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六七月份,高考和中考雷打不动地成为全社会的热点话题,更是万千家庭关注的焦点。六月底高考成绩公布,七月上旬各地中考分数出炉,然后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重复上演。
家长们茶余饭后,不免聊几句“别人家学霸”的光辉战绩。提起“学霸”,今天我们来说一位妇孺皆知的熟人——白居易。
不错,就是那个你家孩子从小背诵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作者白居易。
对了,这首诗是小白同学在16岁时刚开始备考时的一首习作而已。据说,得到了当时的著名诗人(也是一位毒舌评论家)顾况的盛赞:“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
小白同学的确有点天赋,生不足岁就显示出非凡的识字能力,口虽不能言说,但对简单的字如“无”“之”等,屡以手指,从未误判,见者无不称奇。这也是成语“略识之无”的出处。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与元九书》】
如果说,这有点传奇的味道。那么白居易五岁能作诗,九岁能解声韵,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要想成为学霸,单靠先天的一点禀赋,可是远远不够的。同学们对《伤仲永》的故事都十分熟悉,天赋如同一潭池水,没有源头活水的灌输,终有干涸殆尽、“泯然众人”的一天。
而白居易在学霸的进阶之路上,无疑是保持着强劲的动力的。在考试这件事上,不考则已,一考必中,而且名次没有出过前五。
28岁宣州乡试州试,一挥而就,两次试卷都是拔乎其萃。宣州刺史崔衍确定为本地贡生,推举到长安迎接进士大考。
唐代的常试科考主要分为“明经”和“进士”两科。前者考经典背记,相对死板容易,但常被人鄙视;而后者则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几千人中录取二三十人。加上进士科考卷不密封,有当朝红人推荐的考生更容易通过。
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白居易在进士大考中以第四名的佳绩得中,是所有及第的十七人中最年轻的。“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接下来曲江盛宴,插花游街,一时风光无限。
虽然如此,但同代才子元稹,明经及第才十五岁,柳宗元和刘禹锡同年进士,一个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二岁,更是不得了。
中了进士之后,并不会被立刻授官,而需守选三年,继续参加吏部的铨选,通过之后,才可能被授予官职,否则徒有功名而无官可做。
铨试非常难考,文豪韩愈,进士之后历经铨选三次均被淘汰,困顿长安近十年,才求得一个小官职。这一点与明清时期得中进士即可为官的制度,大不相同。当时,有怨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白居易应试的是其中的“书判拔萃科”,主要考试经义和律法,难度很大。同科及第者仅有八人。白居易和他的新朋友也是此生最好的朋友元稹,同在录取之列,并且一起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
元和元年春,三年校书郎任满卸职,离开兰台秘书省。按照唐代律法,任官期满,需要再次进入“守选”之列,奔赴制举考场,通过严格的考试进行择优,重新分配工作,从而使官宦生涯得以延续。
可见在大唐,没有一蹴而就的铁饭碗,不像明清时期,中举之后一屁股坐定了官位,无所作为,也可以连续任职。
不得不感叹一句,时代的鼎盛繁华,有赖于官制的先进与严明。大唐“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的惯例,使投机钻营者不易得逞。
卸任“守选”之人参加制举策考,比起前两回进士和吏部铨试选拔小官,考试内容大变。参考者需要拿出对于国计民生以及施政纲领的完整意见,相当于方针政策的提案,不经过精心准备,无法竞优。而且这种考试,时常由皇帝亲自主持策问,尤须郑重审慎。
四月开考,应试者近千人,考场设在尚书省,宰相以下的大臣整装到场监考。大考设为三科,一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二是达吏明理可使从谏科,三是经书精深可为师法科。
白居易应试第一项,因为准备充分,细心查看试题后,提笔纵横,一挥而就,率先交卷,然后与元稹一起喝酒议卷去了。
三科应试千员,开榜得中者仅十八人,白居易排名第四,判卷评语四个大字:“策对语直”。
从乡试算起,到制试补官。白居易八年间三次投身大考,次次高中,没有真才实学,是不可能一口气闯过这最难的三大关的。
补充说明一下,白居易并不是他自己标榜的名将白起的后代,这是古人常见的对出身的一种粉饰而已。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的中小官宦家庭,其祖父是巩县县令,其父是宋州司户参军,死在襄州别驾的任上。
白居易自己在给元稹的信中回顾应试岁月时,曾说:“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弮于战文之场。”意思是说,朝廷中没有任何可以攀上关系的大人物可以助他一臂,自己就如同跛脚的人奔走于健儿之间,拿着一张劣等的弓弩厮杀在科举的战场之上。
出身于普通中产家庭,没有额外的外力加持,似乎也不算是什么悲惨的事情。但是,他出生的那个时代,的确算得上是动荡不安了。
白居易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即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的八年动荡,饱经重创,王室君主更迭频繁,四海百姓也多受流离不定之苦。
白居易自小就和外任的父亲聚少离多,与母亲在出生地新郑度过了幼年和童年时期。十岁的时候,河南狼烟再起,李希烈拥兵哗变,进占许昌,又下汝州、汴州,新郑岌岌可危。白居易一家只好避难东去,移居父亲白季庚的任所徐州,安置在符离乡下。无奈乡下也不安宁,朝廷与藩镇之间明里暗里的抗衡争斗,混战兵戈仍是常事。
由此可见,小白同学的求学环境并不理想,连一个安定的学习场所都不能保证。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克服不利因素,成为一名学霸的呢?
首先,有赖于他世敦儒业的家庭氛围的熏陶与引导。
其祖父白锽科举明经出身,从县尉做到巩县县令,治理有方,性情宽厚,待人随和,但若遇不平之事,也能挺身而出,直言不讳。这一点白居易也深得遗传。
祖父从《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一句中,为孙儿起名为“居易”,意在寄寓“顺应天命安居善守”之意。
其父白季庚,同样明经出身,当时任宋州(今河南商丘)司户参军,是个不足七品的小官,属地距离新郑将近三百公里,喜获麟儿,也没能够离开任所陪在妻儿身边。
虽然缺席白居易的成长岁月,但是白父和祖父一样,在精神上给予白居易影响深远的引导。
白居易八岁的时候,白季庚转任徐州彭城县令,就是现在的徐州市铜山区。古代徐州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节度使驻守。当时的徐州与节度使李纳,抗拒中央,以图割据。白季庚力劝刺史李洧不可与贼同党,招致李纳两万劲旅围攻无兵可用的徐州。白季庚与刺史李洧征集吏民千余人,武装起来抗击敌人,并且亲冒矢石,日夜酣战,坚守城池四十二天,直到援兵赶到,才合力击溃了叛军。
徐州既保,捷报传京,德宗大喜之余,当即嘉奖,白季庚升任徐州别驾,赐绯鱼袋。叛贼从此不敢东窥江淮。这件事,在《资治通鉴》中有详尽的记载。
官职微小,并不妨碍胸怀苍生心系天下。白县令一年时间,升任别驾,是实打实地用生命与信仰的重量换回来的。其忠诚纯正的家风,是白居易成长的底色与基础。
我们应该知道,学霸的养成并不是知识的简单堆砌,其人格与思想的建立启蒙更为重要。只有知识而无思想,充其量算是个智能机器罢了。
父亲公务繁忙,白居易幼年的早期教育任务,便落在了母亲陈氏的肩上。陈氏同样出身小官宦家庭,熟识书画文字,对白居易的智力开发与启蒙,非常用心。六七个月时,母亲就开始指着一些简单的字反复地教给他。大些时候,教读经典,临摹书法,更是尽心。
可以说,白居易是牵着母亲的衣襟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的,也是通过母亲的引导完成了文学上的启蒙。
“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恂恂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白母墓志铭】
白居易祖父早逝,父亲外任,母亲独撑家室,经济亦不宽裕,离乱中携子千里奔波,日夜教导儿子自学求进,着实不易。
白居易十岁时,随母亲到徐州与父亲团聚。父亲为了让儿子有相对安定的学习环境,将母子安顿到符离乡下。符离古镇,今属安徽宿州市埇桥区,在历史上很有名字,唐贞观五年(631年),曾有五名学子同中进士,轰动长安。白父的初衷也是希望儿子能够在此安居读书,学有所成,然后通过科考,有所作为。
可惜,当时两河动乱,符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侵扰。白父又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把当时候才十四五岁的儿子送往越中亲友那里,以便寻觅一处稳定的读书环境。刚刚团聚的一家人,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又面临着分离。
越中,唐时为越州,治所在浙江绍兴府,核心区域是今天绍兴市和杭州市萧山区。安史之乱,战火燃于北国,江南相对安定,文人名士纷纷南下避乱,聚集于此。所以这里文风盛蔚,名流云集,而且坐镇的主管也是名满朝野的大文人——苏州刺史韦应物和杭州刺史房孺复。白居易那时候年龄尚小,没有机会与两位大咖共游同饮,很多年后,回忆起来也语多遗憾。
白父费尽心思,将儿子送到文风浓厚的江南接受浸润滋养,实是无奈之下的最好选择。
少年人跌入真实社会中的经历和感受,永远比书本上的描述和父母师长的说教,来得更加真实和震撼。
白居易避难越中的三年里,一方面看到仕官府衙吟诗耽酒,维持着昔日的盛唐之风;一方面也感受到“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的凄苦民生,体味到“道路通荒服,田园隔虏尘”的乱世悲凉。
他想念远在徐州的父母,想念流落各地的族人兄弟,在孤苦中生出了少年人珍贵的坚定。认识到只有伏案苦读,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必须刻苦读书进取,才能为改善这个社会尽到一份责任。
《望月有感》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这首诗将自己的一族一家之痛,与千家万户连接在一起,也把一位成长中的少年诗人,同一个悲壮的时代捆绑在了一起。
正是因为有了切身的感受,才能激发内心深处最强烈的上进欲望。在父母和家族的帮助与影响之下,白居易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完成了进阶之前的思想启蒙,接下来一名“学霸”即将崛起。
第二个学霸必备的条件,也是更为重要的主观因素——个人持之以恒的勤奋刻苦以及活跃创新的思维模式。
白居易读书非常刻苦勤奋。
白天复习文赋典籍,夜晚练习书法,又穿插着诗词练习,废寝忘食,勤学不辍。背书背的口舌生疮,写字写的手肘磨出厚厚的茧子。以至于长成之后皮肤黯淡无光、瘦骨嶙峋,头发也早白了,眼睛也近视了。这些身体上的早衰,都是 “苦学力文”所导致的啊!
“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与元九书》】
这世上天赋异禀的人不少,最后“泯然众人”的天才更多。白居易深知“天赋”的局限性,丝毫没有浪费自己青年时期宝贵的时光,也丝毫没有吝惜自己尚且健壮的身体。
这样努力,真的也是因为唐代科考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不付出努力的代价,哪里能够赢得官场的入场券?
唐代的科举入仕之路,上文我们也简单地叙述过了,白居易能够三试连中,绝非没有举荐的保障或者偶然的运气加持,凭借的是自己过硬的实力,凭借的是敢对自己下狠手。
符离苦读和越中游历的艰辛暂且不论,顺利取得贡生资格并且进士及第,已经拥有可以吹嘘炫耀的资本了,很多人也是选择放松下来等待吏部的补官,虽然时间可能很久。
但是学霸是不会轻易满足自己取得的成就的,他要的是独木桥之后的同行者,与他再比一比走钢丝绳的本领。所以白居易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主动去考取吏部的铨试——“书判拔萃考”。
吏部书判拔萃大考,万般熬人。往往从头年十一月开考,到次年三月才结束,前后历时近半年之久。一考书写功力,二考判词文理,三考身材相貌,四考口齿言说。
贞元十七年(801年)秋后,白居易回到徐州符离乡下,苦读求进,伏案十个月,“耽书力而未疲”。虽然刻苦,但白居易并非死学,而是根据考试的内容有针对性地去准备。
老师们常说:“会做题不算什么,能够给别人讲清楚才是真的掌握了。”其实还有更高一级的学习:能够站在考官的角度给自己出模拟题,并且附上答案。这个段位恐怕只有真的学霸能够达到了。
而白居易,正是这样的一枚可怕的会给自己出模拟题的学霸。
针对判词的考察,他自己编写了上百道题目,并且每道题目都附上参考答案,通过自问自答来促进思考与提升。其中涉及到的内容,诸如家庭婚姻、科举教育、丧葬礼仪、为政之道、品行操守、军事律法等,体现出白居易深厚的儒学素养和杰出的论辩思维,也是他早期思想和价值观的集中展现。
举个例子吧。
中唐时期,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日趋衰落,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加剧。面对这种局面,白居易提出了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法律价值观,可以从制度、规范和信仰等方面教化百姓,使社会稳定。
白居易强调尚刑重法,但不主张刑罚过重,应“理大罪而赦小过”,“合于法意,不背人情”才是执法真谛。
如判27:景为县官判案,后发现判决有错,便举牒追改,上司不许,反要治其赎职。白居易认为,“政尚从宽,过宜在宥”,景判案虽有疏忽,但知错能改,无“罔上之奸”,且“徵国令而有文”,规定错案可改,应让其改过。在执法过程中,白居易对情的把握非常严谨,既不量刑过重,也不滥用人情。
如判11:江南诸州押送赋税的官员四月才达京城,户部认为超期当罚,他们辩解冬月运路水浅,故赶不及初春到达。白居易认为,“赋纳过时,必先问罪”,但从江南到京城路途遥远,且“川无负舟之力”,应酌情责罚。为辨真假,应验其所带公文,再按律执罚。
由此看来,白居易的法律价值观虽是尚刑重法,但在执法上较前代更注重法治精神,有尊重人民权利、实行民主秩序的倾向。
除此之外,判词中体现出的忠君爱民的政治观念也是在维护封建统治之余,也对儒家“民惟邦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平等的生命观念不仅体现在社会事件上,也体现在的家庭关系上;还有其“和而不同”的处世观念也具有“讲信修睦”的特点。
总之,白居易的这些判词涉及的内容之广泛,思想之先进,就是放在现代社会,也依旧具有借鉴意义,更何况是一千多年前的中唐时期呢?
准备工作做到如此地步,距离成功只有一份运气的距离了,而运气往往也会站在实力的这一边。
毫无悬念,白居易一举通过吏部铨选,顺利被授予校书郎的官职,踏上了官宦生涯的第一个台阶。之后,他把这一百道模拟题以及当年的考题编辑在一起,出了一本册子,人称“百道判”。
一经传出,立刻受到了万千学子的哄抢与追捧,如果那个时代有版权保护,白居易同学凭借这本册子就可以在长安置业了。虽然没有金钱上的回报,但是白居易的大名已经在长安的考圈儿中如雷贯耳了。
如果说《百道判》只是一些模拟题的话,那么三年之后的制试考的准备材料,则可以说一部治世典籍了。
制试的内容是关于国计民生以及施政纲领的完整意见,相当于方针政策的提案。不同于初级施政人员的选拔,制试考选拔的是高级干部,通过之后直接授予官职,至少也是地方的一把手,所以难度可想而知。
本着一如既往的 “竭尽全力做事”的观念,白居易和自己的朋友元稹一起,离开繁华的京城,一起来到郊外的一所道观里。一连数月,废寝忘食,每日里研究时政,然后合力撰写试题,拟写答案,最终完成了七十五篇策论。内容涉及:为君为圣之道、施政化民之略、求贤选能之方、整肃吏治之法、省刑慎罚之术、治军御兵之要、矜民恤情之核、礼乐文教之功等八大项。
之后白居易又把这些资料编订成册,称为《策林》。毫无意外地又被京城应试学子奉为圭臬,就连朝廷也引用了它的内容作为参考答案,官方点赞曰:“策对语直”。
这本册子不是应对考试的僵化格式化的资料,而是元白二人对中唐政治生活的思考,是他们忧虑国事、思革除弊、为民请愿的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比如:白居易力主禁止土地兼并,遏制权贵阶级的奢欲,明确反对官吏发放高利贷(《策林》48、41),建议减裁冗员节省度支(《策林》32),提出减免人民赋税(《策林》22),彻底废除肉刑(《策林》53)等一系列改革主张,提出“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的政治主张,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后来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根系就在这些文章里。
真正学霸的笔记,绝对不是知识的堆砌,而是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字里行间的逻辑与思维,时事政论的关注与思考,不是抄写笔记所能够轻易复制的。
白居易通过制试之后,被顺利地授予官职,开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操作阶段。无论是在官场上的政绩还是文学上的成就,亦或是社会上的影响以及处世中的智慧,都对当时和后世的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霸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考试上,更是此后整个人生走向的基石所在与方位所向。
所以,即使拥有了超级学霸的笔记,也不代表拥有通过考试的钥匙。
因为,笔记,无论哪个时代,永远都是自己亲自总结的才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