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与《鹿鼎记》是两部很有意思的书。表现的时间上，一为清之末造，一为清之初创。《鹿》中扬州十日的血痕犹在，满清正靠着武力巩固天下，韦小宝之流差不多还有些不服气地刚刚盘上辫子；《阿》中满清已经是摇摇欲坠，但是其影响却深入人心，阿Q之流头上的辫子已经舍不得剪掉了。阿Q与韦小宝的婚姻观，都一样，就是老婆多多益善；只不过，阿Q只能在梦里将未庄的女人想个遍，韦小宝则是货真价实娶到七个老婆（以后可能还要娶），是将阿Q的梦变成了现实。
阿Q是在内心世界无所不胜，韦小宝是在现实世界里无坚不摧。阿Q凭借的是精神胜利法，韦小宝靠的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混世哲学：察言观色，人情练达，圆滑与厚黑齐舞。在畸形、残忍的世界里，保证自己活下去，这是两种不由自主的选择。
鲁迅刻画的阿Q，是几千年农耕生活方式影响下的农民或者失地无业农民之典型，七分无奈，三分无赖。冷硬荒寒的社会现实，变态无情的专制传统，农民的老实善良早被挤扁成麻木愚昧，一点点狡黠却针对更弱小者。阿Q是个最底层的弱者，处处碰壁，时时受欺，面对这个强大而黑暗的世界，手少缚鸡之力，口乏辩解之才。他惟有退回一隅，靠虚幻的胜利来维系仅存的自尊，让自己还能在外部世界中抛头露面。虽是灰头土脑，但嘴巴哈哈一笑，牙齿恨恨一咬，已经有了无限的满足和快乐。
韦小宝在杀机四伏的皇宫，在血雨腥风的江湖，稍有不慎，即会身首异处，甚至还要被撒上化骨药，尸体都荡然无寸。这境况真是人间炼狱，地上鬼城。应该说，韦小宝面临的世界（妓院，皇宫，江湖）更复杂，也更恐怖黑暗，更危机丛生。他比未庄的阿Q（阿Q面临的压迫更单纯）更难活下去。然而韦小宝却青云直上，这是为何？
韦小宝同样来自最底层，汉人血统（其母是汉人，其父不确），杂种身份，妓院出身：卑微而下贱。他首先的人生要义不过是活下去。韦小宝完全可采用精神胜利法（实际上他也无可避免地带有），那他可能就只能成为平庸一奴，苟且一隶，或早进宫当一真太监了。但韦小宝是于妓院中长大的。妓院，官吏可欺，绿林可混，也是世道人心可鄙。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妓院要智慧。其实这种智慧，我们的祖先早就拥有，而且代代相传。妓院不过是个特殊的继承者。韦小宝在这种环境里长大，必对这种生存智慧了然。
在韦小宝的心眼里，皇宫如是，江湖如斯。他先被熏染成了一个混混少年，继而被炼成一个混世魔王，在官场、情场、江湖都能够如鱼得水，原因全在于他游刃有余地将妓院的生存法则——更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独特的厚黑之道——演练得炉火纯青。独特的环境造就独特的性格和才干。清初的扬州：繁华之地，富庶之乡，完全不同于生活在辛亥革命时期封闭而愚昧的未庄；妓院又为三教九流出入，韦小宝的见识当比阿Q高许多。皇宫和江湖，更是险象环生的极致之境，这就使得韦小宝必定为了保全自己而将此智慧运用到极致之境。他的飞黄腾达，就是这种生存智慧淋漓尽致的胜利。
两本书里，都描写了一个革命与王权的对立状态。《阿Q正传》里，革命党似乎是将阿Q看不上眼的，甚至假洋鬼子这样的伪革命货色，也不准其革命；当时王权虽衰落如大厦将倾，其影响力却大而深，也是不需要这样的“无恒产者”的。可见阿Q是在一个被革命和王权孤立的境地。《鹿鼎记》里也有革命派——天地会。这天地会据说还是辛亥革命同盟会的源头呢。天地会和同盟会都将驱逐鞑虏作为要务。对于韦小宝这样一个底层者，天地会没有嫌弃他的七分无赖，三分天性。他们就是需要这种无赖去革康熙的命：正统的手段是于事无补的。站在康熙这面，权力未稳时，需要无赖；权力扩张时，需要无赖：正统的法则是无济于事的。革命派与王权者都看中了无赖的威力，甚至江湖人人对其称道，女子个个对其投怀。《阿Q正传》里精神胜利法——底层百姓在夹缝中无奈的选择；《鹿鼎记》里是王权与革命选择无赖，无赖大行其道。
再看主人公对革命的态度，亦是不同。阿Q是深恶痛绝（具有正统的卫道和排斥异端思想）又心向往之（可以改变自身命运），韦小宝对革命的态度要复杂理性得多：可以劫富济贫，但杀皇帝则不可：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做皇帝，他对百姓好，就是好皇帝。这种朴素的思想，我们仔细分析，就发现问题。有这种想法的韦小宝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他要真杀了康熙，虽可改写历史，但更重要的是将改写自己，将自己改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精明的韦小宝是不会动手的。
从根本上说，这是作者创作心态与目的不同所致。鲁迅站在启蒙立场，批判国民劣根性和传统文化；金庸站在平民立场，对中国社会作一个透视，展现世俗化的人的心理：对韦小宝，他要做的不是批判，而是反思和洞察。所以我们对阿Q是同情而鄙薄，对亦正亦邪的韦小宝，我们则是理解甚至欣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