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看杨德昌的《恐怖分子》之前，我对“恐怖分子”这四个字感到疑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谁是恐怖分子？
影片的开场是含混的：清晨，天并不太亮，代表隐秘黑夜的车灯和霓虹依旧闪烁，刺耳地警笛划破天际。“天啊，都七点了？”一个年轻男子问身边的女人。“天都快亮了耶！”“马上就看完了，吵到你了？”女人手里拿着一本散文集，她无疑整晚都在看这本书。风不时将窗帘吹起，露出地上的很多照相机，后来我们知道这些机器都属于这男子。此时，女人似乎终于睡着了。窗外响起枪声，引起了男子的注意。
一个人趴在街上，似乎是受伤晕了过去，当然也可能是死了。一个男人在俯拍的镜头里一闪而过。
接着场景再次变换，一个新出场的女人（周郁芬）醒了，一个新出场的男人（李立中）在阳台上做着深蹲。拿起外套并坐在门口机械地穿上鞋后，男人问道：“又要重写？”女人阴郁地回应了他的问题。“从来没看你写得这么痛苦过。写小说怎么会变成那么要命的事呢？”从男人略显呆板的表情和语气中我明白无误地察觉到这男人并不懂得写作或文艺创作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理解女人纠结的内心。这让我隐约察觉到了这部影片的一个藏有未来冲突的源头：这一男一女并不合拍，他们不是一路人——不管他们到底是夫妻还是其他关系。
到目前为止，影片的叙述是零碎而令人费解的。我们既不清楚已经出场的这几个人（包括趴在街上的那个人）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也不知晓李立中和周郁芬是否听到了枪声。然而最意味深长的镜头却是一个恰好沐浴在阳光中的女人在阳台上忙碌。镜头间的组接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她所住的这栋楼就在枪声发生地点不远，她就算看不到横在街上的那人至少也应该四处张望才对。然而她只是在阳光中做着自己的事情，不紧不慢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楼上楼下也没有别的身影好奇地出现。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想表达人性的冷漠还是这楼根本就不在事发地点？杨德昌在开头熟练地用蒙太奇给观众传达了一个模糊、混乱的印象。看完整部影片后我们会发现这种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开头。
然后，一个戴墨镜的警察出现了，看上去富有经验和阅历。当枪声再次响起时，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畏缩的人。他看见影片开头出现的那个年轻男人拿着相机出现在附近，便招手让其离开。但显然这摄影师并不畏惧现场的危险和警察的身份，他依旧在拍摄。当几个警察殴打一个从房间里跳出来的嫌犯时，他更是没有错过机会。当然，他的主要注意力还是在王安饰演的那个短发女孩身上（几拨人物之间的联系逐渐开始）——那嫌犯被抓前把她从窗户托了出去。在落地时，女孩的脚受伤了，一瘸一拐地逃走，最终倒在了马路上。摄影师在这期间不断地拍摄，无疑是被这女孩吸引了，因为从艺之人总是禁不住要用最擅长的方式表达对有趣对象的情感：写手写文章，画者靠绘画，摄影师自然就是拍摄了。但这类手法在电影史中太常见了，不免让人有些失望。
女孩的逃脱也令人困惑，为什么没有警察堵住所有路口？这像极了一个幼稚的漏洞。而那个戴墨镜的警察打着哈欠看着特警把嫌犯所在的房屋打成筛子也显得缺乏新意。不过值得思索的是特警在没有进屋详细搜索的情况下就直接开火了。与其说这是为了讽刺台湾公职人员的无能，不如说是表现了社会道德体系破产所造成的无奈——没必要搜索了，这种案件太多了，人心已经太坏了，努力严格执法毫无意义，直接开枪是最经济的办法。粗暴的非法执法无疑会激发更深更多的矛盾，我们可以窥到某种恶性循环在城市肌体内的上演。
影片转回到周郁芬那里，现在似乎可以判断她离案发街区是遥远的，但考虑到前面阳台上女人的前车之鉴，我们不能完全确定这一点。
接着影片带我们来到又一个全新的地点：一家医疗机构的实验室。高组长去世了，同事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这就是李立中就职的单位。高组长的死让李立中看到了晋升的机会，于是在主任面前散布了有关一位同事和朋友欺诈的谣言。在听信这虚拟的故事后，主任让李立中暂时代理组长一职。回到家后，他在亮着猩红色昏暗灯光的卫生间（后面我们会看到李立中多次出现在这个略显恐怖的空间里）里对妻子说自己有希望当上组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人物的呆板和不谙世事：代理某个职务并不一定意味着领导真的想让你转正，这之间可能毫无关系。
与此同时，李立中和周郁芬的关系逐渐显露出了裂痕，最终妻子决意搬出去住，把冷战转成决裂。表面上看，夫妻关系的破裂是由那个摔伤了腿的短发女孩打来的恶作剧电话导致的（人物之间的连接继续展开），但实际上只是个借口。如我前面所说，周和李完全不是一类人，这在后来夫妻之间的谈话中得到了印证。周渴望新鲜事物，喜欢刺激与挑战，具有活跃的思维，钟情于高品质的生活水准；而李却只想过平稳简单的生活。显然金士杰扮演的那个充满活力和闯劲的男人（周的老朋友）更能吸引周，无论是心理还是性。
一个悬挂在大厦玻璃幕墙上的清洁工出现在我们眼前，他的状态像极了影片中的人们：循规蹈矩却时刻有巨大的危机可能会发生。
一个酒吧的伙计在吧台后打电话：“人多的地方最安全了，我跟你讲，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在给谁打电话？似乎是短发女孩，因为下一个场景就是她在摆弄电话。但我们又不能确定，这又是一处含混的叙述，尤其是当画面转入那个被打得千疮百孔的房间后，酒吧伙计的声音仍在延续，而在《烟雾迷住了你的眼睛》的歌声中，摄影师和那个彻夜读散文的女孩分手了。我并不奇怪，因为虽然这男子喜爱摄影，却会被动荡的事物（案件）和人（短发女孩）深深地吸引，他怎么会真心愿意长久留在一个花一整晚读散文的人身边？这简直是李立中和周郁芬的某种翻版，只是性别对调了。当然他们的结局不同，摄影师与女友在无言的相互妥协中破镜重圆，李和周则走向了悲剧。这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老旧的道理：在一个运转有序却腐化的生存空间里，避免糟糕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割去锋芒。衡量空间腐化程度的标准便是锋芒的锐利程度与局面糟糕程度之间的正/反比关系。
短发女孩后来又做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当嫖客打算用皮带揍她时，她以惊人的速度从床的那一边冲过来把嫖客捅死了。以正常情况看，这速度绝不可能，但既然她前面可以轻松逃离案发现场，那么以神速杀人并且后面一直没被抓住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到这时，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影片中出现的种种不合理，其实是与叙事的混乱浑然一体的：这是部虚拟与现实、现实与超现实混合的电影。短发女孩是某种反抗现实的叛逆象征（同时也是打破腐旧空间的希望），她不愿意受到任何压力，即便是自己的母亲；她与“坏人”混在一起；她盗窃、杀人（但并非没有良心，她在偷走那摄影师的相机后又还了回去），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她突破了这个生存空间的游戏规则，做出不那么合理的超现实举动也就不太难以理解。
随着影片进入后半部分，人物间的联系越来越强，这是周的小说获奖所推动的。这部获奖的小说里提到一对夫妇因为一个陌生女子的电话而发生矛盾，最终酿成悲剧。而这似乎正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但从某个时刻开始，似乎很难再去区分现实与虚拟。莫非这影片只是在展示周小说中的故事？这种混沌在李立中因人财两空（妻子离去，组长没有当上）的巨大失落而人格分裂（他对老友，那位墨镜警察说：“总算还好，长官还是赏识我……男人嘛，就是一个事业，什么都是假的……”）并盗取墨镜警察的配枪去大开杀戒时得到了最大的释放。但最后又出现了李立中自杀的镜头，周郁芬在金士杰扮演的那个角色身边醒来开始呕吐。
我想，李立中到底是杀了别人还是只是自杀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都逃不出悲剧的范畴，而悲剧的本质并不因死亡对象的变化而改变。整个故事所处的时空就是一个封闭的所在，每个人都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对李这种追求平稳的人而言，他所经历的已经太跳脱，完全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因此他是毁灭得最彻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怖分子是李立中，不仅是因为他杀了生，还因为他被生活轻易扭曲成了一个让所有人惶恐的人（气势汹汹地和短发女孩在宾馆里、偏执地声称要等待主任但又离开，在马路上用复杂眼神看着躲在办公室的主任、警察朋友对他最近的遭遇感到疑惑、周就更不用提了，不但从未看上过他，在李脾气爆发后更只剩厌烦与害怕），一个“恐怖”的“分子”。
我总是不断想起李立中家厕所昏暗的红光，那无疑预示着李立中常年促狭的生存环境、卑微的心理状态以及最终血色的结局。一个懦弱而自私的人，一个缺乏格局和眼光的人，在遇到妻子离开、事业受挫的双重打击后完全崩溃并不让我感到不合常理，因为我亲眼见过这种人的生活。
《恐怖分子》，我们是否也可以把分子的分读成第一声呢？在化学中，分子是物质中能够独立存在并保持本物质一切化学性质的最小微粒。而这影片中的故事，就发生在由无数恐怖分子组成的恐怖空间中。这空间，好似影视作品经常展示的地狱：一群僵尸列着队按照冥王的安排有序却无脑地走向最终的彻底毁灭；这空间，并不只存在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台北，恰恰相反，它就静静地呆在我们每个人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