均能化解。

李先生有很多医书，那些书又老又黄。外人一般是很难借到的，只有张徒弟才能看到。但我家却是个另外，母亲深感中医神奇，曾几次去药堂借书，藏在床板下，然后晚上细看。

后来李先生死了，那些医书成了宝贝。张徒弟另择良地重开药堂。为能博学，他曾几次来我家向母亲找寻借去的医书。最后母亲只能偿还，但却还是硬留了一本。那是一本专治妇科疾病的书，属民国版印，里面的字全是繁体。用语简洁明了，形似古文，有疾病的症状、用药及数量。

老李走后十分惨淡。徒弟带着医术走了，老婆藏着积蓄跑了。最后还是他那六亲不认的儿子来给他收了尸尽了孝。

闻不到草药，看不见把脉。从此，我与中医无缘。

如今，老李徒弟的药堂已不知何处。但我知道，只要他在，那药堂一定还在。因为，无论是维持生计还是事业有成，这样的神奇医术永远不会失传。

家东头隔着几户人家有个姓林的医生，也在自家开了个诊所。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老人，一般的疾病他都能看。我也曾在那里打过几次破伤风。尽管生意很好，但我知道他的儿子也不会传承。因为，这两年医疗水平提高了。有些小毛小病去药店就能解决问题。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动不动就去医院，而且还是县城的首级医院。

如今，赤脚医生已成为过去。曾经的年少早已白发，转行或是放弃。只有仅有的祖传还在继续，并且得到国家的保护和传承。而我，对中医的感情也仅剩下那本破旧的民国医书。

我一直以来都很懊悔幼时没学中医，没跟在李先生和他徒弟后面把脉、抓药。倘若当时能沾祖父的光在其后面跟班，想必现在也早已名扬桑梓，最起码做个中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