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是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和“刀”揭示日本民族性格的双重性，从而为美国制定对日作战计划的一个重要资料，但书中对于日本民族文化的深刻剖析使得这部作品在摆脱了作战资料这一重身份之后成为了解大和民族绕不开的经典之作。而其中对于日本天皇特殊地位的叙述也全面展现了日本文化中特殊的一个方面。

        在中国，人们通常习惯性地认为最后的皇帝是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而放眼世界，迄今为止，唯一还在沿用“The Emperor”称号的则只有日本天皇。中国上下五千年，历经数十个朝代更替，天下屡屡改姓，而日本天皇似乎是万世一系，始终以最为稳定的姿态存在于皇城之内。日本也曾经历过战国时代，全国各大藩国争权夺利，各位大名征战不止，尽管那时因为有“将军”以及幕府的存在，天皇形同虚设，但却没有一位幕府将军能够真正取代天皇的权威和在人民心中与神并驾齐驱的地位。

        早在隋代，中国便有来自日本的遣隋使入朝，无可否认日本人与生俱来的谦逊和好学，遣隋使们，以及后来的遣唐使回国以后不仅宣扬了天朝上国恢弘的气度，更带回了来自中土上邦的礼乐教化、诗书典籍，让翘首企盼蜕变的日本重获生机。据史料记载，那时遣隋使入朝，向隋文帝说明了“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由于自古以来，中国皇帝自称天子，奉天承运，隋文帝听到这话后自然不高兴，要求日本君主区别中国皇帝“天子”称号，改称为“天孙”。而真正的“天皇”称号，有史学家猜想是效仿唐高宗后期的称号，唐朝身为宗主国，皇帝改号不亚于改元，必定迅速传递到周边国家，而此时的日本正在蓬勃向上阶段，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学习的机会。

        在此之后，“天皇”成了历代日本君主固定不变的称号，时至今日，仍然活跃在日本的文化层中。众所周知，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代表着美；刀是武士道的象征，代表着忠义和名誉。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尽管是二战时期美国对日决战的方式参考，但也为世人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日本，毕竟“旁观者清”。在中国，“君权神授”时自汉代以来历代君王引以为傲的理念，而在日本，天皇的地位同样受到神性的笼罩，日本没有一种体系性的宗教信仰，而日本国民所信仰的神道教也不过是一种自然崇拜，在这种宗教格局下，山川河流、一草一木都具有神性，都有一位不可为世人所见的守护神，因此，在日本的神道教中，能够罗列出来的神就有四万多位。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的这种宗教信仰属于原始的自然信仰，至于之后传进日本的佛教、道教等外来宗教，远不及这种本土自然形成的非体系性自然崇拜来的深入人心。而在此之上，天皇是神在人间的化身，换言之，是神安排在人间管理万民的代表，他的一言一行都是神的旨意，这也让天皇这个世俗统治者戴上了神性的光环。

        日本人注重“忠”和“义”，而似乎并没有中国那么强调“孝道”，在日本人看来，“义”是依赖于承认一个人在互欠恩情这张巨网中的位置，既包括他的祖先，也包括他的同代人，日本人的祖先崇拜是最近的祖上，而最高标准的义则是对天皇的俯首。日本是一个完全以个人纽带为基础的文化国度，天皇是一个远胜于国旗的忠诚的象征，而“皇恩”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情债，遵守法律就是在偿还他们的最高恩债——“皇恩”。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曾专设一章说明日本是一个很懂得“各就其位”的民族，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没有人会僭越地位，等级制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构架，而每个日本国民则按部就班地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当然，在这个构架之中，天皇是处于顶端的。哪怕是在战国时代，人们几乎忘记了有天皇的存在，但天皇依旧被幕府将军们以尊崇的名义放在体制的顶端，只要他不插手大名们的争斗，必要的时候给予将军名义上的来自君主的支持，他便能够安然地过着他至高无上的生活。

        日本人说，精神就是一切，是永恒的，当然物质的东西是必要的，但它们是次要的，会在半路上消失。天皇之于日本，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正如英国女皇之于英吉利，君主立宪制下的国民仍旧需要一个精神上的崇拜者，君主在这时候有了其不可取代的存在必要性。二战后期，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不论是满洲或爪哇的战地司令，还是首相东条英机，都没有反对。大和民族用的是自己的力量，在其战斗力被摧毁以前，把无条件投降的巨大代价作为“忠”来要求自己的力量。甚至是他们战败了，其最高的法则仍然是“忠”，这种对于天皇的绝对忠诚更甚于中国的“忠君”思想，可见起早已将“忠君”之义无限放大成为了一个民族对于世俗领袖的绝对服从。

        在日本人的办公室里、学校里会悬挂着天皇的肖像，从孩提时代开始，他们就被灌输以对天皇陛下的绝对忠诚，哪怕不是武士阶层，也必须如此，因为在这个国家，天皇就是万民的神，没有这种忠诚的坚决感，便会被排斥在世俗生活之外。效忠天皇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报答情理”意味着向欠其一切的主君甚至献出生命。外加上日本人骨子里不能接受失败，他们排斥竞争，因为他们认为竞争会大大降低他们的工作效率，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失败，便会理智崩溃，由此不难理解战时日本军官因战争局势无力回天而剖腹自尽的行为。然而，美国人则不同，不管他们多么不愿意在比赛中输掉，但他们更看不起那种因失败而情绪冲动、悲痛欲绝的人，则也是为何美国人需要去了解这个未来敌人的原因之一。

        在此，再次回归到等级制的话题上来，每一个日本人最初是在他的家庭内部养成等级制度的习惯，然后在把他在家庭中学到的习惯运用到经济和政治等更广泛的领域。正是每一个日本家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忠于国家、民族，当然，还有忠于天皇的国民。在等级制度的浸淫下，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希望进入武士阶层，因为这是一个也许并不富有但有着崇高地位的阶层，另外，这个等级是世袭的。在日本，士农工商的排序依旧存在，哪怕是作者本尼迪克特本人都认为不可思议，但无可否认的是，日本的商人地位仅仅被列在贱民之上，这是封建社会里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中国也不例外。日本人认为商人阶级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一个实业家一旦兴旺起来，封建制度就会随之而衰落。而商人们自有摆脱自身耻辱身份的法子，他们不惜让自己的儿子入赘到武士家庭，从此几乎和自己脱离关系，富有的商人的子孙成了武士，贫困的武士家族则得到了富商的财富，等级制度依然如故，并为遭受丝毫损害，但商人们却巧妙地通过这种方式跻身于上流社会，越来越接近他们崇拜着的天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身为万民表率的君主难免会有大权旁落的时候，但不同的是，中国的权力纷争会愈演愈烈，乃至后来臣子取而代之，江山易主，而日本无论朝臣如何争斗，天皇在封建制度中宗教性、象征性的地位依然不会被推翻，幕府将军可以代替天皇管理全国，但惟独不会取代天皇，再有野心的将军，都不敢触碰天皇的神权地位。如果以北京的紫禁城与京都御所相比，可以看出两者体现的政治文化氛围截然不同，前者充溢着“豪华之美”，后者蕴含着“简朴之美”。“豪华之美”是地处东亚中心的巨大皇权的一统意志的反映，“简朴之美”则是地处东亚东缘的独立皇权的进取精神的体现。不过，外在表现虽异，但无论皇帝或天皇，维持其统治的意识形态是一样的。

        尽管战后日本天皇主动放弃了“神性”，但在日本国民的心中，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化身，换言之，褪了鳞片的龙依旧是龙，没了光环的天皇依旧是天皇，就算现今天皇成了一些社交礼仪场所的国家象征，但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来说，这是属于他们的文化符号，其中包含着他们向外界学习的谦卑和主动改良的决心，历史的过错当是少数人的过错，国家的变异也当是少数人的操纵，一个民族的文化没有错，更没有优劣，希望这个还连带着一个民族历史的称号继续留在人们心中，记住历史的民族不会退缩，敢于面对历史的民族不会分崩离析，还能保住文化的民族不会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