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脆弱性与反脆弱性的伦理
现在让我们谈谈道德问题。由于不透明性和新发现的复杂性,人们可以隐藏风险、伤害他人,同时却可以逍遥法外。医源性损伤往往带来滞后和无形的后果。我们很难看到其中的因果关系,因而也很难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有切身利害才能真正缓和脆弱性。近3700 年前,《汉谟拉比法典》 就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在近代却越来越多地遭到抛弃,因为我们染上了新事物狂热症,摈弃了对古代简单解决方案的欣赏。现在,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一解决方案为何可以 历久弥新。
另一个三元结构:一类人不付任何成?,但能从其他人身上获益;一类人既不从别人那里受益,也不伤害他人;最后一类人则愿意为了别人而受到伤害、做出牺牲。
当我们?到幸福是根据经济或其他微不足道的物?条件来定义时,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你可以想象,每次?到有人宣扬与英雄主义毫无关系的“中产阶层价值观”时,我就觉得极其厌烦。得益于全球化和互联网,这个所谓的“中产阶层价值观”已经传递到了英国航空能够轻松抵达的任何一个地区,原?被高贵的阶层所深恶痛绝的东西如今却被大肆推崇:
技术助长了怯懦......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社会之所以变得脆弱,是因为存在一些没有骨气的政治家、一些害怕民意的逃避者,以及只会编故事的记者,这些人导致了爆炸性赤字和代理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只因为他们希望粉饰短期内的业绩。
很多人坚持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与邪恶作斗争,但这并没有让他们看上去像英雄;他们甚至更多地感受到社会的忘恩负义——而更亲善媒体的伪英雄,却在社会上受到热捧,殊不知,这类人是不可能流芳百世的。
我从这种古老的文化中学到的就是气度的概念(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一个术语),一种庄严感,这后来被基督教中叫作“谦逊”的价值观所取代。在罗马语中没有对应的词;在阿拉伯语中,它被称为不妄自菲薄。如果你勇于承担风险,有尊严地面对自己的命运,那么你做什么都不会贬低自己所做的事情;如果你不承担风险,那么你做什么都不会使自己伟大。如果你承担风险,那么,那些不承担风险的人带给你的侮辱只不过如同牲畜的吠叫:你不可能因为狗朝着你狂吠而感觉受到了侮辱。
《汉谟拉比法典》距今已有 3800年的历史了,却认识到有必要重建脆弱性的对称性,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写的:如果一个建筑师建造了一所房子,房子倒塌了,并导致屋主死亡,那么造房子的建筑师应被处死。如果导致屋主的儿子死亡,那么建筑师的儿子应该偿命。如果造成屋主的奴隶死亡,那么建筑师应该赔偿屋主一个同等价值的奴隶。这个法典的整体思想是,建筑师对房屋的情况要比安全检查人员了解得更多,尤其是在地基存在看不见的问题方面——所以,最佳的风险管理规则就是让建筑师自己控制风险,因为,如果房子在建好后倒塌,那么地基是隐藏风险的最佳地点。汉谟拉比和他的顾问们非常了解小概率风险的特征。
该法典的目的不是进行回溯性惩罚,而是从一开始就设定反诱因,防止一个人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伤害到别人,从而挽救他人的生命。每一个决策者都应该“在游戏中投注”,如果依赖他的信息或意见的人可能受到伤害的话(不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促成入侵伊拉克恶行的人自己却毫发无损)。此外,任何进行预测或经济分析的人都应该拿出东西作为赌注,因为别人的利益有赖于这些预测的准确性(再说一遍,应该责成预测的人承担风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人造污染都更有害)。
我们需要把创业者和风险承担者置于金字塔的顶端,而不管他们“失败”与否,除非他们在承担个人风险时还将他人置于风险之中;学者、空谈者和政客则都应该被置于金字塔的底端。但问题是,现在社会做的事正好相反,赋予空谈者免费的选择权。
不承担风险就不要发表意见,当然,没有人在承担风险时不期望有回报。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如果你只是信口雌黄,言行不一,不承担受到损失的风险,不在游戏中下注,不拿自己的任何利益冒险,那么就是极不道德的。如果你表达你的意见可能伤害到别人(依赖于这些意见的人),但你自己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公平吗?
在过去,负起责任的人才享有特权——除了少数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服务于封建领主,或在某些情况下,为国家效力。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封建领主,那么遇到事情你就是第一个赴死的。想要打仗,那你得先上战场。乔治·华盛顿也亲自上战场,不像罗纳德·里根和小布什,他们只会一边玩游戏,一边谋划如何威胁他人的生命。即使是拿破仑也要亲自承担风险,他现身战场的威慑力相当于增派一支
25000 人的军队。丘吉尔也表现出令人赞叹的战斗勇气。他们全身心地投入,为各自的信仰而战: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你必须冒的风险。
雷蒙·阿隆的生活平淡无奇:尽管他有先知般的洞见,但他生活得像一个税务会计师,而他的敌人,比方说,让‐保罗·萨特却过着奢华的生活,尽管每次预测几乎都会 出错,甚至还以一种极其懦弱的方式容忍了德军的占领。懦弱的萨特看上去风度翩翩、令人着迷,而 且他的书一直流传至今(请不要称他为伏尔泰学派,他根?不是伏尔泰学派的一员)。
我一看到脆弱推手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就深感厌恶,正是他那篇颇有影响力的报纸专栏文章煽动引发了伊拉克战争,而他并未因此付出任何代价。
一个有论点的作家可以比连环杀人犯伤害的人更多。我用他来举例,是因为这个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他在一个复杂系统内推广了对医源性损伤的误解。他提出了“地球是平的”这一理念,却没意识到,全球化带来了脆弱性,导致了更多的极端事件,而且需要大量的冗余来确保有效的运行。入侵伊拉克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里,结果的可预测性是非常低的,所以从认识论上说,入侵伊拉克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大自然和我们祖先的系统都是建立在惩罚措施之上的:任何人都没有永恒的免费选择权。许多事情会有明显效应的社会也是一样。
言语很危险:事后预测者总是在事情发生后对其进行解释——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空谈——让自己看上去总是比预测者聪明。那些骄傲、夸夸其谈的舆论制造者将最终赢得辩论,因为他们是写文章的人,而由于阅读他们写的文章而陷入麻烦的愚蠢的人,以后还会再次阅读这些文章以寻求未来的指导,然后再次惹上麻烦。
过去是流动性的,充斥着选择偏见和不断修正的记忆。愚蠢的人有一个核心特征,那就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之所以容易上当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局限。由于脆弱推手有选择权,所以他们个人具有反脆弱性,波动通常对他们有利:波动性越强,他们越显得聪明。
一个人究竟是不是愚蠢的人,只要看看实际记录和行动就知道了。行动是对称性的,不允许过滤式选择,因此消除了免费选择权。通过人们自己的投资来判断其决策。你会发现,很多人声称已经预测到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但其投资组合中却不乏金融公司。
美国的实力在于承担风险并庇护冒险者(正确的冒险,比如高失败率的泰勒斯式冒险,具有长期可选择性的冒险)。
斯蒂格利茨综合征 = (可能出发点是善意的)脆弱推手 + 事后过滤式选择
人们拥有惩罚豁免权带来的问题是,他们能以过滤式选择的方式从他们过去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论中挑选一种,最终说服自己,相信自己才智过人,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大放厥词的嘉宾。
解决伦理问题的方案其实正是解决斯蒂格利茨综合征的良策,这个方案就是:
不要询问任何人的意见、预测或建议。只要问他们的投资组合中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就行。
捷尔德·盖格瑞泽公布了哈里·马科维茨的一个更为严重的绝缘问题。后者开创了所谓的“投资组合选择”法,并因此获得瑞典中央银行奖(被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像默顿和斯蒂格利茨等其他脆弱推手一样。我有一段时间称它为骗人的噱头,因为它除了学术认可外不具备任何效用,只会招致灾难。当然,脆弱推手马科维茨教授并未将他的方法应用于自己的投资组合,他不得不依赖更成熟的(更易于实施的)出租车司机所用的方法,与曼德布罗特和我提议的方法更接近。
千万不要听信一个从来不放弃自己财富或者从不践行他希望别人追求的生活方式的“左翼”人士。法国人所说的“鱼子酱式左派”,或者是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称为香槟式社会主义者的人就是那些崇尚社会主义,有时甚至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一些倡导节俭的政治制度,但却公开过着奢靡生活的人。他们往往靠继承下来的丰厚财产过活,从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矛盾之处——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他们希望别人避免的。
只有真正相信的人,才能避免最终自相矛盾,并且陷入事后预测的错误。
波动性有利于经理人,因为他们获得了结果的积极面——收益。我想说的是(唉,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他们注定能从波动性中获益,而且波动性越强,越有利于这种不对称性。因此,他们是反脆弱性的。
要了解反脆弱性是如何转移的,我们可以看两种情境,在这两种情境下,股市波动的平均水平不变,但路径不同。
路径 1:股市上涨了 50%,然后回跌,抵消了之前的所有收益。
路径 2:股市保持横盘。
很明显,在路径 1的情况下,波动比较大,对经理人来说更有利可图,他们可以兑现他们的股票期权。因此,股市走势越陡,越有利于经理人。社会群体——这里指退休人士——则只能获得结果的另一面——损失,因为他们的资金都流入了银行及银行家的口袋。
有人建议执行“收回条款”,以此作为一项补救措施,也就是在发生后续失败的情况下,责令当事人偿还过去获得的奖金。具体操作如下:经理人不能立即兑现他们的奖金,他们只能在3~5 年之后, 在不造成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兑现。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经理人仍享有净收益,没有净损失。任何时候,他们自己的净财产都没有受到威胁。因此,该系统仍然包?很大程度的可选择性和脆弱性的 转移。
在《国富论》第四卷,亚当·斯密对只赋予某些人利益但不令其承担损失的想法,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对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表示了质疑(现代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他没有领悟到反脆弱性转移的概念,但已经很接近了。而且他(差不多)觉察到了将企业交予别人打理,相当于飞机上缺少飞行员所带来的风险管理缺陷:
怎么促使经理人在管理他人的钱财而非自己的钱财时,尽心尽力呢?相信公司的董事都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你却不能指望这些董事像私营合伙制公司中的创始人监控自己的合作伙伴那样,以一种焦虑与警惕的心态监控职业经理人。
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体制,还是你希望的任何经济体制下,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将三元结构中最左栏的人数保持在最低水平。没有人意识到苏联体制的中心问题是,它把每个负责经济生活的人都置于极其脆弱的左栏。
商业世界的问题在于,它只能通过加法(肯定法),而不是减法(否定法)来运转除了毒品之外,小公司和手工业者卖给我们的往往是健康食品,那些似乎是自然的和我们自发性需要的东西(制造者对他们的产品都抱有问心无愧的自豪);大型公司(包括制药巨头)可能做的却是批发医源性损伤的生意,赚走我们的钱,还给我们带来伤害,可由于有一大帮说客,它们劫持了这个国家的舆论。此外,任何需要营销的东西似乎都带有副作用。你当然需要广告公司来说服人们相信,可乐能给他们带来“幸福”——这招还真的很管用。
罗翰·席尔瓦曾提到,史蒂夫·乔布斯甚至希望苹果产品的内部构造看起来也和外表一样美观,虽然这部分客户看不见。只有真正的手工业者才会这样做——有自尊的木匠会觉得内外做工不同的橱柜简直就是赝品。
常常自吹自擂的人多令人反感。那么公司呢?我们为什么不反感那些宣传自己有多么伟大的公司?这种冒犯我们感官的行为,往往分为 3 个层级: 第一级,轻度冒犯:公司无耻地进行自我宣传,如英国航空飞机上的那个家伙,这只会伤害它们自己。第二级,更严重的冒犯:公司试图给自己戴上最荣耀的光环,隐藏起它们产品的缺陷——仍然没什么害处,因为我们往往能预期到这一点,并仍然依赖于其他用户的意见。第三级,更严重的冒犯:
公司试图利用我们的认知偏见和我们的无意识联想为它们卖的产品营造出一种假象,这是非常隐蔽的。
比如说,它呈现出一位牛仔在夕阳下悠闲地抽着香烟的充满诗意的画面,迫使你将特定产品与一些浪漫时刻联系起来,其实从逻辑上讲,这两者根?没有可能联系到一起。你寻求的是一个浪漫时刻,而你得到的却是癌症。
一个公司没有自然伦理,它只服从于资产负债表。问题是,它的唯一使命是符合证券分析师的标准,而后者本身也多为江湖骗子。所有这些缺陷都是缺乏切身利害的结果(无论是文化,还是生物系统)——这种不对称性会损人利己。
只有荣誉感才能促进商业的发展。任何商业都是如此。
下一步,我们将看看另一种形式的可选择性:人们如何以过滤式选择法挑选某些道德规范来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或者他们如何利用公职来满足个人的贪欲。
人经过一个阶段的知识灌输后,便可以迅速成为一种职业的奴隶,甚至他对任何问题的观点都变得以利己为目的,从而对集体来说不再可靠。这是希腊人对专业人士有意见的原因所在。
我脱口而出:“这不是很不道德吗?”我得到的回应是“这是完全合法的”,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更罪恶的话,“我们的员工中有很多曾经是监管官员”。这意味着(1)合法的就是道德的,(2)前监管官员比普通公民更有优势。
进一步想想吧:法律规定越复杂,社会网络越官僚,就有越多深谙系统漏洞和缺陷的主管官员从中受益,因为他的主管优势将是其专业知识的凸性函数。这是一种特权,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获得的不对称性。
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个论点或合乎道德的理由在事后捍卫你的观点。这种观点非常靠不住,为了避免过滤式选择,你应该在行动之前,而不是行动之后提出合乎道德的准则。
如果某人有一个观点,比如说银行系统非常脆弱,应该会崩溃,我希望他能根据他的观点进行投资,这样,在他的听众受损时,他也会受损——这就像一个表明他不是信口雌黄的信用凭证。但如果是有关集体福利的一般性陈述,则无须这样的投资。这就是否定法。
我想要的只是消除可选择性,消除以牺牲他人利益来获取反脆弱性的行为。这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否定法。其余的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回顾历史来寻找解决方案。历史非常清楚责任分散的问题,古人认为随大流做恶事,以及为迎合众人作伪证都是无可置疑的罪行。
一切宗教律法都可以归结为一条黄金法则的细化、应用和诠释,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汉谟拉比法典》背后的逻辑。
教育,从塑造性格和个性、获取真正知识的意义上说,是喜欢无序的;贴标签式的教育和教育者则对无序深恶痛绝。有些事情会因为错误而失败,有些则不会。一些理论会土崩瓦解,而其他理论则不会。创新恰恰是从不确定性中获益的东西;而有的人还会坐等不确定性,并用它作为原料,就像我们的猎人祖先。
多亏了凸性或加速和高阶效应,我们才可以识别出什么东西喜欢波动性,因为凸性是偏好无序的反应。由于能够识别凸性,我们才建立了抗“黑天鹅”系统。了解了伤害的凸性与大自然自由探索的逻辑,我们就可以就哪方面我们面对着不透明性,我们可能会犯哪些错误等做出决定。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被窃取的凸性和可选择性。
没有经历过伤痛,便不懂得欢乐;没有经历过磨难,信念就不会坚固;被剥夺了个人风险,合乎道德的生活自然也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