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异乡记》，有三次提到上厕所的事。第一次是在杭州投宿蔡医生家：
请女佣带我到解手的地方，原来就在楼梯底下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高脚马桶。我伸手钳起那黑腻腻的木盖，勉强使自己坐下去，正好面对着厨房，全然没有一点掩护。风飕飕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
想想张爱玲这一趟真作孽，为了去温州找胡兰成，遭了多少罪！一个大城市住高层公寓的女子，一个那么注重个人隐私的作家，如今在众目睽睽下上厕所，那是何等狼狈的感觉！
那种马桶，上一代的人不会陌生。我小时候在浦东乡下，就是这种红漆马桶，家家卧室里有一个。那时马桶是新娘子重要的陪嫁品，崭新的马桶里还放着喜蛋、红枣、花生等，孩子们一抢而空。从此它就成为一个家庭的厕所。乡下没有专门倒马桶的人，需要自己天天洗刷，这真是一件脏活累活啊！然而承担这项工作的通常都是主妇。女主内嘛！
《异乡记》第五章，他们一行人来到周村，这里的厕所特别多，引起了“我”的兴趣。小说《秧歌》关于乡村的描写主要来源于这趟旅程，来源于《异乡记》，也难怪劈头第一段就写厕所：
一到了这个小镇上,第一眼看见长长的一排茅厕。都是迎面一个木板照壁，架在大石头上，半遮着里面背对背的两个坑位。接连不断的十几个小茅棚，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有时候一阵风吹过来，微微发出臭气。下午的阳光淡淡地晒在屋顶上白苍苍的茅草上。
《秧歌》第二章，新娘子从村路上走过，谭大娘的丈夫是蹲在茅坑上跟他们打招呼的：
老头子坐在大路边上一个小小的露天茅坑上，是一只石井上面架着两块木板。他坐在上面晒太阳，吸着旱烟。新娘的行列在他面前经过，他微笑着向他们点头招呼。
"待会儿早点来呀，大爷！"金根向他喊着。
"嗳，误不了！吃我们姑娘的喜酒！"谭老大高声喊。
中国人似乎有很多讲究很多禁忌，但有些地方反而又满不在乎，随随便便。第一次看到这段描写，很是震惊，后来想想确实是这样。也许是连年太多的战乱所致，我们这文明古国对厕所啊，洗澡啊这些设施是毫不讲究的，很少动脑筋去改善条件。我小时候在西北，工地上的厕所虽然条件也简陋，一个楼层合用，或户外公共厕所，但还是比较文明的，可以抽水冲，有专人打扫，但当地老乡的厕所，好一点的在土坯房旁边用秸秆搭一点挡挡，虽然里面是脏得一塌糊涂，也终归是厕所。更多人就直接野外作业了，所以，山上，田里，路旁到处是一堆堆的，只能等待自然风化。这样的厕所，从小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人是见多不怪了，可是张爱玲这个从大都市来的人看见了，想必很震惊，所以特意写在小说里。
《异乡记》第十一章，“我”在茅厕里解手，那真是写尽了女人的尴尬：
汽车停下来加煤。我急着要解手，煤栈对过有个茅厕，孤伶伶的一个小茅亭，筑在一个小土墩上，正对着大路。亭子前面挂着半截草帘子。中国人的心理，仿佛有这么一个帘子，总算是有防嫌的意思；有这一点心，也就是了。其实这帘子统共就剩下两三根茅草，飘飘的，如同有一个时期流行的非常稀的前溜海。我没办法，看看那木搭的座子，被尿淋得稀湿的，也没法往上面坐，只能站着。又刚巧碰到经期，冬天的衣服也特别累赘，我把棉袍与衬里的绒线马甲羊毛衫一层层地搂上去，竭力托着，同时手里还拿着别针，棉花，脚踩在摇摇晃晃的两块湿漉漉的砖头上，又怕跌，还得腾出两只手指来勾住亭子上的细篾架子。一汽车的人在那里等着，我又窘，又累，在那茅亭里挣扎了半天面无人色地走了下来。
身为女人应该都能体会到张爱玲当时的困窘。有些职业不招收女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女性上厕所不方便。日本女作家山崎朋子的《望乡》，写她那两个星期住在贫困的阿崎婆家，只能上露天厕所，去上厕所还要随手带着铁锹掩埋排泄物。一个从东京大都市来的女性，要忍受这样的厕所确实很困难。在文学作品中很多作家谈吃谈穿谈感情，却很少有人会写到厕所。恐怕也只有张爱玲，会在游记里老老实实地写下厕所那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