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和光绪的关系算是彻底决裂，她痛恨康有为，痛恨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光绪皇帝。10月15日，慈禧太后命令总管内务大臣带领太医进宫，为光绪看病。光绪皇帝就这么大张旗鼓地病了。
古代皇权社会中，皇帝的健康状况为最高机密。此时慈禧这么大张旗鼓的宣布光绪病重，隐隐然释放出一个信号：皇帝很可能由于健康原因无法执政，换句话说，光绪已经面临随时被废黜的风险。
这么多年以来，光绪和慈禧的母子共同政治体维系着大清帝国的政治运作，现在这样的母子关系破裂对于朝廷上下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政治信号。为了维系此前的政治稳定，慈禧和光绪帝不得不对外依旧做出和睦的样子，12月13日太后与光绪帝在宫中还一起接见了各国驻京公使的夫人们，光绪帝还与各位夫人一一握手，慈禧想用这样的举动告诉大家，太后和皇上的关系依旧是和睦的，远没有外界传言的那样糟糕。
而事实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关系甚至比外界传言的更为糟糕，光绪已经被软禁。12月31日冬天来临，瀛台四周水面结冰，慈禧太后下发懿旨，派人将瀛台周围冰面打开一丈余的亮水。太后此举一来隔绝皇上与外界的联系，防止他逃走；二来是防止其他政治势力将皇帝劫持，利用皇帝这层政治关系。慈禧此时看似站在权力巅峰，但她心中的惶恐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
此时的慈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挑战，进退两难。太后将皇帝软禁的先例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所以慈禧此时要争取最大的政治支持。于是她找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商议，荣禄建议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过继给光绪立为“大阿哥”。一来为慈禧废除光绪的计划做准备，二来拉拢端郡王为首的皇族势力。
载漪是道光帝五子，惇亲王奕誴的次子，出生于1856年。当时主张废黜光绪帝的主要是守旧的满族人，其中就有端郡王载漪。他们担心光绪帝重新执政，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也寄希望于迎合太后，从而获得新的政治机会。而当前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矛盾，正是他们利用的大好机会。于是，这些守旧的皇族围绕着端郡王的周围，形成了所谓的“大阿哥党”。之后的庚子国难很大程度上就跟这个“大阿哥党”有直接关系。
社会对废立之事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慈禧的想象。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借此机会不断的抨击慈禧，呼吁救皇上，保皇党一时轰轰烈烈。1898年底，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议报》，大肆鼓动“尊皇斥后”，在当时声势极为浩大。慈禧看到以后，大为震怒，她越加确定了光绪和康梁之间的关系，慈禧心中的愤怒再一次被点燃，太后的态度从犹豫不定逐渐转向“速了大事”，下定了决心要废黜皇上。
1899年底，清廷突然有了一系列举动，意图明显指向废黜光绪帝。将朝中所有支持戊戌变法的大臣几乎全部换成了反对变法的守旧派；12月19日，以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目的就是为了平息海外华商保皇的声势，捉拿康有为等人，稳定两广地区局面。免去光绪帝老师孙家鼐协办大学士之职。“大阿哥党”的政治势力，日益高涨。
1890年1月24日，太后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等人召集到仪鸾殿。随后，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封端郡王载漪的次子溥儁为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大阿哥”，同时派大阿哥第二年正月初一至大高殿、奉先殿、寿皇城，代皇上行礼。并规定嗣后大阿哥居宫中在弘德殿读书，居颐和园在万善殿读书，由崇绮授读，徐桐、常川照料。这便是著名的“己亥建储”。
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慈禧的这一步可谓不折不扣的“臭棋”。她将端郡王载漪集团拉上了政治舞台，载漪在“太上皇”的诱惑面前昏招频出，并且站在了洋人的对立面。
焦虑的慈禧，垂涎“太上皇”的端郡王，惊恐的洋人，疯狂的义和团，这四者的博弈，最重酿成了的庚子国难的惨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