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创作于1925年，出自鲁迅的《彷徨》，是一部以涓生、子君的悲剧爱情为题材，反映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命运的短篇小说。在《伤逝》中，鲁迅探索性地试验了长篇的内心独白的叙述方式，这在早期《呐喊》《彷徨》中可谓独一无二。
在鲁迅的小说中，《伤逝》也是最能引起歧义的作品。通篇感情的浓烈，与鲁迅个人际遇的联系，一直是后续评论者的疑窦。流贯于《伤逝》的无边的悔恨与悲哀，也让读者不禁叹惋。读毕，读者每每会将爱情悲剧归责于涓生的始乱终弃，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许多批评者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角度讨论涓生与子君爱情消逝的原因，认为涓生没有为二人的爱情生活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没有为子君撑起一片天。经济的窘况导致了爱情的悲剧。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到“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揭示了但倘若两人物质生活充裕，两人的爱情就能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而不致走向悲剧了吗？倘若将爱情的消亡全都归结为口袋空虚，好似人不过是经济的傀儡。
并且，这一评价也并没有跳出传统男性主义的框架，女性经济权正是在这一话语体系中才长期缺失。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说到：“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都是空话……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正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叹息和苦痛。”《娜拉走后怎样》也强调女性应当争取经济权的迫切。
那么，在“经济基础”上，涓生在何种程度上应为子君的死忏悔？与其归因于他经济上的无能，不如说他作为“启蒙者”，也并未认识到“经济权”对女性解放的重要意义。在子君尚未争取到经济权时，便奢求其人格独立解放。没有认识到女性在当时社会中客观的弱势地位，也对子君未来将身处的艰难处境毫无同情，这是涓生应有的“悔恨”之一。
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空虚
涓生与子君，他们都是杂糅了新与旧的“历史中间物”，有不同程度的反抗意识，却没有更透彻的眼光。评论者历来将子君与娜拉相比，却忽略了子君与娜拉反抗动因的实质性差异。
娜拉的出走是从家庭狭隘的空间，大步迈进了社会的公共领域。子君只是站在封建伦理纲常的对立面，逃离大家庭，栖身于小家庭，安心扮演着妻子的角色，依附的对象只是从父亲变为丈夫。
“我是我自己的”，其中的“我”，也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她并未关注于“我”真正的价值，以及男女同盟内部可能出现的新的不平等现象。与娜拉的“解放”相比，子君的出走只是一场“私奔”。
而涓生，作为“启蒙者”本身却未被彻底启蒙，带来了启蒙的不彻底性与半途而废，导致了这场悲剧。这也是“历史中间物”具有的特质。
他在“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的时候，似乎透彻懂得了自己所言，才会被子君“我是我自己的”的一句话震动灵魂，以为看到了中国女性“辉煌的曙色”。
他把子君理想化，对当时的子君也只有片段式的、概念式的模糊印象，“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的分明”，也把这段恋爱理想化，忽略了即使是灵魂伴侣，首先也需要一个可以安放美梦的躯壳。而当这躯壳也已被耗尽，两人的空虚与不对称性也暴露了出来。
所以，涓生在何种意义上为子君的死负责呢？首先他忽视了子君的“空虚”，误以为子君具有独立的人格与求生的意志，而事实是子君不是“勇猛地觉悟了”，而是父亲接回去的。子君始终未有独立的人格——不是丈夫的，就是父亲的。
涓生也并没有意识到，子君既是不对等的恋爱关系中的弱者，也是新旧杂错的社会中的弱者。失去这段爱情意味着失去栖身之所，子君在“无爱的人间”只能死灭。在子君死后他才意识到，“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
以上诸多误解，归根结底便是他并不真正爱子君，他爱的只是以“启蒙”与“战斗”填补空虚、自我确证的错觉，子君便成为了这一过程的牺牲品。
“理想家”与不对等关系中的悲剧
鲁迅对“理想家”有如此阐释：“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子君是“怀念过去”式的理想家，她寄希望于“温习旧课”，消耗和咀嚼着过去的时光，既不能积极追求新的出路，也不能为爱人带来情感与信念的支持。停滞不前，麻木懈怠。
涓生是“希望将来”式的理想家，他幻想着以爱作为支点支撑起全部生活，却忽视生活本身的实际性。“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而颇为拮据的生活几乎占据了全部理想的空间。面对行将消逝的爱情，涓生缴了白卷，寄希望于向求生的道路奋身孤往。“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新的希望只在我们的分离”。
所以，涓生在何种意义上为子君的死负责呢？既然两个人一个怀念过去，一个希望将来，都无法为“现在”的爱情开出药方。然而却是他主导着爱情的开始与结束，在不对等的恋爱关系中，他始终处于支配的地位，自始至终的不对等导致了子君的死亡。
然而涓生是无可奈何的，我们自然可以在世俗道德领域对涓生进行谴责，但他自身的爱与不爱却是无法选择的。倘若他真的背负谎言而勉强维持着这段没有爱情的关系，也只能毫无希望的度过余生。
《伤逝》，同时触及了人类的两种不同的爱的情景，背后缠绕着两种不同价值体系与判断标准。倘若将一种判断标准强行应用于另一个价值领域，便很容易造成解读的混乱。
在自己身上，能否克服这个时代
虽然前文我们在经济能力方面、世俗道德方面判定涓生的种种罪责，但倘若将一切罪责归于他一人，似乎也过于简单而肤浅。鲁迅揭示的，是五四退潮后的时代症候。
需要注意的是，在鲁迅笔下，涓生不仅是行动着的一个剧中人，也是唯一的叙述者，鲁迅既叙述涓生的行为与心理，还要叙述涓生在事后的回忆中对当时行为与心理的再叙述。
鲁迅如此安排涓生的位置，我想，与那个时代有关。因为男子不仅是恋爱与结婚的实践者与参与者，还是有资格为恋爱与结婚的过程、纠葛与结果提供最终解释的社会舆论的制造者。
而小说自始至终，子君是“失语”的，倘若我们站在子君的视角，便看到了涓生那“悔恨与悲哀”内在的空虚，也很容易感受到涓生自以为温柔的话语暴力。男性话语的建构，遮蔽了女性的声音，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事实。
所以，伤逝之悲剧，不止是涓生与子君二人之恋爱悲剧，亦是五四退潮后的时代症候，其背后有一套复杂的话语与意识形态的运行系统。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个人的解放与婚姻自由是难以实现的。杂糅了新与旧的个体，爱情的悲剧是必然的。
做梦的人是幸福的。“梦醒后，无路可走”，正是五四退潮后无数青年男女面对的结构性事实，正如鲁迅在文中那句意味深长的话：
“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一个早晚之间。”
然而，是否有人能“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呢？我想是有的。从1925年3月开始，女师大发起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干部的许广平，为了寻求理解与支持，主动以学生的身份与鲁迅通信，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其后134封两人之间的来信，后来被编为《两地书》。
1925年10月20日晚，在鲁迅的寓所，许广平握住鲁迅的手，鲁迅也摆脱了顾虑，同时报以轻柔的紧握。
鲁迅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27岁的许广平和44岁的鲁迅终于走到了一起。
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心心相印、生死与共，正如《铸剑》的眉间尺与黑衣人，一同向强权世界实施快意的复仇，不仅顶住了社会的压力，荡尽了各自心头的阴云，也磨炼、升华了各自同心合意的精神契约。
他们，在彼此身上，克服了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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