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呱呱坠地，那一年，税务系统分成了国税和地税。

2018年，我24岁，成为税务人的第二年，国税和地税又重新合为一家。

原本以为，我短短的、平凡的24年人生，和国税地税的24年历史扯不上太大关系，直到我后来成为一名税务干部，在某一次闲聊时，我提起在大厅的时候每天都要跟来办纳税登记的个体户解释税收优惠政策。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在老家我家也卖过一段时间的蜂窝煤，便问我爸爸那时候他交过税没，爸爸说：“交啊，怎么没交，每个月都要去交的。”

小时候，在老家的小镇上，人们烧火普遍用煤，而且喜欢用压成蜂窝状的蜂窝煤。烧煤比用电烧气便宜，再加上蜂窝煤的蜂窝结构注定了它比一般的煤球易燃，家里的火熄了，从邻居家借一个烧着的煤球过来就能生火，方便又实惠，因此广受欢迎。当时镇上已经有了好几家卖蜂窝煤的店，赚了不少钱。爸爸去学了两天技术，回来把两间门面打通，也做起了蜂窝煤生意。

打蜂窝煤是一个相当需要体力的活儿。大块大块的煤块要用粉碎机粉碎成煤粉，然后加入黄泥、水，用搅拌机搅拌均匀，最后还要一铲子一铲子的将煤粉送进打煤机里。每一个从机器里出来的蜂窝煤，经过一条不长的传送带，来到那一边，被人用手小心翼翼的挪进已经准备好的木箱里。一开始家里只有爸爸妈妈两个人，爸爸把煤铲进机器里，妈妈把蜂窝煤放进箱子里，忙不过来的时候，会叫我和妹妹去帮忙。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在街上看到蜂窝煤，就会想起小时候家里黑乎乎的墙面和天花板、指甲缝里好像永远都洗不干净的煤泥，以及爸爸妈妈戴了口罩依旧被熏黑的口鼻。

爸爸当初做蜂窝煤生意是因为看到别人赚了钱，可当他自己真正去接触这个行业的之后，才发觉远非表面所看到的那样。打煤机是爸爸从学技术的师傅那里换来的旧东西，运行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他之前从没接触过机械类的东西，为了省钱，就自己学着修机器。爸爸先把机器关掉，拿着一把螺丝刀这儿敲敲那儿敲敲，再重新运作时机器就好了，但是过不了多久机器又会扯皮。就这样无限循环，有时候一天要断断续续好几次，爸爸实在修生气了就坐在小板凳上喘粗气，每次都会念叨干脆换个新机器，可每次都只是念叨，新机器价格高昂，我家那时候实在负担不起，只能这样将就了。

爸爸不仅对机械不了解，对原煤也不了解，买原煤的渠道也是问他师傅打听的。送煤的叔叔和我们一个镇，一来二去大家的合作关系也稳固了，那时候用的是金沙煤，质量不错价格也不算贵。有一次店里临时缺煤，运煤的叔叔还在煤场排队，介绍了另外一个刚从煤场出发的人给爸爸。爸爸不疑有他，立刻联系了他说的人，等那车煤来时，已是半夜。爸爸怕耽搁时间太长扰了邻居休息，来不及细细检查就将煤倒进库房，第二天要用时才发现，那一车煤基本上全是煤矸石！煤矸石不是煤，完全不能燃烧。爸爸一夜间好似老了十岁。他后来尝试将原先剩的好煤与这堆煤矸石掺在一起，效果却不甚理想。买蜂窝煤的人都是街邻四坊，哪家煤好哪家煤不好大家都心里有数，要是以次充好坏了名声，在小镇上这生意就做不下去了！最后，那堆打出来的蜂窝煤我家慢慢用完了，剩余的煤矸石爸爸请了人来帮忙处理掉了。

其实蜂窝煤的利润相当微薄。当时镇上已经有了好几家蜂窝煤店，互相竞争导致蜂窝煤的价格被一压再压，生意已经远没有刚开始时红火。加上块煤的价格年年上涨，除去工人工资、水电费、机器维修费，最后能剩下的寥寥无几。给馋嘴的儿女称上几块饼干，赶集的时候割两斤肉回家，爸爸手里已经没多少钱了。很多时候爸爸会一小口一小口地嘬着酒，嚼着豆腐干，出神的望着远方，谁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每个月月初，爸爸都会定时去交税。先去地税所交，因为地税所离我家近一点，再去国税所交，月月如此，从未落下。有人劝他，“算了，你自己都没钱还交什么税，国家这么大还差你这点钱啊？”爸爸总是摆摆手，“我不去交人家还要上门收的，多这些事干嘛？这也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该交的就交咯。只是啊，希望国家政策能够再好一点，让我们这些小本生意人不用上税就好了。”

因为实在是入不敷出，爸爸先是辞退了工人，后来妈妈跟着亲戚外出打工，留下爸爸一人守着蜂窝煤店。那时候生意惨淡，往往好几天都没人来买，爸爸也多了很多时间发呆，烟头散落一地。奶奶看不下去了，把爸爸骂了一通，塞了车费让他去找妈妈。我和妹妹从那时起就跟着奶奶一起生活，一直到我去了市里面读高中。

再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2014年税务总局出台了第57号公告，对月营业额或销售额在3万以下的纳税人免征营业税和增值税。

我没做过调查，不知道这项免税措施具体惠及了多少人，但肯定有许许多多像我爸爸这样的小本生意人——他们起早贪黑，利润微薄，一天所得不过刚够全家人的花费——会应此得利。一个月900元的税钱看起来不多，却可能是他们儿女一学期的学费，是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是老人生病住院的医药费，也是他们下一次进货的货款，是他们能够继续安安心心将生意做下去的底气！

爸爸当初的愿望，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