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录》这本书，是一位老人在60岁时写的回忆录。这位老人，身上有三个“不一般”。首先，他的本行是在上海开书店。这家书店，又是鲁迅晚年最爱去的地方，每个星期至少逛一次。后来，鲁迅连家里的水电费都请这位老板代缴。鲁迅病重时，医生也是这位老板请的，可见彼此的信任有多深厚。这是第一个“不一般”。第二个“不一般”，是这位老板连中学都没读过；可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却开出了整个上海最有名的文化书店。不光中日两国的顶尖学者经常在他的书店办讲座，由他引荐并翻译成中文的日语书籍，更是超过300种。他的书店，可以说是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第三个“不一般”，是这位老板虽然是日本人，还身处日本全面侵华的时代漩涡；他本人却能保持强烈的正义感，始终对中国心怀友善，后来更是病逝并安葬在了中国。这三个“不一般”落在同一个人身上，实属罕见。而这本《花甲录》，就是这位传奇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回忆录。
说到内山完造这个人，其实，他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里就登场过。记不记得有篇课文叫《一面》？它讲的是上海的一位年轻电车工人阿累，用一块钱大洋，从鲁迅手里买到两本苏俄小说的故事。但你可能没有留意，阿累和鲁迅见面的地点，就在上海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矮矮胖胖的内山老板，还给阿累倒了一杯茶，并捻了捻小说的纸张，说书的质量很好。课文里的原话是：“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可见内山完造的名气，不光享誉当时的上海文化界，在普通读书人里也很“出圈”。另外，课文没有告诉你，当时鲁迅为了躲避“一·二八”事变引发的大战，已经在内山老板家里借住了好几个月。他们两家人的关系，绝对称得上“肝胆相照”了。
问题来了：只有高小肄业文化的内山完造，为什么会跑到十里洋场的旧上海，还开起了书店呢？他这家没有大企业背景的书店，是怎样把知名度拓展到中日两国的呢？他和鲁迅又是怎样认识，并成为莫逆之交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这本28万字的《花甲录》里。值得一提的是，内山完造动笔写东西，就是鲁迅鼓励和引导的。鲁迅认为，内山没有被日本的殖民思想“洗脑”，又接触了很多中国底层民众。他对中国社会和中日两国的看法，虽然没那么知识分子气，却更加真实，也更丰富。长期研究鲁迅的日本学者竹内好就认为：“对思考中日关系的人来说，内山的《花甲录》是一座尚未完全发掘的宝库。”可以说，本书不仅是一本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录，还是一部特殊的汉学著作。2011年，日本权威的汉学书系“平凡社东洋文库”专门再版了《花甲录》，可见本书的史料价值和独特性都很有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