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名

2008年夏天，参加高考后，我给自己改了一个网名，叫“堂吉诃楠”。这一起，至今十多年，都不曾换过。

这名字，源于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堂吉诃德》。

中世纪，西班牙依靠庞大的骑士队伍，雄霸欧洲，远征美洲，造就了西班牙的“黄金时代”。随后，骑士文学在西班牙风靡。骑士文学对冲破中世纪神学禁锢、解放人性，具有非凡意义。但随着社会经济、科技、军事的日新月异，骑士文化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15世纪，欧洲出现了打着“骑士”旗号到处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强盗，骑士文学也愈发庸俗化。17世纪，西班牙坊间还流行着数十部粗制滥造且内容荒谬的骑士小说。为此，塞万提斯创作了《堂吉诃德》，意在彻底摧毁骑士文学的地盘。

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一生沉溺于阅读骑士小说，直至走火入魔。他变卖了家产，骑着一匹瘦马，忽悠老实的邻居当他的仆从，就去闯荡江湖当“骑士”。他出走半生，行径荒诞，直至临死前才幡然醒悟。

我当初以“堂吉诃楠”为名，一是认为堂吉诃德虽一生荒唐、愚昧不堪，但他也曾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得纯粹而挚热；二则认为塞万提斯虽然写的是“反骑士小说”，但他在文学上的创举又何尝不是带着一种真正的“骑士精神”。

年少的我，内心充满着理想化的想法，也时常感到愤怒，有时也像堂吉诃德一样，做了不少傻事。随着年月增长，我反而相信了“相由心生”这句话。一直不舍换掉这个网名，大概是我的内心深处，总还向往着那么一点“骑士精神”吧！

二、影子

教师节结束后，张博从深圳回到察隅了。但到达翌日，他就马不停蹄跑去察瓦龙开展工作了。深圳到察隅，再怎么赶也要两天半的行程。察隅到察瓦龙又要在著名的“丙察察线”上颠簸七八个小时。舟车劳顿之后，又舟车劳顿去工作。

周六，他忙完察瓦龙的工作，在回县城的路上，给我发信息，说晚上要来中学接我去县里吃饭。我知道他前一天晚上忙工作至少忙至凌晨两三点，叫他回到县城后先休息，不必来接我。还告诉他，我想尝试自己徒步去县城。

午后，我独自一人瘫在沙发上读书，不觉间竟过了五点钟。这才匆忙起身，出门。

走出校门口，心中总隐隐觉得张博会出现。有时候，心有灵犀这事就是这么神奇。我猛地一抬头，就看见马路中间出现一辆黑色摩托车。张博着一袭白衣、红色头盔，潇洒地在我面前摆着身姿调了个头，而后停下车，坐在车上回过头看着我。

因着“心有灵犀”，我呵呵地笑出声，什么话也没说就跳上车。张博开摩托车比罗老师快得多。风呼呼地吹，差点把我的帽子刮跑了。我想到了电影《天若有情》的镜头，可是，如果他是刘德华，难道我是吴倩莲？就在那一瞬，我突然有种羞耻感，大概是意识到年过而立的自己心中竟然还存着几分年少追星一般的“少女心”。

这些年，我总是悲观地认为：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不要轻易给自己找寻什么“偶像”。因为大多数偶像都经不起时间和物欲的考验，往往顷刻间就能被社会或自己摧毁。但前面这个比我大十多岁的“老男人”，总是给我以这样的感觉：对事业笃定，对专业自信，性格兼具飞扬与沉着，气质博雅却又平易。确实很有人格魅力！

此时此地，就在此时此地！在察隅，在援藏！我很愿意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身上藏着他的影子，或者说我很努力、很刻意地在自己身上找寻他的影子。

晚饭，王颖姐在宿舍做饭招待我们。我到的时候，她正和县完小的两位藏族老师热火朝天做着饭。我便和张博先到她寝室里聊天。

张博告诉我，前两天他那么着急去察瓦龙是因为“募师”的志愿者出了点状况，事情不大却很棘手，为此，他已经好几天没休息好，昨夜几乎一夜无眠。

我说：“那你还那么有空，每天做教研，还手把手教察瓦龙的老师写板书？”

他说：“好不容易进去一回，顺便嘛！”

后来我问他这学期结束是否跟我们一起回去。他说，结束前，他想再带一批察隅师生到深圳去做研学。

他所做的这个“研学”，是个吃力但不一定讨好的事，所要承担的风险和责任非常大。多数人衡量到风险，绝对会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他是张文华！去年冬天，他已经做过一期，据说确实顶了很大风险，也遇到不少困难，但最终也收到很不错的成效。

我说：“就快结束你的援藏工作了，眼见着画上句号了，这研学还要做吗？”

他很坚定：“当然！有意义的事，困难再大也要做。”

我想，如果我到了他这样的高度，我也会这么笃定吧。敢为人先虽冒险，但发乎情怀一定会使人幸福。

晚饭，我们吃得很快乐，聊得很尽兴。王颖姐是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阔太太”，给我们做了好几个菜，有土豆焖鸡、青椒炒牛肉，最“壕”的是满满的一锅冬虫夏草土鸡汤。

毕竟已经坐过张博的摩托车，又一起吃了家常饭，大家的距离仿佛又更近了些，于是我趁着饭后散步的时间，央他往后如果踩着周末去古拉或上下察隅做教研时一定带上我。

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想，难道他已经get到我内心那个关于“影子”的秘密了？

三、革命

这两周，我在学校的主要活动是观课，两周听了十多节课。

说实话，察隅中学多数老师都很认真、勤干。听了那么多节课，可以感受到老师们对教学的态度都是极认真的，但说实话令我感到惊喜的课堂不多。大多数老师的教学好像都套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也不能说这是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感觉就是他们给自己带上了手铐和脚镣。

总体来说，老师们的课大多是指向“传授知识”的课堂，鲜少有体现“训练能力”的课堂。但我个人认为，当下人与人的竞争与差距，不在学识的多少，而在自主学习力的高下啊！

当然这种现状，自有它的成因。

察隅与印、缅交界，地处偏远。由于山高路远，察隅县常常留不住人才。在察隅呆有一定年份，熬出资历或显现出能力的教师，大多都会选择外调。因此，学校教师群体基本以刚毕业的年轻老师为主。地理环境偏远、学习机会稀缺以及长期缺少有经验的前辈引领，导致青年教师成长缓慢。较为可悲的是，有个别老师甚至存在“夜郎自大”的想法，还习惯抱怨生源及环境。

察隅中学有个优良的做法，就是建立了教师观课积分制。因此，各个科组的老师都抢着去听课。很有趣的现象，语文组为了不让其他科组观课加分太高，自己科组的老师有公开课，偷偷摸摸地进行，生怕其他科组的老师过来“抢地盘”。不过无论如何死守严防，还是会有很多其他科组的老师到场。

但是，这个观课制度也有不完善之处——只求量，不求质。老师们观了这么多课，却从不集中评课和研讨。上了课的老师就算找其他老师私下评课，老师们也都格外客气，不太好意思指出不足，也很少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

有一回，我在给语文组杨小雪和许梦两位青年老师评课时，很直接地点出他们的问题，并提出我的修改建议。评完课，两位老师就互相嘀咕：“真好，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哪里不好，还列出一二三点，教你怎么改进。”

而当我指出许梦老师课堂上哪个环节哪个节点上对学生说了哪句评价语言时，她很惊讶地喊道：“老师，你听课听得这么细，连我在什么时间说了什么话都记下来了。”我反问道：“不然，你听课都记些什么呢？”我当然猜得到，她记了教学环节。

我说：听课最好用三种颜色的笔来记录。黑色记录教学环节，红色记录教师活动（包括教师的课堂行为、评价语言、组织教学的方法和艺术，以及这些活动给你带来的思考），蓝色记录学生活动（包括学生的课堂反应、师生互动次数与质量、学生当堂生成状态等）。

我不仅记了哪个环节教师说了一句什么评价语言，我还在观摩一位数学老师的课堂时记录了：“11：13，请了第一位同学回答问题；11：51请第二位同学上台做题。”

她们听我说罢，都说学到本领了。

不怕“自以为是”地说一句，面对学校“生源基础弱，教师经验浅”的现状，我很强烈地觉得：教学工作的革命是关键。课堂教学模式需要革命，教师教学思维需要革命，观课评课形式需要革命！

但是，话说得这样大，我是谁呢？我只不过是一名远道而来的支教老师。

目前我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手交给那些伸出手给我的老师。好在，老师们都很谦逊。教龄比我长的明珠老师、徐美芳老师、江巴拉姆老师都很乐意接受我的建议。几位年轻老师在我给他们评课时，更是谦恭地拿起笔记本来记。

最值得一提的是，小姑娘李薇老师虽然平时话不多，却常常叫我意外。她会在听完我给别人评课后，悄悄跟我说：“老师，等我上到古典小说单元时，我再请您来听课议课。”她了解到我在深圳有个“幸福书轩”，更是主动地提出想加入我们的“好书共读”活动。

面对着这些好学的青年教师，有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说：“学生们的学习思维已经呈僵化趋势，自主思考能力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太薄弱。你们的课堂，一定要肩负起‘训练学生能力’的重任啊！”个别老师会若有所思，个别老师则觉得会是做无用功。

《堂吉诃德》中有个情节，堂吉诃德一次出游，遇到一位财主正在拷打一个牧童，因为牧童在放牧时把他的羊弄丢了。堂吉诃德见状，厉声呵斥了财主，救下小牧童，还要求财主多结算几个月的工资给小牧童。但是，待堂吉诃德走后，财主又把小牧童抓来，变本加厉地虐待一番。

塞万提斯在创作这个情节时，大概是想告诉读者，堂吉诃德的义举毫无意义，他根本不可能改变牧童的命运。但是，我认为，至少他在救下牧童的当下，多少给了牧童一些人性的温暖。说不定，牧童的心底已埋下了一颗温暖的种子。

许多时候，我们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总会觉得自己做再多都是无力的。但是，如果让我来选择，我会坚信：有为，总是比无为和不为要好！

四、侠女

9月19日午夜，我发出了我的第四篇援藏日记。

翌日清晨，收到了宋楠的微信。她说读了我的文章，取关了很多微信公众号。而且，她在清林小学也办起了自己的书轩。我很高兴，她终于还是按捺不住，创办了她的书轩了。

我与宋楠结识于2017年秋天，那年久语工作室开展了一次主题为“昆明的雨”的教研活动。活动先是由曹梦晶老师和郑炳辉老师进行了两节课的“同课异构”。而后，宋楠作为一位昆明女子，是我们的掌门人赵查老师专门请过来给我们讲解什么是真正的“昆明的雨”的。

宋楠的那次演讲，情感深邃，大气磅礴，诗意悠远。让我仿佛穿梭到2014年夏天去昆明的时空里，使我重新为当年在滇池畔遇到的那场令人狼狈的雨赋以新的定义。我惊奇于现实生活中竟有这样辩才无阂的“侠女”，能让你把记忆中的隐晦转变为鲜明。

活动当天，我就加了她微信。但是，加微信后的两年间，我们彼此都是对方通讯列表里的“僵尸粉”。直至2019年秋，赵查老师把我们工作室带到成都去学习。

蓉城之旅，让我和宋楠见证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句话，成为了非常投契的“兄弟”。她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而我身上也许也刚好有她赏识之处，我们走在一起总是海阔天空地畅谈着，从教育到文学再到人生态度，太多的共同话题，而对于彼此的赏识我们则心照不宣。

2019年底，查查把我们带到南方科技大学去参加活动，还安排我以“书轩那些事”为题做了一个小讲座。讲完之后，宋楠对我的书轩表现出浓烈的兴趣。我告诉她，这个事情，深圳的任何一所学校都是可以复刻的。

2020年元月，我在学校开办了一期对外开放的大型读书会，话题为”一次漫长的告别，一次美好的遇见”。宋楠成为我的嘉宾，以《见人见性见天地》为题，又一次给在场的几十位书友带来一场意蕴深邃、思想丰赡的演讲。许多老师当场被她圈粉，表示意犹未尽，还要求我一定要邀请她再到育贤来做专场讲座。

事后，宋楠跟我说：“在单位办书轩，经常举办读书会，对一个中层干部来说绝对是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上又给自己增添了额外的工作。这样的事，大多数人是不会做的，而你做了，还乐在其中。”我很郑重其事地跟她说：“宋大侠，你也办一个吧！办起来以后，你会发现，比起‘书轩’，你手头上的其他行政事务都会显得很没有灵魂。”

那时，我就确信，她会办自己的书轩的。我也确信，以她的才情和能力，绝对可以办得比我更好！

侠女的故事，无独有偶！

坪山区金田小学的一位姑娘郑岁岁老师也在同一周发微信给我，说我的每一篇援藏日记她都很细细地读完了，每次读后都引发她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深刻的思考。她说：“我今年被推选为语文科组长，很想大刀阔斧地干一番实事。也很想把你的‘幸福书轩’复制到自己的学校。但目前困步于学校的‘生态”，不敢轻举妄动。”

郑岁岁与我相识已有五个年头，我们的相识缘于我的高中同学罗龙发要把她介绍与我相亲。相亲之事由于她“穿上高跟鞋就比我高”而不了了之。五年来，我们也不曾见过面，但是她却成了我的一位忠实的读者。她常常在我的文章之下留下极走心的评论，甚至曾说过：“楠哥，只要你坚持写，我就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拜读！”

听到她说想复制书轩，我非常高兴。我告诉她：“如果你真有这样的想法，等我回去，我助你一臂之力。”而后，我教她如何做前期的筹备，如何夯实基础，如何树立威信。并承诺她只要她需要，我随时可以到她的学校开讲座，帮她拓荒。

说罢，我又担心我的主动，让她存在是否要给我报酬的担忧，于是又给她发信息：“我们是朋友，从私情上讲，我很高兴看到你也做一个‘以行动人’的人。从我的角度讲，我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从来都是不计报酬的。”

在我心里，敢为人先是骑士精神，敢为人先之人是侠客。她们都是侠女，是拓荒者。我赞赏每一位侠士，赞赏每一位拓荒者！

五、何求

那次与张博饭后散步，他就告诉我他周二开始要到上下察隅做教研。但由于不是踩着周末，而且一去四天，没办法带上我。

周三，王颖姐在群里爆料：“张局（张博）周二一大早开摩托车去下察隅，途中遇雨，全身湿透。现在严重感冒，声音嘶哑，还在继续工作。而且明天还要继续去上察隅。”

从我第一次到高原，就有人提醒我要敬畏高原，总有个声音：“在高原千万要注意，不要感冒了。”这次来支教，张博也是提醒人之一。但是，他自己犯了！

整个援藏小分组都劝他按下暂停键，回来看病，好好休息。

我知道，我劝不动他的，但还是给他发了信息。果不其然，他给我回了一连串他和孩子们的合影，以及他上课的照片。从照片里，我发现他至少上了三节课，有列夫·托尔斯泰的《穷人》，有顾城的代表诗作《远和近》，有还有一节一年级的拼音教学课。

于是，我只好告诉他自己把握好分寸，记得按时吃药。并提醒他高原天气多变，往后出门要备好雨具。

周六，他在回县城的路上更新了朋友圈动态：上下察隅，四天，听课13节，上课5节，座谈1场。一直下雨，感冒，不敢骑摩托车，改乘班车。

看到这条朋友圈，我开始联想他骑着摩托车驰骋在雨中的样子。山路之上，冷雨之下，他一定很像一个冷峻的骑士，骑摩托车的骑士！

说实话，带病工作是不值得表扬的。

但是，他说过，他觉得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

他在焦虑什么？滚滚红尘，芸芸众生，谁理解？

《黍离》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于西藏察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