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罾》
大罾扳大鱼，小罾扳虾米。
罾其实就是网，一种捕鱼工具。老家至今仍流传着许多有关网的俗语：扳罾如守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等等。都是指对待做事的一种专心、坚守的态度。
在江边，晨起，远看朝霞下离开水面的罾是一幅极美的画面，有“扳风扳雨扳日月，扳鱼扳虾扳星辰”的意境。时光毫不留恋的从网眼里过滤，伴着声声叹息，点点滴滴融入东逝的江水，一去不回。
我的村庄八十多户人家，有罾的只不过一两户，且都收藏在家里。那年头挣工分是头等大事，分口粮，年底分红，会计都是要打开工分簿的。只有梅雨季节水满金山时，罾才会出现在村外的北埂之渠，还有更远点路的东胜河里。而我最早看见罾是在菜花未净的四月，刚刚告别冬的寒，棉裤还未褪去的时候。
童年的时月里，孩子们闲不住，不是聚集着去队里大稻场上去玩，就是结伴去拾捡鸡粪，讨（割）猪菜。这些都不需要大人吩咐，似乎已是习惯。
四月的江边，柳条着上了绿色，空旷的芦苇荡仿佛一夜之间开始发青，荒芜的泥土上有了蓬勃的生机。马兰，蒿子，荠菜自然也憋不住，纷纷钻出了土面。
在江边，我看到一张方方正正的大网，比我家堂屋大得多，网的四角扣在罾爪上，罾爪是四根细毛竹弯成的弧形，上端绑扎在一起，由一根粗毛竹挑起，毛竹的底部剖开按在罾铺上。陪同毛竹垂下的还有两根粗糙的麻绳，当中布着许多细木棍，均匀得像用尺子量过。扳罾的人先是站着，身体像是未动，双手没停，轮番替换拽着两根绳中的横木，像攀爬天梯一样。脚边的绳子盘旋起来。江面上，罾的四角也在一寸一寸浮出水面。这个时候是看不见鱼的，江水依旧缓缓地东流。罾在水面上不紧不缓地升起，如果有鱼就会看到它们自在地摇动着尾巴，不时搅动着一点水花，根本就没有觉得危险正在降临头上。只是空间越来越小时，才急得乱蹿，但为时已晚，撞到的都是软绵绵却逃不脱的网。
长江的鱼类很多，除了内河的鲫，鲢，鳙鱼等等外，还有长江特有的长江刀鱼，模样如鲢却嘴尖鳞细密如银的鲥鱼，更有后来被称为水中软黄金的长江鳗鱼苗、中华长绒蟹……浑浊的江水一直流淌着，貌似平静的江水流淌着许多看不见的秘密。
每次从江边回来，我们都是只穿着光秃秃的棉裤。蒙在外面的单衣早已脱下，裤脚裤腰被茅草扎住，里面装满了窸窸窣窣拥挤的蟹苗。
读小学的时候，有了属于自己的罾，而且还是几付。夏天我们去江边玩的时候，看到有人用白纱布做的一种小罾扳江虾，那方方正正的小罾不仅扳起了透明的小鱼也虾，也扳起了我们活泼跳跃的心思。我们没钱买纱布，就找来旧蚊帐，再偷出几支母亲纳鞋底的麻绳，跑到屋后的小树林里，花了两天的时间，将剪成一米见方的纱布四周裹上麻绳，用母亲钉被子的大针缝制，针脚歪歪斜斜，像婴儿走出的步子。绷上竹片后，倒也像模像样。
去江边前，在罾中心绑块蚌肉或剖开的癞蛤蟆即可放入江水中，这样的小罾用不着吃力地去扳，三五分钟提起来一次，童年的好奇心就在起罾与玩水中度过一个个炎热的季节。
八八年，女儿还没满周岁，不能外出的我在村委会隔壁开了间小店。五月底，我刚刚抢收完麦子，来不及脱粒，黄梅雨轰然而至，直下得天昏地暗，没日没夜，小沟大河，鱼塘洼里连成一片汪洋泽国。雨幕里，大罾小网起起落落，都有收获。
我钻进雨缝中，去街上买回做纱窗的尼龙网布，缝制了一付丈二的大罾。夜晚守在胜利河的小桥边，望着在夜色中湍急的河水，耐心的守候着时光，守候着一次次的欢欣，一次次的失望，直至东方泛青，竟收获了二十多斤的鲫鲤。
可惜那年我家的麦子在久雨里开始发霉，也有麦粒忍受不住雨水的滋润，像个怀春的少女偷偷发芽。也是在那时，生活给了我启迪，拼凑的网总有缺陷。
我拿起了泥刀，开始了泥工生涯。然后下常州，奔上海，我用自己的手去织一张网，罾起落于社会的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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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藕》
从华新镇上回来，去老乡那里小坐片刻。后，经过黄家桥，也必经过那片夏日里盛开着灿灿荷花的田园。
斜目瞄去，圆圆的叶子焦了，圆润的杆子黑了，连那一田清清亮亮的水也枯了。
枯水中，种荷人身着齐胸的橡胶服，没在水中。他不是在摸鱼而是在“挖”藕，挥动胳膊的身后就漂浮着一大溜沾带着黑泥的藕。田边，种荷女人用草把清洗着藕节，一根根毫无残破的藕，白白的略带点微黄，在秋风中闪着秋阳的光泽。
种荷人是无为的，我们算是老乡，他承包这块田可能比我来上海的时间还要早。每年的夏末初秋开始他就蠕动在水田里，一天辛苦下来能取七，八百斤。取出来的藕白且壮，适合炒，炖也可做凉拌食品，还可生食，是菜场里的一道异样的风景。
老家的荷花大都长在野外的池塘里。那些冬天挖藕人遗留下的藕节，也没人去打理，施肥，甚至去张望一眼。但春天一到便一节节独自苏醒，悄悄地发芽，努力向上，伸出了水面。它们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占据野塘一隅，面积或大或小，荷叶或少或多，不会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样的气势。荷静立于蓝天晴空之下，净化了一池清水，间或有野鸭戏游其中，鸳鸯交耳于叶下，更有红鲤青鲫静停于荷花旁，似是品闻陶醉于荷花的幽香中，那种静态之美让人一辈子也忘却不了。
野荷像能感知大自然的温暖一样，生长的方向不会朝水深的地方延伸，蔓延，所以一般不会是满塘的：它们安扎在浅滩上，塘埂边，有的还会长到岸边的茅草丛中，稀稀落落，像一幅布局美观的行书作品，点缀着池塘。
野生的荷，叶盘大而圆，杆子粗长且多毛刺，你如果下水碰上它也许会拉破你的胳膊或腿上的皮。当种植的荷花被游人宠爱时，野生的荷花，花蕾还在孕育之中，像个未曾发育好的小女孩，也就没有人去在意它了。
其实即使野生的荷花开了也不是很多的，倒是那出污泥而不染的野藕很得爱美食的人的喜欢。野生的藕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手臂，细且糙，颜色暗淡，不过它的淀粉含量高。在我们老家，一盘野藕上面放上五花肉蒸的粉蒸肉，会牵引起好多人童年的记忆，甚至为其流出口水，粉蒸肉下面垫的熟透的藕暗红色，油渗在上面油光发亮，一口下去软软糯糯的会拉出好多细细白白的丝来，那种又油又糯而不腻的味道盖过了上面的肉的味道。
小时候这道菜一般是办喜事所必备的大菜，要么过年的时候难得吃上一顿。所以一般这道菜一上桌人们都会拔开上面的肉，抢挟下面的藕吃，种植的藕无论如何是吃不出这种味道和感觉的。
我曾经跟隔壁的堂兄腊壳去挖过一次藕，那年我十七岁。挖藕得等到冬天，等池塘里的水被时光沥干，还要等有阳光的日子里。
腊壳比我大一岁，头发和我一样，很满，很乌。怎么都喊他腊壳呢？或许是他出世的时候没什么头发，让大人们产生了误会吧？但我们都一样的精瘦，“吃米头子，养活猴子”大概是我那时候的写照。
肩上扛着一把锹，锹把子钩着一个小竹篮子，晃悠悠地，七转八转走了四里多路，来到了保成圩。隔河就是普济圩农场，能看见大片割完了稻的田野，稻杈仍是一片黄色。在一个约有四，五亩大小的浅塘边，我们停止了脚步。
塘不深，极少的洼处还有点积水，整个池塘像被人翻了个身的矿，高高低低的泥上印有铁锹光滑的印迹。腊壳兴奋的下塘了，东瞅瞅西瞅瞅，像个行家里手。我却有点心凉，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下锹，腊壳说，得找有枯叶杆子的地方下手。我举目四望，只有黑黝黝的泥，哪里有枯叶杆子？累了一个上午，我只是在靠埂边挖了两斤藕僵子（别人挖剩下的），人，累得半死。
晚上，母亲将我挖的“藕”切成丝，放上葱叶，炒出来的藕丝也算是一盆好菜了，当然是没钱买肉的。
后来外出了，在上海吃过不少的藕，要么凉拌，要么桂花藕片，也有塞上糯米肉沫蒸的。大多是冷盘，甜的多。还有次在古镇朱家角看到在锅中冒着热气，穿透着醇香的整节的藕，颜色暗红，看着都能解馋。买了一节回去，切成薄片仍旧摆成整节的模样。提起筷子夹起一片细细品尝，感觉除了味甜外，还有点像咬了萝卜似的有点脆。嚼着品着便想起了家乡的野藕，想起了那诱人的藕垫的粉蒸肉，想起了家的味道。
有年国庆回家的时候，妻子买了肉，说做次粉蒸肉吃吃。我问用什么垫笼子？她回答说用马铃薯吧，还能用什么。我说等两天再做吧。
第二天我去老洲菜场，转了几圈，摊位，地摊上，我的眼睛都没停止扫描，但也没找到想买的东西。第三天再去的时候，那个卖藕的女人问我，老板，我都看到你转了两天了，买点藕吧？又白又粗又嫩的。我不好意思的问她，有野藕吗？她显出不屑的神色，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谁去花那么大力气去挖那玩意？再说现在人工工资多大？一天挖几斤藕要卖多少钱一斤？呛得我哑口无言。是啊，我挖过藕的，野藕一般都在五，六十公分的泥下，有谁愿意挥锹流汗去挖藕呢？随便做做小工也比去挖藕都挣的多，挣的快。
我只好买了点马铃薯。
眼下冬至就快要到了，回家还能吃上一盘野藕粉蒸肉吗？
《旧缸》
五一回家的时候，看到母亲门前靠路边柴堆旁摆着三口旧缸。缸里是母亲不知道哪年开始种植的几株荷，随着岁月枯荣碾转。初夏时节，清秀圆润的杆子，碧如珠盘的叶子，让人联想起“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意境来。
其中有口是水缸，我是从它下面一圈至今仍没有被岁月的风雨冲洗干净的泥土痕迹上，认出来的。就像我就是农民，骨子里的那种俗气，时光再久也无法抹去一样。
和它们陌生了二十多年，我以为它们在我的世界中消失了。没有想到曾经的“家当”被暴在岁月的风尘里，好在，有几株荷陪伴着它们，还有荷花点缀着它们，不至于孤独到终。
缸是普通的陶制品，周边的镇上却买不到。儿时见过卖缸的，他们来自枞阳那边一个叫“大缸窑”的地方，划着船来的。满满一船大缸小钵，坛坛罐罐。船在江边靠好后几个汉子也就上岸了，修长的扁担挑着两口缸，像挑着两座小山，颠悠在乡间的小道上。他们进村就歇下担子，扯着喉咙叫“缸买伐，卖缸啰”，还不时的用碎陶敲在缸的沿口上，“铛铛”响，一副敲不碎，打不烂的样子。
家里以前有三口这样的大缸，除了一口做水缸外，其它两只唤作米缸。水缸是名副其实的，米缸就是叫叫好听罢了。
大缸在前面墩子的老屋里呆了几十年，比我的年龄还大。我记得最早的应该也是水缸。儿时母亲怕我们被开水烫着，篾壳水瓶都要摆到大桌里边的茶（条）几上，我怎么跳也够不着。口干时一着急就到锅屋里去了，水缸就在门边，再往里走几步就是土灶。锅屋不高，贴着正屋搭的一个披，显得暗淡，潮湿。但我熟悉得很，我知道灶台上面有锅盖，和水缸盖一样用木料做的，我只掀开缸盖，拿起葫芦瓢，“咕嘟咕嘟”半瓢水就下了肚，带上那用毛竹片钉成的门，转身，能听到水撞击胃壁的“咕咚”声。
米缸是放在母亲房间里的。每当肚子饿了的时候，我总是偷偷地溜进去，缸盖拽开一条缝，踮起脚尖，摸摸里面大大小小的布袋，塑料袋，再扭开小铁箱的盖子。我从来不摸缸下面，我知道下面不是玉米就是麦子，缸里没有装过米，米都放在靠墙那半缸盖的铁箱里。
童年时光除了玩以外就是好吃，这是天性。三四月里能在缸里摸到些“六谷泡”（炒玉米），炒蚕豆，秋天偶尔有爆米花外，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一脸的失望。但这丝毫阻挡不了我“也许会有什么”的侥幸心理。
现在的孩子不会有那样的经历，那样的心理，也许他们会讥笑我们的童年。让我很不理解的是他们不清楚从哪里来的资本，往往拿着“不吃不喝”来要挟他们的父母。他们不知道父辈的爱其实多大的缸也装不下的。
我读五年级时，个子仍旧不高但也长了些力气。夏天看到差不多大的孩子傍晚去挑水，也就起哄般挑着大水桶跟在他们的队伍里。大人们就笑我们：肯定是想洗冷水澡了，还没水桶高就去挑水。可我确实是去挑水的，父母要去挣工分，家里水缸里真的快见底了。满桶水挑不动挑半桶，跌跌撞撞的，水在桶里蹦蹦跳跳地也似在笑话我，关键是肩上的扁担也不听话地扭来扭去，要滑落下来的样子，我的双手只得使劲地按住它，像是抱着一棵倾倒的大树。还有幸运的事是水缸埋下去三分之一，不然就算挑回家也倒不进去。水缸能装三担水，我就得跑五六趟，最后一趟身上是水淋淋的。
让我没想到的是，老大分家时为了争一口大缸和父母争吵了几天，后来他们搬出了老屋，到村里的老加工厂里住了。到我婚后分家时，分到了三间老屋的一半，搭间锅屋。父母当时承包着村里的养殖场，和弟弟都住场里。其实这些缸，屋里的坛坛罐罐都成了我的“家产”。两年的农村生活，我才明白父辈的不易。因为我的米缸不仅没有米，麦子玉米都没有，勉强收上来的杂粮连小罐也装不满。米缸占据了空间成为多余的摆件。
我终于也没有要这些“摆件”。婚后第三年一把锁锁上大门，逃离了村庄。没几年的功夫，老屋终于在风雨的抽打之下轰然倒塌，里面的桌椅板凳，缸坛钵罐连同屋前屋后的小树场地一起封存在记忆的尘埃里。
再次见到它们已是二十多年后。父亲是二0一七年的初冬去世的，给他做“三七”时，所有属于他的物件都随着“烧屋”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了，还好，堂屋里的墙上还留有一张像，笑着，一直在笑。安排好了一切，准备返城。在门前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我看到了这三口缸，缸的外表曾经发亮的釉光已经暗淡，像上了年纪老人的眼，浑身布满了灰尘，有口缸的缸沿还箍了一道粗粗的铁丝。而缸里的荷也已枯萎，叶子像一把收起来的破伞，在寒风中瑟瑟抖动。
母亲说，屋倒塌后你哥在老屋基上造了房子。清理场地的时候，我见水缸还好好的，米缸碎了一口，这一口有道命，用铁丝绑扎了。和你大（父亲）抬了几趟，买的时候花十几块钱呢。舍不得扔，家里又没地方放，就摆在这里，不占地方还能种藕，有时买了鲫鱼回来，多了也在缸里养几天。缸下面有藕，每年过年吃的藕都是在泥里摸出来的，摸不干净，留几节开春它们又会长出嫩苗来。
望着母亲花白的头发，我觉得冥冥之中一个很远的地方依旧有口水缸，我肩上挑着满满的两桶水晃悠晃悠地一直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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