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读书或听一些历史的讲座，总是听说历朝历代中属宋代的读书人最幸福，这几乎是所有文化历史学者的共识。深究起来，不禁要问，何出此言呢？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其一，要看宋代读书人的境况。
古代读书人的出路，概括起来，无外乎两条：出仕或者治学。单纯做学问的读书人，总是少数的，一般是祖上蒙荫，至少是家境殷实，方有此余暇。寒门学子，十年苦读，不过为博取个功名。一朝得中，命运直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此便有机会飞黄腾达，进而封妻荫子。
宋代开国，太祖、太宗扩大进士名额，唐代每科平均不过三十人，到宋代则达千人以上。“扩招”之后，进取的机会多，平民出身的读书人更容易通过科举的途径寻得出路。因之书院盛行，朝廷尊崇儒学，赐书、赐匾，以资鼓励。加之宋代重文抑武的国策，一时文化兴盛，达中国文化之顶峰。宋词文章，冠绝古今，八大家有其六，更有二程朱陆这样的理学思想家。科技亦发达，尤其如活字印刷以后，书刊流通益甚，获取知识因而更加便捷。
宋代读书人做官之后，皇恩浩荡，虽然朝堂之上要执笏而立了，但大宋官家的人文关怀是很深入人心的，终不曾太亏待大家。相传太祖誓碑上第二条便是要求后世帝王不得滥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之人，虽然真伪有待考证，但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敢于当朝直言，敢于秉笔上书，却鲜闻因言获罪而见杀者。如元祐党争，可谓政见之别，新法旧制，有阶级利益，也当然都希望国家有更好的前途。石碑之立，罪在权臣，徽宗下诏毁之，道君后期昏聩，即位之初却也想过启用苏轼等人整顿朝纲，奈何其客死归途，韩海沉浮，时也命也。
其二，可看宋以前读书人的境况。
三代自不必论，秦汉以降，大一统的朝代虽尽知文治天下的道理，但人才之选拔终究有限。
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法家的统治下，严刑酷法，百姓无端连坐，朝不保夕，不敢非议朝政，勿谈读书进阶的机会。汉欲除秦弊，以孝治天下，举孝廉以选人才。这种模式下，百姓多少有些机会了，但根本上不是靠读书的成绩而来。名门望族，在朝为官者，“内举不避亲”，子孙则多得以上位。
魏晋门阀分明，九品中正，士族阶层永远是士族，庶民想通过读书进阶是不可能的。在此乃至之前的读书人，尤其普通百姓家，倒是可以比今时今日许多人更有资格感叹发表一两句“读书无用论”。
隋唐行开科取士，文字优劣代替血统门楣，读书人似乎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是，文字教育的机会和资源是需要花费的，这些机会和资源却更多掌握在名门大家族手里。唐朝三百多年，宰辅尽出自二十个左右大家族。
其三，当看宋以后读书人的境况。
元代胡人入我中国，虽不过百年，却终不受我华夏文明。宵禁之下，真可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掌灯”，读书人倒有一点开恩，终究是被大大的限制了。况蒙古人统治之下色目人、汉人、南人的森严阶级，文化的壁垒，对文化的摧残不可谓不触目惊心。正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明太祖打天下时，用武将之外，深知文人儒士的重要，刘基、宋濂等因得以重用，“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一班文臣谋士参谋制定的策略终使其扫平诸雄，“驱除胡虏”，君临天下。立国以后，朱元璋回顾自己的发家史，为朱家子孙后代计，大杀文臣武将。剩下的听话的，终日战战兢兢。上朝之前，家人相拥痛哭诀别，下朝侥幸没死，回来阖家庆贺，又多活过了一天。“八股取士”，读书人成了十足的呆子。宋濂有一段话，说的极形象：“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视然，舌木强不能对。”明末东林党人，虽开一时风气，成一股清流，终陷于党锢之祸。
清代最为今人熟知，科举官制一承明朝制度。闭关锁国之后，上自君王，下至文人士大夫，眼睛皆被蒙蔽住了。读书人一生功业，不过最终成为皇家的奴仆，满人自己更是以成为主子的奴才为荣耀。读书人既失了精神，也没了品格。
吴晗先生总结宋及其前后士人与君主的关系，大概如下：宋前谓之共存，士族好比股东；宋时谓之共治，士人犹如伙计；宋后谓之主仆，士人成了奴隶。
大概读书之根基在于个人用功，读书之出路则见其时代。国家兴亡，固然匹夫有责；读书人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国家政府之策吧。国之兴盛，百姓内心真正的幸福感不可不深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