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来自1024：

我们村很小，几十户人家，鸡零狗碎地散布在一条小河边上。生活虽艰苦，但村里的孩子却都很爱学习——在这里，“读书改变命运”是每个家庭从小灌输给孩子的道理。

        的确，读书的确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比如大军。

      大军和我父亲是同龄人，当年在焦作一家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洛阳的铁路部门上班。每年春节他带老婆孩子回来，我们这些孩子都会追着他那辆黑色的轿车跑。等车在家门口熄了火，大军便下车来和大家打招呼，给男人们递烟，他老婆则打开车子的后备箱，给女人和孩子发糖果——那是一种形状奇特又好吃的软糖，以前见都没见过，我总是剥开糖含在嘴里，再将塑料糖纸小心翼翼地装进裤兜。

        等寒暄完，大军便拍着车门，高声喊着：“快下来，到家了！”后车门这才打开，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便从车里走出来，眼神羞涩，带着些遥远的高贵气息。两个人上衣上面印着“101忠狗”的图案，那部动画片，我在我们家14寸的黑白电视上看过。 “还是上学好啊！”人群散开时，总会有人这么说。

        大军每年回来，对父亲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他当年和大军一起读高中，高考时差了几分；而大军迈过了一道坎，从此和他有了不一样的命运。傍晚的饭桌上，父亲说话的声调会比往常高出许多。他会兴致勃勃地讲起和大军一起上学的往事，讲大军如何勤奋，说他点煤油灯看书时，两只鼻孔熏得黢黑。

        “人家大军是人，你也是人。你看人家坐办公室坐的，保养得多富态。你脸上的皱纹比篦子齿还稠，你都能当他爹了。”母亲挽起袖子坐在门口洗碗，调侃起了父亲。我们姐弟几个就跟着母亲哄然大笑。父亲只好用一脸的严肃掩盖尴尬，对我们怒目而视：“不好好学习，你们以后就跟我和你妈一样！”昏黄的15瓦灯泡下面，我看到父亲油光满面的脸，和鬓角翘起的几根白头发。 那几张透明糖纸后来一直被我夹在了一本残缺的《今古传奇》杂志里面。有时我会抽出来一张，压到姐姐的书本上面。透过糖纸，原先黑色的铅字变成了半透明的，四周增加了淡淡的彩色。我反复打量着它们，像穿过胡同时感受到风一样，心头掠过一阵迷狂。

      在村里所有的小伙伴中，和我关系最近的是隔壁大伯家的堂哥。堂哥只比我大4个月，从光着屁股时我俩就在一起玩。7岁那年，大伯和父亲骑自行车驮着我们，一起去邻村的小学报名。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次班级里举行期末考试，总是我和堂哥轮流当第一。那时，我们能想到的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学习”。下午放了学，我们会爬到河边一个废弃的机井房上面，趴在混凝土浇筑的房顶，各做各的习题。有一年寒假前的期末考试，他依然是第一名，被奖励了一个精装笔记本，而我只拿到第三，领到一个文具盒。领完通知书和奖状回家，我哭了一路，觉得没脸面对父母。他默默地和我走在一起，很惭愧的样子。

        小学四年级时，班里来了一个中年女老师教语文，听说是大队书记的儿媳妇。她只有初中学历，十几年没有摸课本，害怕读错了字被笑话，每次都点名由我和堂哥先来读课文。我读课文时故意飙高声调，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优待。

当时每天和我们一起去上学的，还有同村的张林。和我们不一样，张林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倒数几名。那时，我们三个是村里父母教育孩子的固定典型——当然，张林是反面教材。

        一次，我和堂哥在大伯家院子里写作业，张林妈来串门，一见到我们俩，扭头就回去了。不大会儿，她拎着张林的耳朵，将他提溜到了我们面前，猛吐一口唾沫骂道：“没见你比人家少吃一个馍，你也跟人家好好学学！”张林的耳朵被拧得几乎见到血色，他妈刚一放手，他立刻从一旁钻了出去，在院子里嬉皮笑脸地说：“我学不会，我真的学不会！”一副泼皮无赖的模样，边笑边朝门口跑。张林妈大骂一声“X你娘”，抡起大伯家的猪食棍子就跑去追他。张林精力旺盛，但从不放到学习上。他在自习课上用打火机烧女生的辫子，被老师惩罚在操场跑十圈，回来照样精神十足，和前后桌开着玩笑。他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羞耻，还给邻村的学生介绍我和堂哥：“这两个尖子生都是我哥们儿。” 我和堂哥面面相觑，脸上有羞涩，也有得意。我和堂哥读完初中，又一起考进县城的重点高中。来到更好的学校，我俩身上的光环很快便消失了。但村里人已经将我们树立成了榜样，每次回家，都管我们叫“大学生”了，好像我俩考上大学是板上钉钉的事。

        张林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他先是去了昆山，后来又去了苏州，给袜子厂打包装，又在电子厂安装电视机零部件。

        有一年，张林过年回来，请我和堂哥吃饭。他变胖了不少，头发剪成了流行的“燕尾式”。几杯酒下肚，讲起在外打工的艰辛和凶险：在服装厂裁裤角，夜里工作到两三点，他体力不支，半睡半醒地蹬机器，结果手指差点被机器绞进去。听着他的讲述，我感到眼前甚至有朦朦胧胧的烟雾升了起来。

      高一时因为身体不好，我休学了一年，从此比堂哥低了一级。但两个人心里仍在较着劲儿，每次考试的年级名次就是参照物。

2005年高考结束，堂哥不负众望，考到了四川某农业大学，“211”。领通知书那天，半个村子的人都去了他家祝贺，还有人怂恿堂哥，“以后领个漂亮的川妹子回家”。大伯脸上很有光，笑呵呵地说：“还得上学呢，可不能瞎搞。”邻居西京哥说：“那能有什么？考上大学就是进了保险箱了，以后找个工作每月拿个万八千，吃穿不愁的。”周围的邻居都连声附和。我也过去看堂哥。接过他的通知书，那烫金的几行字，看得我心跳加速。堂哥对我说：“明年就看你的了！你肯定比我强。”

        第二年夏天，我考到了省里的一所重点大学。我努力不让自己显得太激动，拎着那个红色的信封从城乡公交车上下来，朝家里走。村头站着许多闲聊的人，大家争相传递我的录取通知书。那个暑假，堂哥因为实习没有回家，我给他打电话报喜，他乐呵呵地用四川话说：“等过年回去了，咱们好好摆龙门阵！”

      我和堂哥仍旧像少年时代那样奋斗着：堂哥每年都会拿奖学金，我参加全国俄语比赛，取得了最好的名次；他本科毕业顺利考上了南京某农业大学的硕士，进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我次年考研成功，在最好的外语院校深造、出国学习；他研二那年顺利保送本校的博士，我硕士毕业应聘到四川的一所大学做老师……

        我和堂哥在学业上“平步青云”，张林离我们的生活似乎也越来越遥远了，过年回家遇到他，也只是泛泛地聊几句。有时候翻起小时候的相册，打量着照片中的三个孩子，内心会不由地被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填满、随即膨胀。我想，尽管我认定张林是我们的兄弟，但我们注定要和他过不一样的生活。

        2013年8月，我成了一名高校老师。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我惊讶了半天，给堂哥说：“我的岗位工资只有2200块。”他也很惊讶：“怎么可能呢？”此前，我俩对“大学教师”的想象是一样的——不错的薪水、高社会威望、自由的学术环境。我将工资表格截图给他，他发来一个无奈的表情。堂哥为我未来的生活担忧，但他也帮不了我：他每个月的博士津贴只有2000块，而且还得抓紧攒钱——春节他就要结婚了。我俩只能互相安慰，他说：“再等等吧，没准课时费下来发现还不错呢！”又过了两个月，我告诉他，我们的绩效发下来了，平均下来每月能拿到4100元。他替我高兴，说：“不少了！你也是每个月有余钱的人了。”我笑笑，心里却依然觉得不踏实。毕竟这些钱，每个月吃穿用度之后也没剩多少。

        我像其他人一样，觉得自己也应该为未来的生活做点积累。于是在教书之余，开始熬夜做笔译。为了挣点钱，我几乎什么样的活儿都接：有时是文学作品、作家访谈，有时则是钻井报告、养猪场简介、医疗设备的操作流程。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广州一个翻译公司发布的兼职翻译招聘信息，酬劳很好。招聘信息最后让有意应聘者汇去90元钱，写清楚地址，他们会把资料寄过来。我兴冲冲去邮局汇了90元，等了好几天也没有收到资料——这才知道自己受骗了。和堂哥抱怨，他说：“读了那么多书，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说的就是你和我啊！”其实兼职做翻译是一件苦差事。那些翻译公司从客户手里接活，一般俄译汉每千字报价220元左右，分派到译员手里每千字只给90元。我曾经仔细计算过，按照我的翻译速度，一晚上翻译2000字就是180元，这样每个月做十几天，也算是一笔收入了——不过和成都的房价相比，这些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打开那些售楼的网页，看几次就心虚了，赶紧关掉，假装对房价一无所知。尽管工程项目翻译赚得多一点，可我内心最喜欢做的还是翻译文学作品。我特别享受深夜里一个人静静翻译小说或者诗歌的时刻。有一次，我反复阅读帕斯杰尔纳克的那首《夜》，翻译了其中的段落，写在了书签上：

“别睡，别睡，你要劳动，

不要停止创作，

别睡，你要和睡意斗争，

像飞行员，像星河闪烁。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向梦境屈服。

你是永恒的人质，

时光的囚徒。”

        有些文章自己读起来很喜欢，就动笔翻译、投给杂志社，这些都是纯粹为了满足精神追求才做的事，毕竟，在邮局等一个上午领50块钱的汇款单，也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体验。

      堂哥结完婚，和嫂子一起在南京租房子住。有了家庭后，开支增加，堂哥生活也更加拮据起来。有一年，他获得了国家奖学金30000元，很开心地和我打电话。我问堂哥：“这笔钱准备怎么花？你不带嫂子出去旅游一趟？”“还旅游？”我听见电话里嫂子立刻插嘴道，“你不知道你哥多么小气，每回我提议说，咱们出去玩一次吧！他老是对我说：咱们门口的下马坊公园还不够你玩的？先把周边的中山陵、玄武湖、大钟亭这些免费的看完再说吧。”我哈哈大笑，知道嫂子并没有真生气。后来又打电话，听说他们拿这笔钱交了房租，总算“好钢用在了刀刃上”。我们都盼着堂哥早点博士毕业，赶紧参加工作。但毕业那年，当他把西北某“985”高校的工作邀请拿给自己的导师时，导师意味深长地望着他，问：“这样的学校你也愿意去？实验室那么差，你打算在那里待一辈子吗？”堂哥立刻就退缩了。

他知道，导师其实希望他留在本校。不过，留校的前提是博士后出站，他自己也觉得应该拼一把。回家和嫂子商量后，堂哥申请了中科院的博士后，实则还是在南京的实验室做研究。他们两人都非常喜欢南京，盼望再奋战两年后，可以最终留在这座城市。“博士后毕竟每个月有6000多元的工资呢，加上你嫂子的工资，生活小有盈余。”他在电话里重复着这几句话。我不知道他是在宽慰我，还是在宽慰自己。我也支持他再闯一闯：“毕竟你们还年轻，也不着急买房子。”可事实上我知道，当时嫂子刚刚因为意外流产，花了一笔钱。

不过，在电话末尾，他心情突然愉悦起来，对我说：“我们也是有车的人了！”我猛地一惊：“你们这时候买什么车？！”他嘿嘿笑着说：“是电动车。我们算过，两个人坐公交和地铁花费太高了。现在我骑车带着你嫂子，到我们学校我下车，她再自己骑到公司。半年就可以省出一辆电动车的钱！”我听着他的生意经，又惊讶又觉得感慨：“哥，你有没有发现，以前我们打电话整天谈学习谈人生理想，现在每次都在谈钱。”他哈哈大笑，笑完两个人都觉得有点凄凉。

      在我和堂哥逐渐感受到生活不易的这几年，村里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知是哪一年开始，周围村镇的人陆续做起贩卖假烟假酒的生意。我曾听三伯绘声绘色讲过这一行当的生意经：他们有的和当地烟草局搞好了关系，将真品和假冒烟酒掺在一起卖；有的在门口挂上“礼品回收”的牌子，等附近的顾客拎着别人送的高昂烟酒过来之后，趁人不备迅速将其调包，然后故意开低价，使得对方带着假烟酒离开；有的直接租很小的店面开空店，只要有买家来询问，他们便从地下室或者附近的单元房里调假冒烟酒过来。烟酒本来就是暴利行业，加上其中掺杂的假烟假酒，村里很多人都像出水的公鸡——抖起来了。没多久，家乡的人就纷纷在城市买了房子，过年回家，那些名贵车辆把村里乡里的道路堵了个水泄不通。那年回老家，顺发叔就坐在村头的楼板上，我拉着行李箱从那儿经过时，他正对着驶过去的汽车念叨：“晋、鲁、冀、鄂、皖、新，乖乖，咱们村是要把烟酒店开遍全中国呀！日他娘的，现在谁还管它违法不违法，这年头能挣到钱就行。”我和他打了个招呼。他笑着问我：“你的车呢，大学生？”对这类问题，我和堂哥避之不及。明明已经毕业多年，村里人见面依然喊我们“大学生”，只是现在这称呼已经完全变了味，成了某种甚至都不算隐晦的嘲讽。

        如果是在十几年前，村里人大概要对做假烟假酒生意的人背地里吐上三口唾沫。但现在，他们只会在闲聊时比较谁家的店面大、谁的存款多。最近几年，烟草局加大了惩治力度，我们附近几个村子，每年都有人因为这个在外地被抓。可村里人似乎已经看淡了“犯事儿”、“蹲监”，他们会说，为了挣大钱，能担得起风险的，那叫“本事大”、“有种”。于是，很多初中没有念完的孩子，也被家里人从学校喊回来，托关系、求亲戚，只为送进那些烟酒店，做个收银员。三年前，东风哥的儿子苇子辍学回家，因为只有16岁，东风哥找人谎报年龄办了个身份证，让儿子去给一个亲戚家看烟酒店，不料被抓去判刑一年半，一张大饼脸瘦成了苦瓜脸。他出狱后的那年冬天，一向心善的凉婶儿在我家门口玩，看到苇子远远走过来，问了几句他在监狱里的生活，可并没有警告他“以后违法的事儿可不敢干了”，而是叮嘱他：“今后小心点，别做柜台，这样出事了跑得及。”张林也是在这场烟酒风暴中发迹的。从工厂出来后，他先是跟着二舅买卖烟酒，生意顺了就开始单干，接着又雇人开起了分店。

        尽管生活逼仄，我内心的理想主义还时断时续地燃烧着。在大学工作了两年，我觉得自己还应该再读一下博士，提高点能力。况且，在高校里工作，读博也是早晚的事情。没想到跟堂哥说了我的想法后，他却劝我慎重点。那时他博士后即将出站，因为找工作，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形势早已不同于两年前他预想的那样，他一次次坐上火车去面试，一次次被拒绝。有一次他面试完，才知道人家早就决定了录取院长带的博士生，只是为了凑够3:1的招聘资格，他和另一位博士才收到通知，坐火车过去当“炮灰”。有个饭碗就不错了，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电话里他的嗓音十分疲惫，像跑了三座山的夸父。但我始终没能战胜那自命圣贤的念头，还是报名参加了考试，并且辞掉了工作。备考的日子艰难而痛苦，我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心无旁骛地学习，因为总有这样那样的生活琐事牵扯着我的精力。收到博士录取通知时，我百感交集，想想未来几年的生活问题，头皮有些发憷。

      我给堂哥打电话说：“我考上了。”堂哥沉吟了下，说：“你保重吧。”我们俩都没再说什么，也丝毫不觉得意外。我早就不会因为拿到录取通知书而惊喜万分，他也不会像曾经那样恭喜我。

        辞职离开成都前，我将两三年熬夜翻译、写稿子挣到的12万元拿出来，借钱加上贷款，买了一间40平米的小房子——我预感到自己读书期间会把这笔钱花掉，心想，不如用这种方式逼自己一把。签合同时，售楼小姐告诉我：“银行审批下来大概要三四个月的时间。”我笑着回答她：“我倒宁愿它晚点批下来。”因为审批成功就意味着要开始还房贷，而我还不知道第一个月的房贷在哪里。

        六月底，堂哥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工作确定了，去河北的一所师范大学。

        “有人才引进费吗？”我急切地问。

        “现在好点的学校哪还有这个，只有科研启动费5万多元，分5年发，每个月大约1000元。”

        “那临时宿舍有没有？”我语气有些游离了。

        “别想了。每个月给几百块钱租房补贴。”他的声音更低。

        尽管如此，堂哥还是决定去了。然而学校有规定，新引进的人才会分批进，他要接着等。堂哥决定去石家庄后，给张林打了个电话——张林的烟酒店就在石家庄，以后可以经常见面了。张林接到电话特别开心，说一到石家庄就赶紧见面，“我现在在西安”。堂哥漫不经心地问：“你跑西安干嘛去了？”张林支吾了半天，才含含糊糊地说：“现在不是房子都在涨嘛……我来看房子……”张林当时在石家庄买了两套房子，已经属于“限购”行列了。听说西安也马上要限购，他和几个朋友赶紧去了那里，准备抢一套做投资。那天晚上堂哥又和我聊天，聊完，两个人都心情沉闷。我在出租屋待着，看了会儿综艺节目，感觉异常烦躁，躺在床上一遍遍地刷着微信朋友圈，突然跳出堂哥新发的状态，是一首摘引的古诗：

王濬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堂哥和嫂子决定把所有东西从南京先寄到老家。当然，也包括那辆电动车。他们找了一辆顺风车，花200块钱把电动车拉回了老家，准备以后带到石家庄去。两个人原打算在老家一边安心等工作安排，一边迎接孩子的到来。堂哥还有两篇论文在修改，准备投一下国际权威的植物学杂志。可几个月过去了，工作通知迟迟不下来，而嫂子因为身体原因，第二次流产了。这次意外给堂哥的打击很大。两边的父母都不在家，他一个人在医院打理照顾，强忍住不去多想，不和嫂子目光对视——他怕两个人都会忍不住放声哭出来。“又有一张卡上的钱花没了。”堂哥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我当时正在校外给培训机构代课，一节课100元，还没有领工资。代课是偷偷做的，我怕导师知道了会生气。毕竟对于一个博士来说，这么宝贵的时间应该用在科研工作上。我虽然纠结过，但很快就把自己说服了：学校每月给博士的生活补助是1250元，而我每月的房贷就要交1890元。不做兼职，我连饭都吃不起，哪有力气翻书呢？所有没有工作的博士生几乎都是这么做的，大家在走廊里遇到也经常会互相问询：“今天没去做兼职？”代课生活持续了半年，春节过后，工作结束了，我又一次陷入了经济危机中。借了几次钱，后来一个朋友建议我：“你为什么不在网上开个俄语辅导班呢？”我灵机一动，不久将有全国俄语专业四级考试，我可以开个四级语法辅导班，教学相长，也能有点收入。

        我怀着激动，在微信里编辑完招生广告，要点“发送”时，迟疑了起来。我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自尊又席卷而来，思虑再三，我只是将招生广告发给了曾经教过的学生，并特意屏蔽了导师、以往的同事和同学。点击“发送”的一刹那，我百感交集：感谢微信朋友圈还有“不给谁看”的功能，它就像我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让一个读书23年的博士生保留住仅有的一点“体面”。“直播授课”进行了一个月，每天半个小时。我招收了50名同学，大都是昔日自己的学生。我不好意思多收钱，每人40元，最终挣到2000元，还了当月的房贷。毕竟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学生们认可，我也做得很有动力。但也仅有那一个月——很快要四级考试了，我又得寻找新的门路。

        堂哥和嫂子同样面临着吃饭的问题。虽然在老家，也还是免不了日常消费。没得到通知就贸然去石家庄有些不明智——房租本身就是问题，嫂子失去孩子后，身体弱，无法立即找工作，而堂哥自己又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工作。真的，他读了二十多年书，除了做研究，还能做些什么？堂哥不写论文的时候，也会在网上做点小兼职。他曾经向我推荐过一个翻译网站，别人把需要翻译的中英文小句子发过来，一群在网上做兼职的网友开始抢单，翻译一条1元钱。他开心地告诉我：“有时候一天可以抢到30多句话。”我听他这样讲，依稀想起几年前，邻村有人给村中无事可做的妇女分配串窗帘珠子的工作。二大娘眯着眼睛挑着绣花针，坐在桌子旁边一丝不苟，一天半可以挣10块钱。这种联想让我觉得心酸，我只能尽量对堂哥说点乐观的话：“那你们这个还是比我做俄语笔译挣得多，我翻译1000字才给90块钱。”

        有一天，堂哥和嫂子大概确实是闲得无聊，看到村里农闲的妇女去别人承包的地里砍白菜，于是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去做点体力活挣钱呢？挣一点是一点。两个人来到白菜地里，干了一天就做不下去了——村里的妇女嘻笑着，四处招呼同伴：“都来看呀！博士生都来砍白菜了！一个博士生，一个大学生……”他们回家后，互相搂着哭了很久。堂哥后来告诉我：“还是在咱们小时候这个村子里，还是那些邻居。只是你都不知道，兜里没有钱，你该怎么从他们身边抬头挺胸地走过去。”

        2017年1月份，堂哥终于如愿到石家庄入职，嫂子也进入学校的附属单位工作。但紧接着他们就面临着石家庄房价暴涨的现实。

“赶紧买一套吧！再不买就买不起了。”他的同事们都善意提醒他。于是，堂哥这样一个木讷、迟钝的知识分子，发动所有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借到了50万元，加上自己和家里的10万元积蓄，付了一套60平米商住房的首付款。

      暑假时，我从北京回家，顺道去石家庄看他。没聊几句，他就告诉我：“今天晚上我要请你和张林吃饭，你可一定要陪好他，这次买房子他出了大头。”说着，他从钱包夹层抽出一张小纸条，说：“这张纸条值50万。每天我都拿出来看看，简直就是压在我背上的大山啊！”我望着他眉头紧锁的严肃相，忍不住无奈地陪着笑。接过纸条来看，一张小小的黄色便签纸，上面工工整整写了很多人的名字：某个亲戚的2万、大学同学的3万，同事借给的1.5万……当时得知他筹款时，我刚还了一个月房贷，卡里的余额不足四位数。我想了想，从朋友那里借了2万给他。这张纸条上也写着我的这一笔，后面加了一行楷体备注：急，优先还。

        张林借给的钱最多，15万。看完这些数字，我也觉得呼吸困难起来。抬头问他：“你现在每月工资多少？”“3800。”他面无表情，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像在宣判什么一样。我轻轻摇着头，无论如何不能相信。有一瞬间，我突然很抒情地想：他可是读了二十多年书的博士后出站人员，是国家斥巨资培养的高等科研人员，未来国家发展的主力军啊。“再等等，会好的。”我又搬出当年他安慰我的话，安慰他。停了一会儿，我又说：“给你们说个笑话吧！前几天我教过的一个学生，在北京请我吃饭，问起我在大学里的工资，他说，老师你来我们公司吧！我们公司实习期的工资就是你工资的两倍多……”

      我的这个笑话引得三个人一阵含泪的笑声。嫂子后来叹气说：“不要比较了。你们是知识分子嘛，应该安贫乐道。”我望了堂哥一眼。他端起碗，把碗里的啤酒一口喝干，像悔过一般，低沉的声音从被压迫的嗓子眼里传出来：“我怎么觉得，咱们这些年被读书坑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