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经说过：“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如今来看这句话，内心有很多话却如鲠在喉：鲁迅先生对于人性之洞察入微，竟至于斯。
这么多年，我们评价鲁迅，争论鲁迅，抑或颂扬鲁迅、诋毁鲁迅，都似乎已经跟鲁迅本人没有太大关系。
——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在完成了一个战士的使命之后，最终沉沉睡去，“管他冬夏与春秋”。
我们现在谈鲁迅，总觉得谈不太明白，仿佛中间隔了重重帘幕：
诋毁他的人，挖空心思把他塑造成一个面冷心冷的人；颂扬他的人，不遗余力地把他捧到神坛上；其他不明所以的人雾里看花，越发糊涂。
站在当下看以往，如同十月秋风里忆春风，我们很难透过贴在鲁迅身上的种种标签，看到最真实、最鲜活的那个鲁迅。
文学理论课里讲到我们要评价一个文学人物时，一定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以当我们谈鲁迅时，也同样需要剥离掉他身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回到那个时代去，才能理解到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鲁迅以及鲁迅的作品，与其说是个性使然，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投射。他并不是一个天生好战的人。
孙郁的《鲁迅遗风录》里提到，鲁迅的学生冯雪峰有一次曾经说过关于鲁迅的一则轶事：
真正的诗人是个儿童，鲁迅就是个儿童。有一次，我买了一堆杨桃去看他，我们两人一起站着吃。吃了几口，他一松手，吃了一半的杨桃掉在地上，跌出一滩水来。想不到他立刻弯下腰，抓起来又往嘴里送。一面吃着，一面和我哈哈大笑，这不是儿童习气是什么？
最受鲁迅欣赏的萧红，经常出入鲁宅。
在这里，她听到鲁迅先生明朗的笑声，看着他“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她喜欢与鲁迅聊天，一聊聊到十二点电车也没了，然后鲁迅的夫人许广平送她坐小汽车回去。
他本可以带着爽朗的笑，写一些清淡隽永的文字，很精致地过完这一生。但那个时代的黑暗，他终究是做不到视而不见。
1926年，刘和珍和其它学生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悲愤难平：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中学的时候学这篇课文，不懂得那个时代的黑暗，所以似懂非懂，长大后再读，仿佛看到鲁迅就坐在窗边写这篇文字，因为气愤，他拿着烟卷的手都微微发抖起来，甚至，我能看到他眼中噙着的泪。
无论那个时代有多么亮的光环映照在那些民国大师们的身上，但那时的底色是黑暗的，舞台的幕布是黑色的。
积贫积弱、民不聊生，那个时代的黑暗，那样的现实环境，在鲁迅的身上浸润出黑暗的颜色，他最终选择抛开医生的职业，选择抛开风花雪月，抛开“温良恭俭让”，他让自己像战士一样硬朗，同时像战士一样冷酷，他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他的文字再也难以隽永和清淡起来，战士的身上难免沾染到黑暗的气息、鲜血的气息。
战士的文字不躲在幕后，战士的眼里也只有两种人：敌人以及战友。
他只有以笔为武器，他的“投枪”只会投向敌人和保护战友，甚至有时候，难免伤到在用不同方式战斗的人。
鲁迅殁后，曾与鲁迅互骂过的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中如此评价鲁迅：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他其实应该知道，没有谁一出生就是战士。鲁迅看起来对这个世界充满恨和恶意，那是因为他心里有大爱，他不惧千夫所指，不惧后人误解，那是因为心里有大慈悲。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鲁迅曾经和林语堂一起战斗过，但后来他变得温和，成为“幽默大师”，但鲁迅依旧选择冲锋、战斗、死磕，至死方休。
然而林语堂也终究算是懂得鲁迅的：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斯时斯人斯情斯境。不设身处地地站在那个时代，很难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1881年，鲁迅来到这个世界，距今已经137年了。
老子《道德经》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童心纯真不伪，本色自然。137年过去，我们重新再去读鲁迅时，依旧能感受得到先生的那一颗赤子之心，依旧能看到一个最真实最童真的先生。
我想，这应该是我们依旧需要阅读鲁迅的缘故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