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斗转星移，世事风云变幻。
神宗长逝，年幼的哲宗皇帝登基。
坚决反对变法的宣仁后开始垂帘听政，而旧党领袖司马光，也开始回朝主政。清算变法的大幕就此拉开！
远避于江湖的苏轼，已非昔日落魄的苏轼，他先从常州改知登州，四个月后，就以礼部郎中之职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一年多的时间，他就从戴罪之身的从八品升到正三品，跃升了十二级官阶。真可谓青云直上。
他的弟弟苏辙也被召回京都，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之职。
一时之间苏轼兄弟二人成为朝中新贵。
而章惇却成为新党最后的一面旗帜，孤悬在朝廷之上。在以苏辙为首的旧党弹劾下，蔡确、韩缜等人已相继被贬离开京都，而他虽然还担任枢密院要职，却也是风雨中的孤舟，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
值此风口浪尖，以个人安危计当如何处？
而他根本就没有将个人安危放在心上。
作为改革家的章惇和他的导师王安石一样，除了高瞻远瞩的识见，心怀天下的胸襟，更有一种“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孤决，“虽九死而其犹未悔”的坚定。
当司马光上书要全面废除新法的时候，他毫不退缩，据理力争，义无反顾，慷慨陈词。
司马光以私德论，的确是一等一的君子，论治史也是一顶一的大家。但就治国而言。就未免太夫子意气。王夫之说北宋灭亡由司马光开始，或许言重，但他确实并没有什么长远的治国之策，他所有的政见，只是建立在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上。
他贬斥新法，很多理由堪称奇葩，其中一个就是南人的狡猾。
“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
这样的地域歧视，他竟堂而皇之地当做变法不合理的一个依据。我虽是北人，亦不喜这样的腔调。
治边方面。当他要把熙河开边前线将士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土地，拱手让给西夏，遭人质疑如果亡国怎么办时，他竟理直气壮地说“顺其自然，天不灭宋”！
这样的话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
以这样的语风，这次朝堂之辩的结果可想而知，后世的朱熹说起此事，也不禁感慨老夫子之言没有逻辑，根本经不得章惇的批驳。
朝堂之上，虽然“黑云压城城欲催”，章惇却无所畏惧，义正辞严，他有理有据地对司马光的谬论逐条进行批驳，在场旧党官员都被驳得哑口无言。但即使是这样的理屈词穷，司马光依然坚持“议既行”，并且得到了宣仁后的全部支持。
章惇终于怒了，“愤恚争于帘前”。忍无可忍的他，直接就骂了司马光村夫之见，“异日安可奉陪吃剑！”激动之中他脱口而出。
宣仁后勃然大怒，而这也终于给了旧党成员攻击的理由，以苏辙为首的旧党官员，对章惇开始交相攻之，“理”可以不辩，但“礼”一定要讲，如此大不敬，“轻薄无行”，怎可容他！
其实章相公的坏脾气人人皆知，义字当头，即使是皇帝他也是照怼不误。
高文虎的《蓼花洲闲录》中记载: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确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确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神宗曾经因为陕西用兵失利，打算杀一官员，第二天问宰相蔡确，是否已经杀了。蔡确说，大宋还没有杀士人的例子，他不愿意让神宗皇帝担此恶名。神宗皇帝想了想说，那就刺配流放吧。章惇时任门下侍郎，张口就回了一句，“那还不如杀了他！”神宗问原因，章惇回答“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很生气，声色俱厉地说:“快意之事竟然一件也不能做吗？”章惇居然回答:“如此快意之事，不做也好”。
正道直行若此，现在为了捍卫新法的成果，即使万劫不复，他也一往无前。
他当然想的到自己冲天一怒的后果，尤其是在旧党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局面下。但他不想忍，又怎么能忍？辛辛苦苦才得来的果实竟被人如此践踏。他除了愤怒，更有悲凉。
在以苏辙为首的旧党的轮番弹劾下，章惇最终被贬离京。他的离开，标志着旧党对新党的全面胜利。
而这时春风得意的苏轼在哪里呢？
我没有看到史书里有苏轼关于此事的一点记载。
当年章惇没有囿于理念的不同，而是明辨是非。在苏轼入狱受审时，无惧政治的风险为好友仗义执言。而今章惇落难，苏轼虽没有像弟弟那样落井下石，却也只是袖手旁观，而没有伸手救援。
甚至当苏辙连章弹劾章惇，已经牵涉到人身攻击时，他竟也没有为章惇发一言。
我们该怎样解读他的沉默？
即使理念不同，他也应当知道，好友子厚没有一点利己的私心，他所做的一切更无关声名，只是对国家的满怀忠诚。
我们只能说，是他的性格和经历使他做了鸵鸟，但无论怎样，同章惇为他所做的相比，他显得是如此的不仗义。
我是苏轼的粉丝，喜欢他的诗文，他的悠游自在的性格，但读书读到此处，还是章惇更能触发我的共鸣。
相比苏轼而言，他对敌人的愤怒更真实，他对朋友的失望更真实。也许相比起政敌们的打击，好友的作壁上观才让他更受伤吧！
伤我们最快的刀，往往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我们最亲密的人，因为他们的刀伤的往往是我们的心。
因为爱得真，所以伤得深。
在他拜苏辙所赐被贬汝州后，他同样也收到了苏轼的一封安慰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轼启。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侯康胜，感慰兼及。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尔?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人还，布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廿九日。
除却前后的虚文，中心意思也就寥寥几句，回归田园山野，这是我们早年共有的心愿，现在您已经先行一步，得偿夙愿，真是不胜羡慕啊。只是你恐怕已与尘世之缘太深，不知道真的能就此解脱吗？
这是什么意思呢？劝老朋友望峰息心吗？还是嘲笑老朋友，入世太深，未必就能真的就此放下，总归会再回来呢？
经历太多沉浮的他，可能早就萌生退意，也许觉得远离朝廷争端是很幸福的事。但对胸怀大志的章惇而言，这样虚无缥缈的话毫无价值。
以章惇的识见，他应当知道苏辙对自己的作为绝非苏轼授意，但苏轼对自己的这份漠然真的让他觉得自己从前太不值得。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苏轼这一次是真的伤了章惇的心。
或许自己强求他了，毕竟能在这样的形势下保持沉默，也就算是有底线了。何必强求他像自己一样的危言危行呢？
他也许曾这样安慰过自己。不失望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希望。我待他为友，而他待我为路人。做路人吧，毕竟从前相处欢好，总归不会是仇人。
如果说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苏轼伤了章惇的心，那么在以后的车盖亭诗案里，老朋友的表现则是让他齿冷。
苏轼在这其中的表现，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每一束光自有他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