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
外婆去世的那一年是1984年，我刚刚上二年级，才开学没几天，突然妈妈到学校给我请了一周的假期，说是带我去济南奔丧。年幼的我因为了额外的假期而感到心喜。
对外婆唯一的印象，大概是我三四岁的时候。那年夏天，妈妈带我去山西长治的五姨家住了一段时间。长治产煤，整个城市和屋里屋外都是灰蒙蒙的，五姨家住一楼，白天屋里也是昏暗的。在很少有阳光的屋子里，外婆是一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经常默默的站在窗前，并不怎么说话。但是，如果外面有汽车喇叭的声音，她就开始说话了，急切说着是我听不太懂的方言，表情也很激动。这个时候，我妈和五姨就会把我抓过来，推到外婆面前去唱歌跳舞，而我母亲五姨她们会在一边劝解，好一阵儿，外婆才慢慢安静下来。这个场景大概隔几天就会重演一次，因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问母亲，外婆为什么这样？母亲说，外婆觉得那个车是来接她的。外公去世后，外婆非常悲伤，大家担心她的身体，因此最后外公火化的时候，大家都瞒着没有告诉外婆。外公去世后，她就有些糊涂了，每每听到汽车声就觉得是来接她去见外公最后一面的。
当年的我很难理解母亲说的，只是庆幸那个年代汽车确实是罕见的东西。
我一直想写外婆，却无从下笔，我心中的外婆的故事，都来自于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的聊天，在那些述说中，我拼凑出另一个外婆。
外婆出生于1898年，江苏靖江的一户富庶的人家里，是褚家的二小姐。她个子娇小，皮肤白皙，有着典型的江南女子的模样，圆脸，眼睛不大不小，细弯眉，薄薄的嘴唇，嘴角总带着些许微笑。18岁上，通过媒人许配给了当地有名的刘家的书生——外公，但因为外公还在南京读书，一直等到3年后毕业回到老家，他们才正式完婚。
上个世纪20-30年代虽然是军阀混战的年代，但在海边的小镇里，外婆外公度过了相对安稳的青年时代，生养了6个孩子。外公虽然兼职了当地的团练副团长（保卫家乡的自发的民团组织），但也不过是虚名，从来没有真的去打过仗。
1937年日军南下占领上海，外公外婆从老家逃难出来，带着7个孩子，最小的老七，是我的母亲，刚刚出生几个月大，在逃难的路上总是哭。躲避轰炸的时候，人们都蹲在河沟里，我母亲还是不合时宜的哭闹。同行的乡人都劝外婆，“扔掉孩子吧，保命要紧，已经有了这么多孩子，况且又是女孩”。但外婆坚决不肯，就这样一路背着抱着母亲，牵着3岁的五姨，带着5岁、8岁、10岁、13岁和15岁的孩子们，一路走了十几天，从镇江走到苏州。
到了苏州，在同族堂哥的帮助下，外公外婆落下脚，外公开始做生意赚钱，外婆照顾一家老小。后来外婆又生养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外婆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三头六臂的哪吒。作为一个女性，我无法想象一个长达20年的生育期，10个孩子（其中夭折了1个）以间隔2年或3年的节奏相继出生。就是说上一个刚断奶没几个月，就怀孕了，背着一个怀着一个，还要照顾十来个大人小孩子的打扫、餐食、衣服，后来还要帮助外公打理养鸭养鸡场的生意。
白天要打扫，照顾孩子，做饭，从调料酱油醋到小菜到腌制的各种菜肉，一日三餐，都是外婆一双手。晚上大大小小的都睡下了，外婆还要就着油灯做针线，一家大小衣服、裤子、鞋袜，也是外婆一双手。外婆是缠足小脚，母亲说，因为是脚跟着地，外婆的小脚踩在木制的楼梯上，会发出咚咚咚的响声，她小时候就伴着这声音睡去，也伴着这声音醒来。
49年解放后，公私合营，外公把公司捐了，房子也给了政府用，家里没了收入，有的孩子还小，家里的东西开始一点一点减少，用不着的家具卖了，外婆的首饰细软当了，终于养大了所有的孩子。孩子们一个一个离家去上学，工作，并没有一个留在外婆外公的身边。每个孩子离家上学前，外婆都要熬几个晚上，细细的纳几双厚厚的鞋底，想来那一针一线都是沉甸甸的不舍和无言的牵挂吧。
在我母亲的叙述中，外婆是个食神。首先是调料，用大缸做酱油、醋和黄酱，做酱菜、萝卜干、雪里红、梅干菜，自制的风鸡、风鸭、风肘子、火腿，熏鱼、咸鱼。。。。
江南水乡最常见的是螃蟹，鲜美但不容易保存，应季的时候量大便宜，外婆会买上一大木盆，用螃蟹爪子当工具，剥出一大碗的螃蟹肉，不带一点碎壳子，用盐和调料腌制好，密封在罐子里。需要吃的时候，最简单的螃蟹炒白菜，就可以异常鲜美。还可以掺了猪肉一起做成红烧狮子头（大丸子），就我母亲的说法，那叫一个好吃，她这辈子再没吃过。
其实我母亲烧的红烧肉也是一绝，但是我母亲说起来，比外婆差的十万八千里。外面饭店里的东坡肉是一方一块的，家里的红烧肉块头只有一半，量却是一大碗，油亮亮的焦糖色，鲜甜略有焦味香味道的五花肉，要用最好的后肘做原料，腌制，焯水去肉臊气，再用油煎，加料中小火煨熟至已熟未烂，再入锅炒了糖色，收了汤汁。一口下去，瘦而不柴，肥而不腻，再配上化在口里的咸甜焦香的味道，我每次都忍不住吃多了。
我母亲总是遗憾的跟我们说，她做饭不好吃，怎么也做不出外婆的味道。因为她小时候外婆从不让女儿们下厨房，只要求她们好好读书，外婆自己没有读过书，但看着读过书的外公做生意，懂得读书才是最好的出路。她就一力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活，坚持把每个孩子都送去上学。家里姊妹中，最漂亮的是三姨，唱歌也好听，外公在上海做生意，就想让三姨去学戏，从来不违逆外公的外婆，唯一的一次发了火，死活也不同意，最后三姨成了上海高桥医院里漂亮的护士长。
外婆家7个女孩里，5个上了大学，一个护校，一个中专。2个男孩，大舅舅继承家业做了生意，小舅舅大学毕业后来成了榨油行业的专家。外婆虽然性格温柔，但也要强，她年少未曾识字，但解放后，50多岁的她跟着夜校学会了基本的认读，读信回信已经不是问题。外婆让子女坚持读书，也许是她自己早年没有机会的缘故吧。
从母亲和我的各位姨舅们的聊天里，我能够感觉到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的童年虽然处于最动荡的年代，但拥有一个快乐自由的童年。外婆不仅能干，任劳任怨，而且对孩子很宽容。母亲说起来，他们小的时候挑食，一盘豆芽炒芹菜，豆芽被挑着吃完了，只剩了芹菜，外婆也不恼。我还见过一张老照片，我母亲和五姨和小舅舅，三个小朋友一起抱着一根又长又粗的竹竿，漂在河上游泳，外婆则在岸边笑着看着他们，笑得慈爱又满足。我想那对岸上拍照的一定是外公吧。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外婆不仅仅有温和与慈爱，还有坚韧和勇敢。即使是带着6个孩子从日军入侵老家逃难到异地的过程，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童年的阴影。解放前的兵匪会闯到家里抢东西，外婆就让大一点孩子的藏在柜子里，她琐了柜子门，自己抱着小的躲到后面河滩上，但外婆从不急不慌。因此，我问起来几个阿姨舅舅，大家都觉得不算什么大事。
孩子们都长大飞走后，外婆家，仍然是每个孩子都可以回去的家。孩子们干革命，干事业，下放、下干校，孙子孙女都可以放心的扔到外婆家，大姨家的丽丽、大舅家的民民，虹虹，二姨家的。。。都是在外婆家长大。甚至是我爸爸（女婿）生肝病需要修养，也去的苏州的外公外婆家住，而不是回自己的家。年逾7旬，两位老人仍然是救火队长，孩子们谁家需要人手，就支援谁家，他们经常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帮不同的孩子看孩子。
外婆是所有人的外婆，但是，外公去世后的三四年里，外婆开始了漂泊的生活。几个孩子虽然孝顺，都寄生活费，但也都工作繁忙。开始外婆住上海的二姨家，后来二姨和二姨夫要去支援外地，外婆就去了山西晋城的五姨家，后来小姨生病修长期病假，方便照顾，外婆又去了山东济南的小姨家住。
外婆是个极爱干净整洁的人，在苏州老家时，基本上每天都要洗澡。然而在她最后的岁月里，她偶尔会抱怨没有地方洗澡。是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会儿，各家都住着单位分配的房子，基本上没有洗澡的条件。老人家最后一点要求也没有办法满足，这也是我母亲提起来总是觉得愧疚的一件事情。
在济南的小姨家，我跟着大人们，最后一次去殡仪馆跟外婆告别，白白的脸，红色的腮红，并不是我印象里那个黑黑的剪影，母亲哭倒，我也流了眼泪，但内心里并不是太悲伤。
时隔将近40年，如今的我回想起来，会感到遗憾。我只在生命最初的阶段，跟外婆生命最后的阶段，交叉了那么短暂的一段轨迹，只有那么短暂的记忆。
在我中年以后的人生里，外婆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家晚餐后的聊天里，她是我跟母亲可以聊起来很久的极少数的主题。母亲80多岁后，记忆渐渐模糊，绝大多少事情都忘记了，但会记得她自己小时候的事情。我经常主动跟她提起外婆，听她一遍一遍的讲那些讲了又讲的故事，在母亲一次又一次的讲述中，外婆愈发的清晰起来，她仿佛就那样穿一件干净的月白斜襟的小褂，默默的坐在我家的餐桌旁，带着嘴角的笑意看着我们聊天。
记得《人生奇旅》的电影里说，每个人的都有两次死亡，一次是肉体的死亡，一次是被人们忘记。我能做的就是尽量的写下我的外婆，因为我很想好好的记住她，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记住她，记住她的温和与坚韧，勤劳和慈爱，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
我的外婆，褚文丽，出生于1898年，卒于1984年，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