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书生情结”》
大概都想不到，毛泽东内心深处，最愿意的社会身份，应是“文人学者”，而非“革命家”。但同时他又是反“旧文人”的。这看似矛盾，实为性格与理念上的张力。只可惜身丁乱世，无论条件还是良心，都不允许他过上那种很“理想化”的书斋人生，这是时势使然。
毛泽东本质上有很“文人”的一面，所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1944年，他与“失联”近20年的文化圈“老友”郭沫若恢复通信，很明确很坦率告诉对方，自1926年武汉一别后，成天忙于工作，“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所以很羡慕他在写作上的成就——毛泽东书信里，直白表示“羡慕”的，大概唯此一例（《毛泽东书信选集》1983版，页241）。很多研究者说毛泽东身上始终有很浓重的“书生情结”，这种观察是对的。此前，他在陕北窑洞里，花几天几夜和美国记者斯诺畅谈的那些话，就表露得更加明显了。史沫特莱与之接触后，就感慨毛泽东原来还有这么“文人气质”的一面，而不是她在彼时重庆报纸上所读到的“青面獠牙”那种敌人恶意给的“人设”。1937年春，她到延安后的第一天，半夜去拜访毛，她就直觉到，毛泽东的心灵是“高傲且孤独”的。（史沫特莱《中国在反击》，北京出版社2018）
一个早期“八卦”说，毛泽东在开会时，喜欢兴之所至随手写些诗，会后就随意扔到床上，引得人们竞相去捡，只不过太“抢手”，一般都没机会捡到。有外国访问者敢直接去讨要，但毛泽东自谦说“都是马马虎虎的东西”，总以“拿不出手”婉拒了，对方在机场离别时向前来送行的毛泽东“最后一次死皮赖脸索诗”，也没如愿（罗伯特.佩恩《毛泽东》，东合社1953版）。援古证今，吟诗作赋，酬唱往来，这是毛泽东保持终生的爱好。可以说，“文人毛泽东”，本是理解其形象乃至心事的一大关键，日本汉学家冈崎俊夫在1957年的一本书中甚至说他是“中国的传统诗人的魂”，倒没说是其它什么。也能够想象，倘若生在太平时代，毛泽东大概也会以“文人学者”终其身，起码在写作和学术上很容易做出一番成就的。他“羡慕”郭沫若，当不至于羡慕他的才华，这方面他有足够的自信与实力，而应该只是羡慕他的时运。
但毛泽东的清醒在于，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明确意识到，“传统文人”那套东西是应该改造的，尤其是在救亡图存时代。这个意思在他24岁所写《体育之研究》那篇文章里就申明很清楚了。吟风弄月，诗酒流连，劳心治人，徒事清谈，萎靡不振，如此文人是他所不屑的，甚至是深恶痛绝的。他心目中真正的“文人”，显然与一般认识不同。这一点，从他的喜恶选择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赏识顾炎武海瑞鲁迅这类文人，除了他们学博识高之外，更重要的“加分项”，显然还在于他们有热血、有骨气、有良知，有民胞物与之心；而他讨厌苏洵，原因就在于他“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这是他最不喜欢的文人类型。他年轻时，曾把传统士人归为“三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另有一种则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最后这个才是他称许的。而所谓“办事兼传教”，其实就是立功+立言。他日后的自我期许，乃至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都可以从这方面去揣摩。
毛泽东最终，是如偿所愿，成为“文人\诗人”+“革命家”的综合体，或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那一个。但这种调和实际上是极其艰难的，非一般人可为。无独有偶，另一位著名的“文人兼革命家”瞿秋白在临死最后告白中，就曾特意诉说自己的最大苦闷：“诗人气质”与“革命事业”是如此对立，难以调协，以至于最终瓦解了他的革命事业。他在去世前，也给郭沫若留下过一封信，深情回忆1926年武汉邂逅时期，两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是如此的“豪兴不浅”。他说，他最羡慕的，也是郭沫若的文人身份，称羡老友还“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而他就要这样撼别人世了（《瞿秋白文集》第二卷，页418）。
2024.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