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开始，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结束，包括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和南北朝文学等几个发展阶段，历时约400年。
建安是汉献帝的时代，曹操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开了魏晋文学的先声。因此人们通常把建安文学看作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个开端。
01魏晋南北朝时代特点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大分裂的时期。除了西晋有一个短暂的统一时代以外，国家都处于动乱与分裂的状态，政局变化不定，像走马灯一样的改朝换代，篡夺战乱，反复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充满了罪恶，残杀与苦难，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都以各种方式饱尝着人生的不幸。
那些军阀凭借实力大肆的杀戮，卑劣的篡夺，内部残忍的争斗，这样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这个时代里，都饱尝了不幸，都没有好的命运。
下层百姓也是如此，那些帝王，贵族，统治者阶层也是这样，皇帝政权被人家夺走了，自己被杀，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大肆残杀，很多人死于非命。
文人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时期很多著名文人都未能免除被杀的命运。例如，嵇康、潘岳、陆机、谢灵运、鲍照、谢朓等人都死于非命。“天道如何，吞恨者多”（鲍照《芜城赋》），是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普遍感受。
由于政治上的动乱，人们原来有的那些个信念，开始动摇，人们开始思考在这个动荡的社会里，人们的出路何方何在？社会的出路何在？
在这种情况下，在汉代被官方崇尚的儒家的统治地位也动摇了，老庄的思想，佛教的思想，道教的思想，大为流行，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人生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的趋向，是由追求外在的功业、道德到追求个人的安全、自由和享乐。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个性、情感和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格外受到重视，人们的哲学思辨能力也得到空前的发展。无论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玄学，还有佛教的思想，它们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时代知识份子，在精神迷惘的同时，他们的内心世界却在日益的丰富与细腻，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在日益的丰富。
这一时期对文人生活影响巨大的另一社会现象是门阀士族的出现。士族产生于东汉，在汉末已形成很大势力。士族在政治生活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在经济上凭借雄厚的庄园经济实力，过着极其优裕的生活。
门阀士族，就是祖先有功劳，世世代代在朝廷做大官的家族。
在建安时期，曹操掌权的时候，曾经给予他们限制和打击，但是后来曹丕取代汉朝，他为了换取士族的支持，就开始对他们让步。
曹丕的时候，采取九品中正制，这是朝廷选拔官僚的一种选官制度。
九品中正简单的说，就是一种考察和推荐的方式，来选官，把人分为九品，也就是九个等级，在朝廷设立中正官，中正就是公正无私的意思。
由这种官，对士人，对知识份子进行考察，给他们评定品级，然后根据品级的高低来认定官职，那么，这些中正官都有那些士族来担任，而他们品评人物的标准，又完全是门弟，也就是说，他觉得谁的门弟高，谁的等级就高。
这些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那些寒门普通的知识份子，德行再好，才干再高，也进不了上品；而士族出身的人，仅仅是个白痴，他也不会被评为下品，这样一来，做官的道路就完全有世家大族所把持。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个人不需要有什么品德，才干，功劳，只要你出身在士族之家，自然就可以做大官，而那些士族在经济上，也有着雄厚的实力，他们都有自己的大庄园，完全自给自足，他们就凭借着这种雄厚的经济实力，过着极其优裕的生活。
这种情况造成了士大夫阶层略事功而尚精神的倾向。
忽略事功，就是不从事具体的事务，不需要建立什么功业，当官可以什么事都不管，当一个挂名的官僚，或者连名也不要，崇尚精神。
崇尚什么精神呢？
据《世说新语·任诞》载：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去看谁有很高的审美能力，有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善于清淡，当时清淡成风。
清淡的内容，都是抽象的哲理，而不是具体的事物，他们不关心现实，不论现实如何变化，只要他们家族地位能保持，他们就能过着优裕的生活。他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心灵世界，他们的审美能力也在日渐提高。
无论是听歌，还是阅读文学作品，还是欣赏山水之美，都是这样，一往情深，这是他们进行文学活动时的，可贵的心理素质。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修养，非常受重视，学文成为一时的风气。重文的风气与士族文人的优裕生活条件相结合，导致文学创作和欣赏成为士大夫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文人集团和文人交游又成为这种活动的载体。
这些文人群体不仅在一起进行创作，而且评赏切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曾盛赞“七子”的作品，说是读到他们的诗，一天要反复好几遍，都不能罢休；曹植“常好人讥弹其文”。
两晋以降，文人间的评赏切磋的风气更盛，一些文学先辈，大力提携后过，褒扬新秀。这种风气推动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迅速发展。
在文人集团之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具有文学传统的家族。到了东晋和南朝，更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文学世家，例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齐梁时期，这样的文学家庭更多。甚至齐、梁两代的皇族，也多能文人。
当然了，更有名气的是曹操喜欢文学，受他的影响，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也喜欢文学。
还有比如阮籍，他的父亲阮禺的文学成就很高，阮籍在家族的影响下，也从事文学创作，到了东晋和南朝，这种情况就更多了。
《世说新语·言语》载：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
这样的家族里面，对后辈经常进行教育和指导，经常和子弟们讨论文学，比如谢安，就问，《毛诗》哪一句写得最好。
这种情况，其实上就是进行文学的训练与切磋，这当然就是一个家族文学的传承，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早慧的文学奇才。
02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
首先在这些混乱的时代里，文学表现出了自觉性。范晔《后汉书》设立《文苑传》专门记载文学家的事迹；元嘉十六年，宋文帝开馆于鸡笼山，于儒学、玄学、史学之外，另立文学馆；宋明帝时，立永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
有名话叫，家国不幸文章幸。越是在不幸的时代，往往文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从文学意识的上来说，这个时期出现了文学的自觉。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一般都把魏晋南北朝，当作一个文学自觉的时期。
所谓文学的自觉，首先表现在文学从学术应用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部门。在此之前，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学术应用文体，比如散文，当时主要都是应用文体，诗及诗经在先秦也主要是为了应用，而不是为了欣赏陶冶人的性情。
到了汉代，诗赋多了起来，这样就促使文学逐步的走向自觉，而魏晋南北朝终于从学术与应用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品种。
文学的自觉还体现在文学意识的觉醒与成熟。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摆脱传统的政治文学观的限制，重新思考原来只有“文艺附属”的文学自身的本质、特征和价值，探讨文学创作和接受的规律，提出一定的艺术准则并且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学思想和观点。
所以，这个时期，文学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文人们从文学的特征入手，把握文学的本质、文与非文的界限。
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嗣后陆机《文赋》进一步分析了多种文体的特征：“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通过对文学文体的分析，来把握文学的本质。
到了南朝时期，人们进一步从文笔的区分来探讨文学的特征。《文心雕龙·总术》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这段话也说明了当时一般人的意见，“文”主要是指那些形式华美即诗赋等有韵的纯文学作品，而笔主要是指应用文。
稍后的萧绎则在《金楼子·立言》中表达了另一种观点：
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
他认为那些应用的东西就是笔。而文呢，就像带花纹漂亮的丝织品，文要读起来朗朗上品，好听，而且还要具备摇荡心灵的艺术感染力。这样就相当准确的把握了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
人们进一步从创作的角度来认识文学的特征和功用。把诗歌当成外界环境的感召之下，内心情感的宣泄，这代表了当时的观点。
钟嵘在《诗品序》中列举了种种不同的外界环境和生活境遇，指出：
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辞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裁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
萧纲《答张缵谢示集书》云：
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文学的自觉还体现在文学理论的成熟和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有重要影响的文学理论专论和专著，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李充的《翰林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
这个时期文学理论成熟和繁荣，这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03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的成就
从文体来看，诗歌、散文等各种文学体裁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些新的体裁出现了。
从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和风格来看，这一时期也比先秦两汉有了很大的发展，如玄言、山水、田园、游仙、悼亡、边塞、宫体等题材都在此时出现，风格更是丰富多样。
从技巧和审美特征来看，此期的文学普遍重视技巧，重视形式美，重视涤荡心灵的艺术效果，写文章要充分的放开，自由的挥洒，同时，带有唯美主义和重感官快乐的倾向。
它们的创作经验和技巧直接为唐代作家提供了借鉴，但其过分重视形式的特点也被看作“绮丽”、“浮靡”而为唐代作家所诟病。
三曹七子，唐代李白等大作家，都从魏晋南北朝的作家身上，汲取了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