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封疆大吏戚继光、李成梁见到张居正都要下跪磕头，言必称门下、小的、沐恩、叩头、跪禀，可见此时文官地位已经大大高于武臣。然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当时制定的政策却是重武轻文。
明朝初年，大明国境周边尚未平静：
北有元朝余孽虎视眈眈；
东北朝鲜李成桂派兵假扮倭寇骚扰山东沿海；
东部的日本和明朝已经绝交；
西部明玉珍势力刚被收服，西域鞭长莫及；
南部的安南在元末趁机脱离中国版图……
在如此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下，朝阳般的明朝铁血而尚武。朱元璋直到洪武末年还派遣蓝玉为主将发动北伐和西征，蓝玉因卓越战功被封为凉国公。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也奉行了向外扩张的政策，所以直到永乐年间，武重文轻的情况一直得以保持，而明代的疆域也在这两位皇帝在位期间基本得以确立。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初封的6位公爵中，仅有李善长1名文官，其余5人皆为武臣。明朝初期分封爵位，获得公、侯、伯的开国功臣一共有36人，其中文臣仅有3人。后来更是形成了无军功不得封爵的制度。明代大思想家王守仁之所以能被封为伯爵，不是因为他在心学上的成就，而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乱，立下了军功。
在待遇方面，武臣明显高于文官，比如卫所制度中就有大量的世袭武官职位，而文官都是要自幼苦读，通过层层科考选拔来获得官位，且官位还不能传于子孙。
朱棣之后的仁宗和宣宗时期，文官地位虽有所上升，但依然被武臣压制。直到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整整六十六位随军大臣死于乱军之中。主要负责军事的高层勋贵体系受到毁灭性打击，京城的公、侯、伯府几乎家家披麻戴孝。土木堡之变后继位的明代宗和刚升任兵部尚书的于谦趁机对军事机构进行大规模调整，武官的权柄被削弱。
这次调整是否和于谦的文官立场有关，笔者不敢妄加评议。但是客观上，明朝在于谦这位文官的带领下，击败了也先，明代宗又是于谦和朝中其他文官所立，文官集团迎来了一个高峰，明朝重文轻武的局面由此奠定。
到了明朝中后期，在整个文官集团的不断努力下，大明重文轻武愈发严重。
嘉靖十年（1531年），朝中文臣们向嘉靖皇帝提议将刘伯温补入太庙，理由是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建立大明功照千秋，嘉靖欣然答应了这一请求。曾因在元朝当过官而被讲究忠义的朱元璋冷落，晚景凄凉的刘伯温就这样咸鱼翻身，死后享受到了太庙香火。虽然曾被朱元璋夸奖为“神机妙算”、“能使三军避凶趋吉”，但民间的关于刘伯温的传说在其跻身于太庙的的推波助澜下广为流传，且越传越离谱，甚至上升到了帝王师的高度，而文官们也乐见其成。
明代推崇朱子理学，而姜太公是朱熹的精神偶像，且姜太公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帝王师”色彩。嘉靖十五年（1536年），文官们又推动朝廷将朱元璋下令停止的官祭太公庙（“太公”指姜太公）典礼重新恢复。
就这样，姜太公和刘伯温这两位“帝王师”走上了前台，成为了文官在精神层面进一步扭转原先重武轻文观念的政治工具。
现实世界中，文官的权利也越来越大。明成祖朱棣之后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宅。原本只有五品，地位低于六部尚书的内阁学士越来越受深居宫中皇帝的倚重。到了明英宗复辟的天顺年间，内阁取得了代替皇帝在朝臣奏折上起草批文的“票拟权”，内阁学士越来越位高权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总督、巡抚制度渐渐得以确立，虽然前后有所反复，但大明将以文御武的行为加以制度化，武臣的权利进一步被文官侵占，地位也越发下降。
有一则事例充分证明了此后的文官多么轻视武臣：
万历年间，文官李材担任郧阳抚治期间，自以为文武双全，能立下和王守仁一样的军功。他在担任军职时竟然在军营里给学生上儒学课，将手下的士兵当作下人来听差使唤，还公然把参将公署改成上儒课的学宫，结果引起了将士的哗变，最终李材被朝廷流放云南。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以正二品的文职矫诏杀了文武职都是正一品的毛文龙（且袁、毛都有上方宝剑，互不统属）。毛文龙死后没过几个月，对大后方已无后顾之忧的皇太极率十万大军入关劫掠，打到了北京城下。曾经夸口五年平辽的袁崇焕因为抵抗不力，被关进大狱，一年后被以汉奸罪名凌迟处死，然而大明王朝的丧钟已经敲响。
小结：
明朝自建国以来重武轻文，明成祖驾崩后文官势力开始抬头，但仍不能同武臣抗衡。自明英宗继位，朝廷逐步确立总督和巡抚制度，制度化推行以文御武的政策，而内阁学士得到了“票拟权”，权利大涨，文官势力进一步压制武臣势力。土木堡之变后，明朝重文轻武的局面正式确立。嘉靖时期，文官通过将刘伯温送入明太庙享受香火和恢复太公庙官方祭祀典礼这两件事，从精神层面继续强调重文轻武。此后的岁月中，重文轻武的现象越来越重，直至明朝灭亡。
而明英宗这位曾被瓦剌人俘虏而后复辟的皇帝和于谦这位挽救大明于危亡的大臣，两人都在大明由重武轻文转向重文轻武的过程中，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W君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