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卫星中学早已不复存在，连断壁残垣也已被植入油菜、棉花的根须里，整个成了一展平的庄稼地。
可是，卫星中学这个小小的四合院般的校园，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就像一个美丽的梦，时常浮现在我脑海中。
就在这个美丽的梦里，遇见了我的老师——张再德。
那时他顶多二十出头，个子不算高，走上三尺讲台不多久，精神头十足。记得年轻的他对我们很是严厉：上课时，非得认真听讲不可；布置的作业，非得认真完成不可。他用这两条，逼着我们用心学习。
他虽然严，课堂上却很风趣。他叫我们的名字可从来不带姓，发作业本的时候也这样。那时候我们班还有一个女同学也叫“春梅”，姓李。发作业本时张老师只管微笑着喊：“春梅！来领！” 同学们像看热闹，哈哈笑，我们俩你看着我笑我看着你笑。就在这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张老师轻扣黑板，愉快地开启我们的求知之旅。
还记得他批改作业速度非常快，往往是一交上去不多会就发下来了。还记得他很喜欢抢课，和我们的英语老师孙建文。有次他为了抢一节自习课，跑得太快，竟被台阶绊倒在地，但是爬起来又跑，抢在孙老师前头进了教室。一进教室，全班同学齐鼓掌，张老师也像个打了大胜仗的孩子，不顾膝盖上的尘土，嘿嘿地笑。
别看他平时对学生的学习严厉，课下却特会和我们交朋友。有一次，下晚自习了，张老师问我们，有没有肚子饿了的同学呀？大多数同学畏惧老师不敢应腔，我们几个胆大、学习成绩还不错的就问：“老师有什么好吃的呢？”然后张老师邀我们一起去食堂里煮面条吃。不过，那晚的面条没有吃成，倒是肚子笑饱了。为啥呢？因为张老师把面条放在锅里，要我们几个加劲往灶里放柴火，火烧得旺旺的，没几分钟就嗅到一股糊味儿。张老师问哪里来的糊味儿，我们指了指锅里。他不信，揭开锅盖一看，面条好生生躺在锅底，一点儿水也没放，面条不糊才怪呢。我们师生几个笑成一片。
那些年，真正热爱教育工作的老师没几个，要么照本宣科，要么进教室没几分钟就不见人影。张老师是为数不多的老师之一。
那些年，真正愿意跟学生做朋友的没几个，要么拿眼睛瞪死你，要么对你不理不睬，一心扑在他家的孩子身上、菜园子上……张老师是为数不多的老师之一。
后来我也幸运地走上了三尺讲台，我也成了领导赞许、家长信任、学生喜欢的人民教师，像我的老师张再德一样。我想，或许就是在卫星中学，张老师无意之中教会了我许多吧。
教书多年后，我和张老师竟然在东升一中再次相遇了。那时候，张老师已经成了我们东升镇乃至石首市的一张名片，他教的化学年年第一，屡次被评为市级、省级优秀教师，甚至被评为国家级的优秀教师。要知道，即使到今天，我们石首也没几个国家级优秀教师呢。
他得到的荣誉在家里摆都摆不下了，可是，他待人的热情、对工作的热忱一点儿没变。
来到东升一中，他就一直担任九年级班主任。在我们学校，班主任是最苦最累的。每天很早起来督促孩子们洗漱，白天要时刻关注班上的动向，晚上孩子们睡了才可以签字后休息。这么多年来，尽管张老师住在校外，他总是来得比我们这些住在校园里的班主任还早。同事们时常感到诧异，都五十好几的人了，怎么还像个年轻人干劲十足呢？
其实，张老师的身体并不算好，他有高血压，有很严重的胃病。有一次，他竟然上着课时，在课堂上晕倒了。同事们七手八脚把他送到医院去，医生强烈要求他住院治疗半月。可是，才住两天，他就不顾医生劝阻，来到学校上课。
在我们学校，他带有两个高徒，一个是曾令鸿老师，一个是李章勇老师。这两个徒弟不仅在教学方法上向师傅学，就连工作态度都跟师傅学得极好，他们俩都是我们学校优秀的班主任。
如果你来到东一，或早或晚，你一定会看到一道亮丽的风景：头发花白的张老师和小徒弟李章勇老师一起，或在操场的跑道上，或在学校的主干道上，肩并肩，有说有笑地散着步，每天如此。听着他爽朗的笑声，听着他依然湖南口音很浓的石首话，你会觉得他已经五十有九了吗？你会觉得他是个每天离不开药丸的老年人吗？
我的老师张再德，明年就要离开他心爱的讲台了。教书教了一辈子，他似乎从不知厌倦为何物。他依然亲热地叫每一个学生的名而不带姓；依然将化学这门功课教得全市闻名；依然把班上管理得秩序井然，令每一位科任老师都觉上课舒心……
我的母校——四合院般的小小的卫星中学已不复存在了，可是，它仍将如一个美丽的梦留存在我的心海里。因为，在这个美丽的梦里，我遇见了一个老师，一个一生用言传身教教我如何为人师表的好老师——张再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