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的祖先最早要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时代，按照士匄的说法，范氏的先祖，在尧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时御龙氏，在商朝是豕韦氏，在周朝时唐杜氏，晋国初封时所在的唐国，正是祁姓家族早先的封地。范氏的祖先因为参与了周朝初年的叛乱，被迁移到陕西周王室控制范围内，建立了唐杜氏。周宣王时期，唐杜氏首领杜伯被王室所杀，其子隰叔逃到晋国为官，担任士也就是法官的职务，因此便以官职为氏，称为士氏。
士氏最早在晋国崭露头角是在晋献公时期，当时晋献公出于对公族的不信任，大量任用异姓大夫，士蒍（字子舆）作为来自外部的力量就受到了晋献公的重用。士蒍为献公策划，在晋献公八年（669BC）在聚邑诛灭了桓庄之族。与此同时，为了防范来自国外的干预，也为了压制其旧都曲沃，晋献公还任命其为司空，扩建绛都的公室。
士蒍在晋献公灭国夺邑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献公灭狄柤国前，以郤叔虎的言辞打消了晋献公的顾虑，从而顺利地讨灭狄国。而献公十九年（658BC）的假道伐虢，也是他劝谏晋献公不要在虢国尚强时讨伐，而是寻找合适的时机再一举讨灭。献公听其言，后来在荀息假道伐虢的计策下，终于灭掉了虢国。
除此之外，士蒍还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当时的太子申生的保护者。他一再反对晋献公废长立幼的举动，早在献公将三个年幼公子外放，让他为公子筑城的时候，他就态度很是消极。而且他也很是务实，因为他知道献公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想改变很难，与其做无用的争辩，不如提早为太子做准备。一心想让自己儿子做太子的骊姬也顾忌士蒍的保护，因此迟迟不敢动手。待到士蒍死后，骊姬迅疾离间了太子的老师里克，设计让太子自杀。
与士蒍同一时期的，还有一位大夫名杜原款，可能也是杜隰叔的后代，由于士蒍继承了士的职位，杜原款只能另立门户，但仍以杜为氏。杜原款是太子的老师，这或许也能解释士蒍倾向于太子的原因。但不同于士蒍的足智多谋，杜原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书先生，其观念很是古板，他的态度，对于太子申生的命运是有着很大影响的。
在申生的最后时刻里，杜原款被献公所杀，在临死前还派人给太子表达自己的见解，嘱咐让太子要谨守身为人臣、人子应该遵守的原则，让太子打消了出逃的念头。最终太子正是听了他的话，才在曲沃城里等待父亲的原谅，直到最后绝望自杀。
士氏在献公晚期到文公时期都无甚表现，到襄公时期才有士蒍的儿子士穀以非凡的面貌粉墨登场。襄公三年（625BC），在晋国担任司空的士穀代表晋襄公在垂陇（河南荥阳东北）会见了鲁、宋、陈、郑四国的国君商讨卫国侵犯晋国一事，算是开启了春秋以臣会君的先例。
在这次会盟中士毂的表现还算很是得体，因此受到了《春秋》的表彰。其与晋襄公之间的关系也很是密切，在襄公七年（621BC）的夷之蒐上，晋襄公想破格提拔从未担任卿职的士穀为中军元帅。如果这次的人事安排能够成功，士穀恐怕就会一跃而成为晋国的第四任正卿。
但问题就在于，赵氏的能量实在太大，以至于国君对于这次的人事任免也无能为力，只能任由前任正卿先且居的儿子先克否决了这个提议，让年轻的狐射姑和赵盾先后成为新晋的执政，士穀甚至都没能入选六人的内阁名单。赵盾这样的黄口小儿不仅夺取了本属于自己的位置，因此一股反叛的情绪就在士穀的心中逐渐升腾起来。
于是在晋灵公三年（618BC），士穀联合了不得志的四位大夫，一起发动了针对赵盾的军事行动，杀死了赵盾的坚定盟友先克。而赵盾也迅速反击，于当年三月廿八将其一网打尽，士穀就这样在含着满腔的忧愤和怒火，死在了年轻却手段老辣的赵盾手中。
在士毂之后，士氏出现了三个分支。其中的大宗是由士蒍的长子，也就是士毂之兄成伯士缺所继承的士氏正宗，但士缺和他的继承人士穆子一直没有参与军政，史料对他们的事迹没有详细的记载。
到晋景公时期，有士穆子的长子士渥浊（士贞子、士贞伯）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史料的记载中。最早的一次是景公三年的邲之战，主将荀林父身负战败之责，主动向国君请死。景公本打算杀掉荀林父以平息众怒，但在士渥浊的劝说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士渥浊应该是承袭了士师的职务，因此在处理荀林父的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他的说法是：“当年的城濮一战，晋军大获全胜，但晋文公仍然面有忧色，因为成得臣犹在，晋国并不能高枕无忧。等到后来听说子玉自裁，文公才大喜。楚国先是在战场上战败，后又杀掉了一国的执政，相当于两败于晋国，从此以后楚国两代君主都无法和晋国争夺霸权。如今我们的战败，是上天对我们的警告。如果再杀掉荀林父，就等于让楚国再胜一次，恐怕我们也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无法与楚国抗衡吧？”
荀林父免于一死，于是便退思补过，开始着手清理赤狄，在其后的三年间清剿了势力庞大的几个赤狄部落，为晋国争取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晋景公想起当年士渥浊所说的那番话，便不无感慨地说：“如果不是你当年的劝阻，我恐怕就要失去荀林父这样一个能干的正卿了，也就不会在今日得到狄人大片的土地。”大喜之下，他将瓜衍之县（山西孝义）赏赐给了士渥浊，以表彰其功劳。
士渥浊的第二个事迹是在景公十三年（587BC），说的是赵婴齐的故事。话说赵婴齐和自己的侄媳妇通奸，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赵婴也为此很是忧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赵婴夜里就梦到了一个天使对他说：“只要你肯祭祀我，我就能保你无忧。”
赵婴梦醒觉得恍惚，有些实在拿不准，就派人去向士渥浊询问，士渥浊大概也听到了赵婴齐的丑事，就很不屑地对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但说过此话之后，士渥浊又觉得不妥，转头又对来人说道：“神灵只会降福给仁爱之人，至于淫乱之人，恐怕只能给他带来灾祸。淫乱却不受惩罚，已经算是降福了。就算你祭祀了这位天使，估计也得逃亡啊。”后来的事实果然如士渥浊所料，赵婴在祭祀天使后的第二天，就被自己的两个哥哥赶到了齐国。
第三个事情是在景公十四年（586BC），郑悼公叛楚服晋并亲自到晋国去朝见。根据诸侯之间约定俗成的朝聘礼仪，朝聘的国君或者使者需要向主国国君授玉，而授玉的仪式应该在中堂和东楹之间举行。然而郑悼公竟然在东楹以东的外堂，就迫不及待地就向晋景公授玉了，这就等同于把自己等同于低等的贵族。
士渥浊看到之后便叹道：“郑伯如此不尊重自己，目光飘忽不定，走路慌慌张张，坐在座位上也很是惶恐不安，怕是活不了多久了吧？”话说出去还不到半年，果然郑悼公就去世了。
从这些事例来看，士渥浊似乎是一个很传奇的预言家。孔子所谓的“听其言而观其行”，实际上就是当世人们进行判断的一个方法。一个人在说话做事的时候能够谨守礼仪，遵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就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反之，如果你不遵从礼仪规范，任意行事，打破了社会的底线就很容易遭致人们的声讨。像郑悼公那样，因为慌张而失去了分寸，在朝见晋君时礼仪上的疏漏太多，恰恰说明其威严不够，或者是缺乏支持。
到晋悼公时期，悼公认为士渥浊帅志博闻而宣惠于教"，即说他遵循古训、博学多闻并能将其才学广泛用于文教。因此在任命百官时，让士渥浊担任大傅，让其担负起完善国家刑法礼仪的重任。
士渥浊之后有士弱，谥号为庄，在悼公时期担任理，主理司法事务。悼公十年，宋国发生火灾，晋悼公曾向其咨询火灾与天道之间的关系。士弱并不迷信天道对于国家败亡之间的关系，而是认为国家的兴旺最重要的还是人道。悼公十一年柤地会盟，齐国世子光参与会盟，其老师高厚辅助在钟离会见，高厚的态度很是不敬，士弱就预言高厚恐怕不得善终。
作为士师家族的家长，本应该对于典章辞令很是熟悉才是，但士弱的才能与其先代却早已不能相提并论。悼公十年，联军讨伐郑国，郑国不得已向晋国求和。在当年戏地会盟时，那篇充满了不平等意味的盟书，就是士弱所做。平公十年，郑国不经晋国许可入侵陈国，获胜后子产到晋国献俘，晋人派士弱前往责问。然而与子产几番对话下来，子产犀利的言辞竟让他无言以对，当时执政的赵武只好顺着子产的意思接受了战俘。
士弱的作用大抵相当于是国君的顾问，当国君的权势较盛时还能掌握一定的权力，而当国君失势，其也就难以有所作为了。士弱之后有士瑕，谥号为文。另外还有个士富，其身份不详，在晋悼公四年，中军司马魏绛晋升为卿，侯奄张老迁任中军司马，侯奄一职出现空缺，士富被任命为侯奄。士氏的大宗在士弱之后就渐渐衰弱，成为后来崛起的小宗范氏的附庸，这恐怕也是大势所趋的。
大宗之外，还有一个小宗巩氏，其代表人物是巩朔。巩朔在其生活的历史时期内应该也是晋国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关于他的事迹并不多。晋灵公十一年（610BC）晋国怀疑郑国偷偷与楚国联络，郑国派子家前去解释，随后巩朔代表晋国到郑国进行谈判，最后商定晋国以国君的两个女婿与郑国交换人质，以建立彼此的互信。晋景公三年（597BC）的邲之战，身为上军大夫的巩朔和韩穿受士会的指派，在敖山前设置了七支伏兵，确保了战败时上军的顺利撤退。
景公十一年（589BC）晋国在鞍之战中击败齐国，年末，晋景公派巩朔向周王进献战利品。但周定王认为齐国不是戎狄，而是甥舅之国，晋国以王命征讨齐国，只需要报告结果就可以了，进献战利品不符合礼仪的规定。而且晋国派来的巩朔，既不是晋国的卿，也没有在王室担任任何职务，天子没有理由接待一个诸侯国的大夫，因此不予接见。
巩朔不懂得王室礼仪，对于天子的责难也无法应对。但是王室毕竟也不敢得罪晋国，定王还是让王室的三公以盛大的礼仪接待了巩朔。正式的礼仪结束后，周定王又专门宴请了巩朔，并对其私相授受，解释说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我瞧不起你，实在是礼仪的需要，我接待你的事情，千万不要记录在史册上。
次年，晋国大赏鞍之战的功臣，确立六军十二卿的体制，巩朔也跻身于十二卿的行列，担任新上军将，位列内阁第九位。这是巩朔事业的顶峰，但也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史料上，此后再没有巩朔参与内外事务的记录，晋国裁汰两支新军组成的新内阁中也没有了他的身影，巩氏或许就在他的身上兴盛了一世就衰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