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放的鲜花  迟暮的春色——试论《重放的鲜花》的文学史意义

（本文刊于《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巴陇锋  

王晨爽 副教授

[摘 要] 《重放的鲜花》的结集出版，使“百花时代”的“毒草”得以散发芳香，然而，“昨日的黄花”、“隔代的春色”不免给人迟暮之感，它在给人忧伤的同时也给当代人以多方面的启示。本文从“史”的角度探讨《重放的鲜花》的文本渊源、文学价值及其影响。

[关键词] 重放的鲜花；渊源；价值；影响

[中图分类号] I206.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738(2006)02-00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说：“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像一切新生事物一样，《重放的鲜花》里的一批作品正是遭遇了被压抑的命运。

《重放的鲜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编辑出版的一部作品集。1956年1月到1957年上半年，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给当时文学带来了勃勃生机，文坛上出现了一批眼光敏锐、关注社会问题的青年作家，写出了一些张扬个性的诗歌和一批揭露社会弊端的小说。不久，“反右”斗争扩大化，这些青年作家遭到严厉的批判，他们的作品被彻底否定，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经过二十多年，这些被封杀的作品终于再次面世，受到人民欢迎，成为“重放的鲜花”。《重放的鲜花》收录了当时发表于《人民文学》、《星星》等刊物上的十七位作者的二十篇作品，绝大多数是短篇小说。

“重放的鲜花”无疑是“香花”，却不能在“百花时代”里芬芳，反被打入另册，称为“毒草”，最终才“隔代开放”。这一影响了一批作家（“五七派”、“青年右派”）“一生命运的事件”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深刻的启示。为了透视这一特异文学现象，总结文学规律，也为了告慰在它的桎梏中虚度了青春年华的几代有才华的作家，今天，我们有必要对《重放的鲜花》中的作品从文本渊源、文学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等方面作以探究。

一、多种因素催生的“时代鲜花”

泰纳说：“伟大的艺术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决非偶然的巧合……”[1](P147)“百花文学”的出现、繁荣和遭摧残很大程度是由时代政治决定的，最直接的就是“双百方针”的提出。

1950年代中期，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及国内形势的发展，共同促成了“双百方针”的提出。1956年２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像“政治原子弹”在世界范围引起冲击波。反共、反社会主义事件随之蜂起，严峻的现实促使中国的决策者们逐渐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加快了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步伐。而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的明显缓解，使党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成为可能：1956年1月14-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号召“向科学进军”；[2](P102)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发展科学和文化的“双百”方针，[3](P105)26日陆定一对文艺和科学界人士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4](P105)……随后，“双百方针”便在曲折甚至“暧昧、犹疑” [5](P92)中得以贯彻。

“双百方针”作为社会条件，只是为这批作品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 [6](P147)提供了环境，究其渊源，这些“时代鲜花”则是多种因素共同催生而成的。

首先是我国文人秉笔直书的可贵精神和“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的滋养。中国文学历来重视“文以载道”、“为圣人立言”的为文之道，这一标准促使作家们直面现实。自曹丕的“文以载道”到刘勰的“文圣相济”，文与道密不可分；而韩愈“文者贯道之器也”可谓工具论的始作俑者，到了周敦颐的“文所以载道也”，这一倾向进一步加强了。这客观上造成了倾注人文关怀的创作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而注重现实生活、干预天下大事的作家更是代不乏人。到了建国初期，虽然政治批判频繁，但是年青的一代作家继承优良的文学传统、满怀纯真的热情和“蓬勃的‘少共精神’”，[7](P248)抑止不住喉咙“放声歌唱”，写出了一些“深入生活”、“干预生活”、突破“禁区”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的《红豆》等。

其次是“五四”精神一定程度的复活。许子东说：“‘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大致有四条发展线索，第一条主线从陈独秀编《新青年》、鲁迅写《呐喊》到茅盾、巴金,尤其是丁玲、夏衍、沙汀、艾青等‘左联’作家的集体努力,经过抗日救亡与延安的转折,转化为后来的作协文联意识形态制度,一直发展到‘文革’后刘宾雁的‘干预生活’,乃至九十年代张承志等人的‘以笔为旗’……” [8]洪子诚也明确地指出：“百花文学”中，“五四”传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活。[9](P33)自“革命文学”特别是《讲话》以来的50年代，尽管“五四”精神经过“主流”意识形态领导的文艺机构的多次“整合”趋向式微，一批“另类”作家还是自觉地发扬着文学战斗的优良传统，大胆突破当时文学“正统”的樊篱，写出了不少颇具现实意义的优秀作品，诸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秦兆阳的《沉默》，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耿龙祥的《入党》等。

另一方面，陆文夫等思想活跃、视野较为开阔的年轻作家，体认周作人“人的文学”的主张，直接承袭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深度模式”，提倡写真实、写人情人性，不惮“欲说还羞”地抒写着婉曲的爱情“哀歌”和别样的生活牧歌。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平原的颂歌》，公刘的《太阳的家乡》，流沙河的《草木篇》，阿章的《寒夜的别离》，丰村的《美丽》等，都是时代的“鲜花”。

再次是延安时期以来“异己分子”的“批判”、“暴露”文学的延续。“揭示社会主义矛盾的文学创作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斗争，虽然是由文学新生代提出，但依然是延安时代王实味、丁玲等一部分知识分子反省和批判革命阵营内部不良倾向的思想延续。” [10](P94)其实，“左翼”文学内部的论战、矛盾从一开始就有，如30年代鲁迅与周扬，40年代以来周扬与胡风、冯雪峰等。到了“百花时代”，一批初出茅庐的作者与“主旋律”的不和谐已经很明显了，他们承继延安文学中的“暴露”一脉、延续“七月派”等作家的创作手法，忍不住要对现实“讽它一下”。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南丁的《科长》，刘绍棠的《西苑草》，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耿龙祥的《入党》，李国文的《改选》等，都以少有的勇气，表露他们对现实的敏锐洞察。

第四是前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解冻”文学一词是斯拉夫学者首次提出的。而“解冻”文学则指以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为代表的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斯大林时代以后，特别是1954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开始质疑文艺的行政命令主义和文学创作的模式化，1956年苏共公开提出批判个人迷信的问题,对文艺界态度变得宽松。此时,一批揭露阴暗面、批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作品出现在中国文坛。秦兆阳、王蒙等通过“社会批判”来“关注人生”、彰显“人的尊严”，使文坛呈现出“早春”气象。

此外，当时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文章，像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等也为“百花文学”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见，“重放的鲜花”是1950年代的时代氛围和中外优秀的文化遗产共同浇灌而产生的美丽花朵。

二、“昨日黄花”香如故

《重放的鲜花》中的作品产生在文艺生产极不正常的年代，当时，频繁的批判斗争令作家无所适从，僵化单一的创作模式使文坛陷于沉寂，可以说，这些优秀作品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从当时文坛上绽开的这些鲜花来看，“百花齐放”已经初露苗头，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文学创作已出现一种新的突破：一是突破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戒律，敢于大胆正视人民内部矛盾，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入党》、《改选》等。二是突破了写人不可写人情人性，爱情不能成为作品主题的条条框框，敢于描写爱情，敢于写丰富的感情，写富于人情味的作品，如《红豆》、《小巷深处》、《寒夜的别离》等；三是突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适用讽刺这一不成文禁令，敢于发挥讽刺的积极作用，如《科长》等。这些成功的范例不仅为50年代和79年前后的文学百花园增香添色，而且成为“新时期”文学解冻的“报春燕”。

（一）“共名”之下的“越轨”----“问题小说”的新阶段

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和《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等文中指出，“问题小说”“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11](P62)茅盾在随后的评论文章里更是大加倡导这种“为人生”的小说。[12](P46)昆德拉则认为小说的功能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即“矛盾性或问题性”，他曾说:“当堂吉·诃德离家去闯世界时,世界在他眼前变成了成堆的问题。”[13] (P89)在这里“问题小说”被泛化了。1919-1921年，是中国“问题小说”的第一个高潮期，以冰心、叶绍钧以及其他许多被视为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为代表，一时使“问题小说”的影响很大。刘勇等指出，以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继承了问题小说所体现出的新的提问法则和提问的自主精神”。 [14]可是，这种继承又表现得很曲折。因为此后的一个时期内中华民族面临着“生存”问题，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文学被放进了革命的场域，“小我”被“大我”替代。当“左翼文学”兴起后，平民小说和“问题小说”便趋向泡沫化，唯“英雄化”成为时代“共名”。 1950年代，在革命的颂歌声中，文学被纳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两条路线斗争”等政治活动中，有悖于此者则统统被宣布为“异端”，大加杀伐。英雄化、政治化造成了一个事实：文学成为政治“心造的幻影”---创作中的“唯英雄化”没能塑造出真实的英雄形象，“唯政治化”也很难为政治“保洁”，所谓的“现实主义”的路子越来越窄、甚至走向“伪现实主义”，政治与文学的“扭结”、政治对文学及人的支配成为最大的现实。

那么，当时有没有反映这一“历史扭结”的文学呢？有，“百花文学”和《重放的鲜花》里的作品便是其代表，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问题小说”，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第一，与五四“问题小说”相比，这一时期的“问题小说”题材上显得狭窄，但是敏感性却大为增强。一是触及政治敏感问题，不仅涉及官场弊端而且涉及党内腐败，不仅触及党的宣传喉舌问题而且揭露干部不良思想作风。《在桥梁工地上》里的曾刚能力强、作风正，却被上司罗立正踢开，因为罗认定“在我们，最重要的是领会领导意图”，而曾的创劲只是“冒险”。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像罗这样极端保守的干部，在贻误了工作之后，却摇身一变又成了“反保守”工作的领导。这样的干部的存在使得党的一切工作的开展流于虚泛而难见实效。读了这篇小说不禁使人吓出一身冷汗。这样富于真知灼见的作品，只能出自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深刻的生活洞察力的作者之手，难怪有人称刘宾雁为“中国的良心”。《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入党》诊视党的“心脏”，触动党的肌体的敏感神经，写出了干部问题的复杂性和干部建设的迫切性。《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等相当数量的作品，都揭露当时鲜为人知的新闻报刊腐败问题，发人深省。《科长》不无辛辣地活画出一个专门揣摩上司心理的王科长的形象，为当时绝响。《改选》则将一桩一心为工人和工厂的工会好干部老郝被活活整死的事件“记录在案”，可谓触目惊心。《爬在旗杆上的人》等揭露政策失当给农村工作造成的被动和混乱。凡此，在当时政治决定一切、拒绝反批评的时代实属难能可贵。二是在“谈情色变”的时代描写爱情，而且角度和方式极为特殊。《美丽》讲述一个叫季玉洁的年轻女干部与首长的婚外恋；《小巷深处》写旧社会作过妓女的少女在新社会里面临爱情时的痛苦情状；《寒夜的别离》截取车站送别一幕，展示革命战争给爱情、家庭带来的错位；《红豆》抒写动荡年代里的爱情纠葛等。这些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小资情调”和“低级趣味”。

第二，和前期“问题小说”的思辨性相比，这一时期的“问题小说”显示出直露性和针对性。作家们往往过于直白地表达自己对某一社会问题的见解,过于急切地希望文学成为推动社会进程的武器。《在悬崖上》的题目就有明白的警示性。《本报内部消息》续篇中更有这么一段：“《光明日报》的读者不懂，为什么报上那么多‘大力开展’、‘坚决贯彻’、‘积极响应’的号召和指令，而群众自己的生活，他们的要求与建议却少得可怜？为什么，到了明天就要群众动手的时候，才告诉人们我们面前还有困难？为什么热火朝天的斗争，蓬蓬勃勃的新生活，到了报上就都变成数字和百分比？”《被围困的农庄主席》里的马修德面对“凭上头一道命令叫我种二万亩玉米”的“冒险”时说：“……走社会主义不能一步登天，十二年的农业发展纲要也不是一个命令办得到的。”作者对时局的预见竟如此准确。类似的例子作品中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议论都不是主观臆造，而是实地调查研究的总结，因而对现实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第三，与1919-1921时期的“问题小说”采用 “横断面”的写法不同，此一时期的“问题小说”往往穿插人物的历史“回忆”而倾向于“纵剖面”的写法。《爬在旗杆上的人》这样开头：“这故事发生在一年前。也有人说，这故事还在发生……”在叙述故事时又提到“1950互助组”、“1952年的合作社”的曲折斗争，再回到当时的“全国旗帜社”里的一幕，这样，就将空头路线主义者朱光只知“保旗”不会做工作的“官气”揭露了出来。《改选》从“现在”入笔而叙述的侧重放在老郝“过去”为民披肝沥胆做实事和遭迫害的过程上，这样，主人公死在当选主席的现场就绝非偶然了。这些作品通过今昔对比、“忆苦思甜”的方式，或揭露矛盾，或鼓舞正气，都增强了作品的现实发言权，收到较好效果。

另外，在当时文学因受种种因素的影响而艺术水准普遍下降的情况下，“问题小说”却在艺术技巧上有了明显长进。表现在：一是变前期“问题小说”散文化的倾向为故事化。二是在摆脱“概念化”、肤浅化方面，不仅高出于同时代的作品，而且对早期“问题小说”进行了扬弃，取得喜人成绩。三是文学性进一步增强，《在桥梁工地上》、《美丽》等都采用“扣子”的形式讲故事，中间插叙部分是主体，形成了多重视角，问题被看得更清楚；《科长》等的不露声色的讽刺，《改选》的悲剧意识，《红豆》的美学意识，均可视为艺术上的长足进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改选》等写出了一定的复杂性，在对官僚主义的揭露背后显示了揭示人性复杂性的努力，塑造出了“圆形形象”等。

总之，1950年代的这批坚持现实主义的“问题小说”是对五四“问题小说”的一种复归和对当时文学“主流”的极大超越，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产生了良好影响。上述的政治问题小说直接导源了1977年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以及“官场文学”、打工文学等。而“新时期”恢复“双百方针”以来的婚恋小说、女性文学及身体写作等更是从这些写情的“问题小说”里找到了文本支持。

（二）“红色伦理”外的“美丽”----“爱情家庭小说”的新收获

王兆胜说：“作为‘人学的文学’研究与其说站在‘社会’这一视点，不如说站在‘家庭’这一视点观照来得更为直接更为深刻。”[15]相应地，从“家庭小说”角度考察《重放的鲜花》中的作品，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当时政治对文学的侵犯和文学在政治“捆绑”下的特点。

《重放的鲜花》里可归于“家庭小说”的作品有：《在悬崖上》、《小巷深处》、《寒夜的别离》、《西苑草》、《红豆》、《美丽》等。这些小说都是在理性或者说政治性话语遮蔽下的“越轨”。首先，故事在社会解放与个性解放的悖谬中展开。如有的人说 “在每一个时期,爱情小说都保持着思想主题的前沿性”，[16]爱情家庭小说的主题是解放，它往往是在社会（主要是政治）和个人矛盾的“二律背反”中展开。与五四以来“家庭小说”反封建家庭，求个性、阶级、民族的解放的主题相反，1950年代的爱情家庭小说大都视个性解放为洪水猛兽（如《在悬崖上》），将“小爱”、“小家”与“大爱”、“大家”对立起来（如《西苑草》）,通过牺牲爱情成全革命（如《寒夜的别离》），舍弃“小爱”、“小家”成就“大爱”、“大家”（《红豆》）,以此表彰一种神圣的、崇高的新道德观,从而将“儿女情,家务事”纳入“重大主题”的表现中。这就是所谓的“红色伦理”模式。其次，进行“没有爱情的爱情描写”。小说写“情”的方式相当谨慎：作品对性爱的描写被紧张的理性淹没，爱情描写缺少激情（《红豆》除外）；结局以政治为指归，好似“爱”的在场只是为了印证某一政治观念，随着叙事文本的结束留给我们的只是些“被抽空的符号”，而非感人的爱。再次，对“人的文学”的遥远回应，对个体生命的不可消失性有限度地张扬。受“红色伦理”的规约，这些小说因疏离“主流”而表现出的“美丽”是有限的，并且那“有限的‘美丽’”也异常暂短。最后，“二元三人”的叙述模式。受民间传统及《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影响，作品无一例外地取旧社会／新社会、“善”／“恶”、男／女、爱情／道德（政治）等的二项对立，突出了矛盾，也简单化了爱情。与此同时，为了突显矛盾的复杂性，作品保留了三人关系的视角。

总之，从文学史意义上考察这些“爱情家庭小说”，不仅可以将这些作品的特点看得更清楚，而且可以对作为当时的“集体无意识”的“红色伦理”的演变过程加以考察，从而更令人信服的说明上述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1．从《寒夜的别离》与《伤逝》，《小巷深处》与《月牙儿》的比较中，看“红色伦理”的形成和表现。

《伤逝》讲一对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的爱情悲剧。“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的这一爱情宣言也是“五四”一代人的共同心声。可是如此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却以“爱的离席”和女主人公的黯然死去收场。为什么呢？一是子君自身的觉悟程度有限,二是外部环境（包括涓生）的严酷。但归根结底在社会。西蒙·波娃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 [17](P23)这里，被推上审判席的不惟社会，还有男权意识、人性等。与《伤逝》批判社会对人性解放的羁绊不同，《寒夜的别离》以牺牲个人幸福来成全革命，这同样是时代的黄钟大吕，因为“在和平环境中相爱，在幸福生活中告别的人”的确应该深深体察“曾为他们的幸福而牺牲自己幸福的人”的心情。然而，牺牲者的痛苦又是多么复杂啊！爱女的误解，爱的错过，家的尴尬……我们看到，即便在历史的天平上，个体生命的不可消失性也难以忽视。作品客观上对社会解放形成了反讽。

同样对革命、历史、人的命运的关系处理得当的是《小巷深处》。它可说是从良妇女的“伤痕文学”。新社会把徐文霞从妓女的地位解放出来，旧社会留给底层妇女的“伤痕”却远未消除。当张俊热烈追求她时，原本心虚的她又遭到侮辱过她的朱国魂的屡屡敲诈而陷于莫名的痛苦中。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的解放的艰难性。是张俊对爱的执著和对事物的正确理解，最终 “解放”了自己的恋人（ “立人”主题的重要性在这里又一次突显出来）。社会的解放为人的全面解放创造了条件。读者在感动之余必然不会忘记这一真理。看看《月牙儿》会更清楚。在社会与人的“纽结”中，老舍更多的是从后者的角度看问题。作品讲述旧社会母女相率为妓的悲剧。母亲为了女儿而卖身，女儿为了“新潮”和“解放”最终也走上了母亲的老路。同样的道理从反面得到解答。

2．从《在悬崖上》与《千万不要忘记》的比较中，看“非主流”对“红色伦理”的疏离和超越。

《千万不要忘记》是1962年由丛深编导的话剧，被认为“体现了时代精神”。机电厂青年工人丁少纯新婚后受到岳母和妻子影响，出现“小资”习气，影响了工作，后经爷爷、父母的教育，终于改过。剧作通过人物之口强调：“是啊，这是一种容易被人忘记的阶级斗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是典型的将日常生活的矛盾夸大到阶级斗争高度来教诲读者的政治宣传品。与《在悬崖上》相比，它的生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悬崖上》基本摆脱了“话语暴力”的束缚：涉笔婚外情（这是当时创作中的“雷区”），展示了“我”在情感旋涡中的艰难选择，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性的复杂，这种对“主流”的极大疏离，直接导源了以后的此类作品（如《爱情的位置》）；塑造了加丽亚这一具有现代因子的女性形象，她在当时的文学中是那么刺目，以至于影响了后来的许多作品（如王朔小说）；尽管小说也以“红色伦理”为准，可是作品客观上提出了人的欲望的不可回避性。

3．从《美丽》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池莉的《看麦娘》的对比中，看“红色伦理”的消解过程。

《美丽》和《爱,是不能忘记的》都写婚外恋，作品借精神恋爱的高蹈来抵御世俗，但作家的立场和写作姿态却截然不同。前者是男权社会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想像，后者是女性作家以女性视角对女性解放的理想。《美丽》中的季玉洁因工作爱上了首长，这引起了首长妻子姚华和机关同志的不满，因此，姚华病死后首长向她求婚被她拒绝了；而当她想要嫁给他时，对方已经重新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她也因工作忙而无意另立家庭。季玉洁为首长和工作牺牲个人幸福被称为“美丽”。可见，季的悲剧主要是社会造成的。“红色伦理”要求妇女（不是她们自愿）为社会作出牺牲的同时还要为男性作出牺牲。女性解放在这种（男权）语境里何异于神话！而《爱,是不能忘记的》里的钟雨对老干部的爱是以自己的独立性为前提的，只是由于对方有家庭而成了“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作品展示的是一种不带任何道德缺失的无婚姻的爱，至少妇女在精神上是解放的。张洁以极类似于《美丽》的文本从内部瓦解了女性解放的神话，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红色伦理”温情脉脉的面纱。这里，女性对于男性只剩下情感（柏拉图式的）依恋，对于社会道德则一无所负。真正撇开男性意识羁绊，置道德于不顾而“喋谈性爱”并游戏于性的是1990以后的作品。池莉在《看麦娘》中以女性意识审视男性主宰的世界，写出了一个拜物教者于世杰。作品中爱情早已失去了美丽光环,人物则变成了欲念的符号，婚姻遭彻底否定：“婚姻是我人生的船,可我是一条鱼”。至此，不仅“红色伦理”荡然无存，而且人性解放也陷入了危机。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后，家庭小说写作在解放中呼唤解放。

（三）“颂歌”声里的“破颜”----讽刺文学的新发展

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真实地表达人民的心声， “只有强烈地倾向着光明的人,才会对黑暗加以无情的暴露。” [18](P27)1950年代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为讽刺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却没能为其造就富有回旋余地的发展空间，因为新的价值系统拒绝“暴露”。可是，1956年“双百方针”的实施，又使文学向真实性回归，讽刺作品终于破时代坚冰而出，成为“百花文学”的独特存在，《草木篇》、《科长》、《沉默》等均属此类。

这批颂歌声中的批评文学，就其总体风貌而言，既不像鲁迅的“嬉笑怒骂、庄谐杂陈”，又不像老舍温婉的幽默，既不似契诃夫“含泪的微笑”，又不似国统区政治讽刺剧的辛辣，而是做到了“公心讽世,旨微语婉”，在客观冷静的叙说当中暴露政治的不谐和人性的弱点，不遗余力地向历史惰性开战。具体地，从讽刺的“主题学”来看,既有社会—政治讽刺（《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又有道德—人性讽刺（《草木篇》等）。从讽刺形象来说,塑造了当时充斥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类官员形象，如部长、队长、工会主席等讽刺形象,起到开先河的作用。从讽刺笔法来看,既有写实—呈现的讽刺（《杨妇道》等）,也有漫画—夸张的讽刺（《科长》等）。从讽刺的美学风格来说,作品的讽刺真实而又严肃（《入党》等）,明朗而又含蓄（《沉默》）。这无疑是讽刺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新收获。

1．朴素精炼而不乏幽默的讽刺语言。和当时文风一致，《重放的鲜花》中的讽刺作品以朴实见长，语言上则以简明为特色。如《西苑草》中写蒲塞风多次聆听萧教授的教诲的反应时，作品只用“是、是！”就将其腹诽的心理捕捉到笔底而将这种教诲化为无稽。《改选》中，在主席选举会上，老郝只听到“板……板……板……”，这是对时任工会主席炮制的“两化一板”的绝大讽刺。《爬在旗杆上的人》的开头也很平实，但又“微言大义存焉”。而《草木篇》中则用精辟的比喻和蕴含深意的象征暗刺社会文化造就的类似于“藤”、“毒菌”的丑类，激励人们像“白杨”、“仙人掌”、“梅”一样地“勿学柔弱苗”，这不用说是对当时文坛及作家命运的精确书写。

2．多样的讽刺手法。一是不动声色的讽刺，如《沉默》、《改选》，作品只客观地讲述故事，可当故事结束时，读者的义愤已经被激发，官场的内幕得到最大化的揭露和嘲讽。二是漫画式的讽刺。《被围困的农庄主席》是场景式漫画，作品的镜头一直对着集体农庄叶柏寿主席的办公室，即使他不在的时候也是众客盈门，他整日整夜的被围困，到深夜还不得吃饭不得休息，这样的主席好当吗，读者在苦笑之后自有答案。《入党》是过程式的漫画，随着“讨论韩梅同志入党问题，欢迎党外同志自由参加”的通知内容里加上两个“不”字，人们对“党员并不像党章规定的那个样子”不禁有些心寒。《科长》是时空交错式的漫画，王科在刘局面前活灵活现地的表演在赵局跟前已成为“过时皇历”，说明曲意吹捧的为官之道早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三是调侃式的讽刺。《改选》结尾说：“按照工会法的规定……新的工会委员会就要工作了。”可是，我们必须首先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当选工会主席已死。这不啻对当时问政者的一棒当头猛喝！四是精微的心理讽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抓住刘世吾伪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惰性本质，进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给人印象很深。五是形象对比式讽刺。大多是同一形象的前后对比，也有两类形象的对比，如《在桥梁工地上》，还有群像凸现式的，如《入党》中用小陈、秦大姐等人物正面烘托，又用“干父”首长反面对比，最后用桂院长点睛，众星托月，把韩梅这一形象写得很美，也使得讽刺落到了实处。六是总揽式讽刺。《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科长》的开头作总序式的说明，接下来讲述故事，《科长》还在结尾总结似的说：“这以后怎么样？原谅我。我暂时还没有听到有关王科长的消息……”预示着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倍增了批判的力量。

3．有节制地“浇花”、“锄草”式的批评风貌。受当时政治影响，这批“破颜”的讽刺作品，并没有将批评的锋芒指向更深更远。作家们对党的感情是真诚的，他们对共和国的爱是炽热的，因此，作品的批评是有节制的，大都限于指出缺点、促进工作，“锄草”与“浇花”并举。

总之，这批讽刺作品是相当成熟的。它的成功示范，为下一阶段“反思文学”（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冤狱文学”（如《灵与肉》等）、讽刺剧（《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等）提供了鲜明的模仿对象。

三、一花引得百花艳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19](P149)1955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以波浪式曲折前进，特别是经历了1964－1977长达十三年的与艺术性相悖离后，文坛上只剩下“样板戏”和屈指可数的几部作品在流传，如浩然、鲁迅的作品（有人形象地戏称为“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中国文学期待着一个腾飞。事实上，这个腾飞早在双百时期已经做好了准备。1979年，《重放的鲜花》的出版《前言》说：“我们从《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改选》等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中，看到那里面塑造的罗立正、陈立栋、刘世吾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今天还在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与之作积极的斗争。”1978－1982年间进行的本土意义上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回归，政策上是以“双百方针”的恢复为前提的，而文本上除了五四传统、外来影响外，主要来源于“百花时代”的作品，至于作家的人格精神受其影响就更大。1983年开始，文学大幅度回归审美。在“重放的鲜花”后，文学终于迎来了一个“山花烂漫时”！

可见，人民需要反映历史真实、反映生活真实、反映自己心声的好作品。文艺春天的到来，是以“双百方针”的贯彻为前提的。政治不等于文艺，不能用政治、政策强制性地束缚文艺。

假如没有《重放的鲜花》里的作品的历史性地出现，文学的历史是要改写的。假如没有“青年右派”的牺牲，文学的百花园就没有这么艳丽。

《重放的鲜花》是无愧于时代和历史的。“五七派”作家应该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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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The Flower Having Blossomed Once Again, The Spring Having Lasted A Long Time

——Try discu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lower Having Blossomed Once Again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bstract：The coagulation publication of The Flower Having Blossomed Once Again enables the Poisonous Herb which blossomed during Hundreds of Flowers Times to send out fragrance. However, it has already become both Yesterday Chrysanthemum and Separated Generation of Spring Scenery that unavoidably gives the human the feelings of late in life。While giving the human sadness，it also giving contemporary people the various enlightenment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lower Having Blossomed Once Again in the point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on text origin, literature value and its good influence.

Key word: The Flower Having Blossomed Once Again originvalueinfl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