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过年越来越近了。

现在能明显感觉到快要过年的气息主要表现在学生放寒假和在外务工人员返乡潮方面。好多年轻人对过年兴趣不大，其中一些人甚至还讨厌迎来送往的应酬、花费，认为打乱了日常作休规律，增加了麻烦。年纪大的不必说，无非添一岁老一岁，只不过大家都这么过顺其自然罢了。按理说过年是孩子们的最爱，但能吊孩子们的胃口也不过一二。现在物质条件比早些年优越很多，精神文化生活更多元更多彩，而人们现在为什么对过年普遍感觉没味道，值得我们深思。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那时候大家不能比富裕，只能比哪家最穷哪家稍好点。不管怎么穷，到年边上杀不起猪也要在隔壁左右人家称几斤肉或者付钱或者付一点钱欠一点。条件好点的或人口多的人家养一口肥猪宰杀，必须给常来往的亲友每家送二斤猪肉，或者提前打招呼叫亲友过来吃猪血酒顺带把肉带回去，虽免不了一番推辞，但最终还是接受。大家都这么礼尚往来。杀猪剖边时必放挂鞭炮以兆来年养猪兴旺。因为需要钱，多数肉卖了，家里留存少量。杀的早借几斤给杀的迟人家，回头人家杀猪时还回来。腊月二十几，生产队干塘取鱼，一般情况是按人口分，人们早早地在塘埂上候着，尽管寒风瑟瑟，人们还是围拢在一起，一看热闹，二怕人不在场大鱼被别人称走了。有小孩子人家，在腊月二十四前必须完成做粑炒米熬米糖，究竟为什么，没有人能说出名堂，大家都这么说这么做，没人知道为什么。打豆腐熬糖的手艺人从十一腊月开始忙起，一直忙到三十晚上，有时忙不过来，只好把送迟黄豆的人豆腐延迟到正月初才有时间做出来。不管条件好不好，每家都要在供销社扯些布供几天裁缝。每每这时，家里哥哥姐姐们都推来推去说我今年不要做衣服的，某某衣还是新的。其实都是为家里节省，内心里怎么不想添新衣！再穷的年代青年男女都爱美。省尽量在老年人身上省，平常平时穿一些打补丁的衣服，过年时怕别人笑话，尽量找出看起来有几成新没有补丁的衣服穿，对得起观众就行。小孩子可不管，不给添新衣服就哭闹，大人也考虑必须给做，因为正月初一孩子们都东家跑西家玩，面子还是要的。“二十八掸邋遢”，一般在二十八这天，家家户户都打扫卫生，里里外外清洁一遍。欠债的人家最怕年边那几天，因为所有的工钱、赊欠都要在过年前付给人家。困难的家主就煎熬，好说话的商量商量可以待到来年，不好说话的或者同样困难的就商量不过来。这些人谈给门口人听时只好苦笑说欠债火焰比他人都矮三分。恨不得马上到年三十，早早贴上门对子，讨债的就不会上门了。别问为什么，这是民间“法律规定”。年三十，主妇烧年夜饭，家主带孩子们上年坟，大些哥哥姐姐们打杂。一家人忙好后纷纷换上新衣服或干净衣服，围坐饭桌吃年夜饭，喝酒吃菜说话，热热闹闹。天黑后每间房都点上灯，谓“满堂红”。本来每晚母亲和姐姐们都要纺纱或纳鞋，三十晚完全放假，年轻人就凑一起谈天说地，说到兴致处开怀大笑，朝气蓬勃。

正月初一，家家户户燃放鞭炮开大门，鞭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直到七、八点后才稀松。孩子们早早起床，为的是到放过鞭炮的人家去搜寻未炸的单个鞭炮，收集在一起慢慢一个一个地燃放，开心！压岁钱多少都有，五毛一块两块的纸币，一张票子叠几叠，给你玩玩给你炫炫，到时大人还得收回去，那是交学费的钱，你只能临时持有不能支配使用。吃的喝的这天基本尽情享受，不受限制，犯点小错误不受打骂。初二开始亲友们你来我往，拎几样糕糖食品，天天走哇走，你来我往。大村庄隔几年就组织一次舞龙灯或狮子灯。大年初一晚上开始，锣鼓喧天，鞭炮阵阵，舞灯队伍一路亮光浩浩荡荡，与之沾亲带友的人家都必须接灯，不接就给灯队的亲友丢脸。接灯不仅要燃放鞭炮，还要抽烟泡茶赠送礼品，是要花一些钱的，花不起也要花，看你面子才送灯给你看。期间，唱戏放电影也是常常有。年轻人兴致高，只要听说有，十里八里的都邀约一班前去。长辈们就嗔怪他们 “啰响一阵鼓响一跑”。讲归讲，其实也不是真反对。

正月十五一过，年就算过完了。年轻人小孩子们还在回味过年的滋味，家主们却在谋划春耕生产了，所谓“吃完年饭望着田畈”。

经常有上年纪的说现在过年没有以前的年味儿了。我想，是不是因为现在的日子好过了，需求太容易得到满足，天天都是过年，反而容易导致人们精神空虚。过去哪类人最嘴馋，老人说是童养媳，“十个童养媳九个好吃”，为什么童养媳“好吃”？因为童养媳常常不给吃饱肚子，她只好偷吃。偷到嘴的食物最香。道理就在这里。那时候文化单一甚至缺乏，就是过年前后最热闹。记忆入骨，所以怀念在心情结不散。拿穿衣服比，以前有暖身衣服就知足，而现在一个人总共有多少件春夏秋冬衣服，谁能报出准数？所以，欲望太容易得到满足，兴致就抬高门槛，兴奋点就深藏不露。社会在高速发展，情况在不断变化，而人的修养、精神状态却不与时俱进调整提高，意识的偏差必然显现。

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以不变应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