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经济上的拮据和写作上的挫折，并没有让张爱玲放弃自己的文学抱负。
在生活稍安顿后，张爱玲向赖雅谈了她的“东方之行”计划-——到香港去，求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顺路再去一趟台湾。
1961年，张爱玲安置好赖雅后，决定先去台湾拜访张学良，为她下一部小说《少帅》搜集素材。
因为张学良还在软禁中，张爱玲的采访计划最终落空了。但是，张爱玲在王祯和的陪同下趁此机会走了一趟花莲。台湾之行，是张爱玲中年时难得的一次阳光之旅，她身上有一种东西又复活了。
张爱玲与作家王祯和（右）及其母亲（左）合影。摄于花莲
可是天不遂人愿，本来堪称完美的行程，被一个突然而来的消息打断。
原来赖雅又中风了。
张爱玲犯了难——当时手里的钱支付不了昂贵的返程机票，在得知赖雅病情稳定后，她只能先飞到香港，努力写剧本攒够回美国的钱。
02
回到美国后，张爱玲为了生计拿了更多翻译的活儿，并且改编了不少剧本。
张爱玲是两面作战，一面要更加辛苦地翻译和写作，因为赖雅的医疗费现在成了一座大山；另一面，又要兼做护士，料理赖雅的饮食起居。
赖雅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张爱玲尝试请护工代替自己看护，护工的照顾总是难以全面周到。在申请到麻州康桥一所大学的驻校研究邀请后，她带着赖雅去了康桥。
到康桥之后，赖雅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病体支离，骨瘦如柴。爱玲心里清楚，这是丈夫最后的时日了。她决定凭自己的力量扶助他走到最后，不去麻烦任何人。
1967年10月8日，也就是到康桥半年后，赖雅走完了他漫长的一生，享年76岁。
此时他们已经相伴了11年。
这11年赖雅所给予张爱玲的不仅是关爱、亲情，更重要的是，他成为张爱玲与外部世界相连的唯一纽带。除了赖雅之外，她与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团体、任何岗位或职务都没有很深的关联。
她是一叶漂萍，她对外界所持的态度就是“冷眼相看”。
赖雅走后，张爱玲在这世上继续活了27年，仍然是读书与写作，但不同的是，她向外部世界关上了唯一的一扇门。
03
没有了沉重的情感牵挂和生活负担，张爱玲全身心扑在了她热爱的写作事业上。
她开始走入内心。虽然仍在写作，却不再描述对于凡俗生活的那种兴致勃勃，也不再感叹人世有多少与生俱来的苍凉。
她的精神世界，退回到了五四之前。
1968年起，张爱玲研究《红楼梦》、翻译《海上花》、怀念故人、品评艺术，还删改如《十八春》《金锁记》《色，戒》等旧作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也是从这一年起，张爱玲就逐渐走向“孤岛”，大隐于市，开始了学者们所说的“幽居时代”。
几乎与她的精神退隐相同时，她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她的小说《怨女》（也就是Pink Tears 又改译回的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同年，这部小说也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
人世沉浮中的辩证法规律开始起作用了。
她又开始“夺回”了华文世界的市场，从一本《怨女》的涓涓细流起，直至几十年后的浩漫汪洋！
04
《怨女》是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而皇冠的老板平鑫涛，就是当年中央书局老板平襟亚的侄子。平鑫涛的妻子正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言情小说作家琼瑶。
自那以后，皇冠趁热打铁，独家连续出版了张爱玲一系列小说，台湾引发了狂热的“张爱玲热”。在台湾，她40年代的作品已赢得了至尊地位，使她名声日隆。
张爱玲在港台两地发表文章，可以拿到很高的报酬，就像今日我们这里的“一线作家”了。
“皇冠”为她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版税，自此就成为张爱玲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成为张爱玲晚年得以平静隐入“孤岛”的保障。
到1972年，她已获得了完全可靠的经济保障，结束了自离开上海以来的颠沛生活。
年复一年，张爱玲的声望仍在蒸蒸日上。不仅是港台，到80年代，她在祖国大陆也被人们重新发现，并且很快拥有了大批的读者，学术界也在尝试给她作文学史上的评价。海峡两岸多次邀请张爱玲去访问，但她均礼貌而坚决地谢绝了。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就算是与长期的皇冠的合作，张爱玲本人很少出面，都是由宋淇做代理人。平鑫涛对她也极其尊重，他与张爱玲从未见过面，都是以电话和书信往来，平日平鑫涛去信都是通过张爱玲住所附近一家杂货店的传真机代为接收，她去店里购物时才能拿到。
05
1972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这次的迁居成了一个分水岭，此前人们还有机会见到她，此后她便彻底地隐身人海。
除了与几个关系密切的好友的书信往来，她几乎主动中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她住的地方，是好莱坞东区的一栋公寓，外表很漂亮，白色门墙上爬满了青藤，门前有一颗幼小的棕榈树。
她在这儿一住就是10年。她的生活，隐进雾里去了，一天天的日子是怎样过得，外人完全不知，
能见到的，是她几年后又有作品发表。1978年，《皇冠》杂志陆续发了她赴美之后改定的三篇小说：《相见欢》、《色.戒》和《浮花浪蕊》。
孤独的状态现在已经是她习惯的生活方式，甚至也成了她的一种自觉的选择。
“从绚烂到平淡”是最好心情的写照。
以至于有人不禁这样感叹：“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最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孤独。”
06
从80年代起，张爱玲患上了查不出原因的皮肤病，她坚持认为是因为居住环境中的蚤子造成的。
她开始不停搬家，一旦新住进的环境中发现蚤子，又要立马搬家。她去看医生，医生也难以置信，疑心是她心理有问题，但又不便明说。
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为了“躲跳蚤”，据说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按这样算的话，张爱玲搬家次数高达180多次，简直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糟糕的是，在搬来搬去的过程中，她遗失了许多手稿和证件，她花了很多心血的《海上花》英译稿就这样弄丢了。
也就是在不断搬家的这段时间里，她结识了一位新朋友，这也是她晚年结识的最后一位朋友。
他叫林式同，是土木工程师、建筑商，既不爱好文学，也从未闻张爱玲大名，更没有读过她的作品。林受朋友所托照顾张爱玲，在必要的时候对她伸出援手。
张爱玲知道自己年事已高，身边确实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故从与林世同第一次见面后，她就一直同他保持联系。但张爱玲提出的帮忙请求少之又少，万不得已，从不惊动他人。
每次搬家，东西也极其简单，张爱玲真可以说是身无长物，多余的，乃至他人是生活必备的东西，她都没有。随身之物，唯有的一台电视机也是小而轻便，可以拎起就走。
89年初，年近70岁的张爱玲坐车摔倒，手臂骨折，林式同从别处知道了这个消息，急忙打电话询问详情。张爱玲只是淡淡地说：“没有什么，多躺躺，有冷水冲冲就好了，不用担心。”
想着老太太独自一人，了无挂碍，泰然自若。碰上骨折这样旁人必要弄到鸡飞狗跳、全家不宁的事，她一个人就那么静静地挺过来，林世同真有说不出的佩服。
张爱玲插画
此时的张爱玲，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整天不出门，一天开12个小时的电视，大概是以此抵抗寂寞。
吃的方面，几乎到了极简的地步，都是一些速食，餐具也是一次性的塑料用具。
她偶尔出门就是购物，她是先在随手拿来的小纸片上记下购物清单，然后出去跑几家店，一次买齐。
偶尔也看报纸，不过都是挑着看，不大认真，去楼下取信的次数极少，十天半个月去拿一次，还要半夜三更才去，以防遇见人。
在屋内她只穿一次性拖鞋，觉得脏了就扔，也不再打理发型，只用假发代替，也不再化妆。
尽管这样，她却在写给林式同的信中说：“身外之物还是丢得不够彻底。”
07
华人圈中的“张爱玲热”令她越来越具有新闻价值，她刻意营求的隐居状态则更撩拨起人们窥探的欲望。
就在她自以为这样的“老鼠洞”生活绝对无人打扰的时候，她的隔壁不声不响住进了一位神秘女客。
这女客，是来自台湾的戴文采女士，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旅美作家，受台湾一报纸之命采访张爱玲。
她当然知道张爱玲不会见人，于是挖空心思打听到张爱玲的住址，而后搬进张住的那座公寓，指名要住在张的隔壁，以为如此一来，总有机会。
结果整整等了一个月，每天贴着墙壁听张爱玲住房的动静，最终才看见了一次——张爱玲出来倒垃圾！
一个月来，她除了听见隔壁的电视机声音之外，一无所获，就这样看了一眼就走，未免不甘心。于是，她灵机一动，把垃圾桶里张爱玲刚丢下的全部纸袋用树枝勾了上来。
拿到“战利品”后，戴小姐有如侦探，对这些废弃物做了一番分析，得出了结论。比如，张爱玲平时吃了什么东西、喝了什么饮料、读什么报纸、存钱的银行是哪一家。她打鸡蛋壳的技术如何糟糕，牙齿如何不行了（因为没见有零食）等等。
在“躲跳蚤”的3年中，张爱玲早已练出了迅速搬家的本领，在得知此事，心中有说不出的厌恶，第二天，就在林式同的协助下就搬了家。
戴文采枉做了一回超级间谍，竟然对隔壁的动静一无所知。她仍是每天贴着墙壁听声音，发觉没有了电视机声，以为是张爱玲病了，可是一连几天没动静，她疑心起来跑到公寓管理员那里打听，才知道张爱玲已从她眼皮底下转移了。
08
进入90年代，张爱玲已到古稀之年，她感觉到了自己明显的衰老，身体的状况也很糟糕，有一段时间，她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在1992年写下一份遗嘱，请林世同做她的遗嘱执行人。
她在遗嘱中交代：死后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遗体，不举行任何葬礼仪式，骨灰撒向空旷无人处，遗产全部留给宋淇夫妇。
事实上，在这份遗嘱之前，张爱玲的工作已经带有明显的“善后”性质：
她对自己的旧作逐一做了认真的校订，交皇冠出版社。也就是立下遗嘱的那一年——《张爱玲全集》问世。并且开始着手写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小团圆》。
这以后，在生命的余年里，她还为全集添上了一册薄薄的《对照记》。
这是一本相片集，收入老照片50余幅，从张爱玲的童年时起，到她40多岁止，50岁以后的一张也没有，也有她保存下来的家人的旧照（但没有胡兰成和赖雅的），她为多数照片写了题记。
此书是她以独特的方式编就的回忆录，也可说是自传——分明是向世人作别的姿态了。
只是其中并无半点伤往之情，语气超然而平静，间或还有几分幽默。
无人打扰，不为钱所困，尚有精力书写回忆录——这不正是一个作家晚年最圆满的境界？
1994年，在《对照记》出版的同年，台湾《中国时报》授予张爱玲特别成就奖，以表彰她一生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为接受这个奖，她写了一份答谢词，并特意去照相馆照了一张“近照”，寄到台北，刊登在获奖次日的报纸上。
为了证明那是“近照”，她拿一张当日的报纸，那上面的头条新闻即金日成去世。并且自称照片中的自己“像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他当天还活着”。孩童般的趣味可爱极了。
幽默依然如故。
09
1995年，张爱玲意识大限将至，她没有向任何人求助，只是有条不紊地整理好了各种证件和信件，装进手提包，放在了靠门边易被发现的地方。
一天，她在睡梦中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走得平静且安详。林世同在清理房间时，亲眼目睹了张爱玲“家徒四壁”的极简生活之状。
墙上是空空的，没有悬挂任何饰物。靠墙是一沓纸盒，这就是张爱玲的“写字台”，《对照记》、《小团圆》就是伏在这些纸盒上写的。床前的地上，放着电视机……
其实，晚年的张爱玲已经非常富有，到去世时她的美国银行账户里有两万八千美金，香港账户里有两三百万人民币。
她只是不需要这些身外之物的拖累。
林世同和几个作品爱好者将张的骨灰携至海上，在简短的致词之后，骨灰撒入了大海。
与她的悄然离去形成对照，张爱玲的去世在整个华人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荡。
各大媒体迅速做出反应，包括美国报界龙头《纽约时报》均在头版显著位置发消息，各家报纸上悼念文章层见叠出。
并且张的亲朋故旧，关注张的著名批评家、学者、作家，也成为记者追踪采访的对象，她的作品、有关书籍更为俏销。
可以说，当时愈演愈烈的张爱玲热因她的离去而达到了顶点。
不过已在另一个世界中的张爱玲已经无从知晓这一切了，也许她也无意知道。因她的离去在人群中产生的一阵骚动，于她也许不过是一阵无意义的喧嚣，不管其中有“升华”还是“浮华”，同她已是了不相干。
她将“张爱玲之谜”留给世人，由着他们去拆解，去争论，去玩味，而她独自一人，悄然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