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经，一直以来都是生活中难以启齿的生理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中也不断被污名化，总是在被提及时略带羞耻。直到今天，亦复如此……然而，问题是：凭什么难以启齿？凭什么要感到羞耻？
体液的羞耻史
我们的体液在泄漏，而我们以此为耻。艾玛·帕斯克在《The New Inquiry》 上重溯了这种羞耻感被历史和政治塑造的过程 。
在 17 世纪的英国，月经周期并不独为女性的生理特点。彼时的历史文档和私人回忆录中充满了对男性身体各部位周期性出血的记录，例如手指或生殖器，而贵族则以此为荣。红色体液似乎让他们对受难的耶稣感同身受。这一点颇似圣方济各接收了圣伤。女性月经也被视为身体自洁过程而被鼓励。当时的医药传统认为身体是持续的物质交换和流动。这种想法其实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也有体现——政治体系就像是利维坦的巨大躯干，其中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影响，生生不息。作者提到，就生理结构而言，男女无分，却尊卑有别，因为女性被认为是阴茎反向并内含。但人体与社会身份具有同样的流通性，具有雄性特点的言行举止能够扭转女性的阴茎方向使之外露。总之，人体并不封闭稳定。
人体的硬性划分始自 18 世纪科学的崛起。男女特性大相径庭，体液的周期性涌出也被认定为典型的雌性体征。女性再无翻身之地——她们的卑微是生理的、不变的、科学的。身体不再是物质的涌动而是精密的仪器，理应被严格地规范在各自的局限里。而体液，无论汗水、唾液还是月经，都是对这种原则的违背而被视作失控，耻辱感也由此而来。
Imp Kerr, after Takashi Murakami, 寂寞的牛仔, 1998
作者福柯式的论调，自此越发明显。这种体系强加的对体液的羞耻感，使受害者对司法暴力保持缄默。个体被体液代表，但体液里离开身体之后的所属权却从未被定义——这种模糊使弱者被代表、被摆布，并在法律语境下被名正言顺地施暴。被收养的孩子随时可以被司法体系夺走，因为他们和收养者的亲属关系不被血液定义，在形形色色的亲属关系理论的攻击下更是难以立足。
各种社会歧视也来分一杯羹。社会倚仗可疑的生物学证据定义种族，纳粹的暴行与血雨腥风的黑奴史便是极端的例子。土著人需要血液样本守护自己的合法遗产，而跨性别人群无法以自己的新身份找到法律代表——体液虽然有助确定身份，却将人置于系统的控制与暴力之下。
作者提出，反抗始于打破自 18 世纪以来对人体及身份的认知。现代生物学似乎代表了 17 世纪体液概念的回归——所有人体都处在同一个生物学色谱上，并无本质性区分。荷尔蒙并不是性的决定性指标，因为两性体内的雌激素、睾酮和黄体酮水平起伏不定。连男性基因的表达都并不惟一：XY、XXY 或 XYY 皆有可能。现代生物学语言中蕴含着灵活代表和形容个体的可能，也能被用于调整基于陈旧医学、法律规则的压迫性政策。面对令人赧颜的体液外泄并拥抱它的不稳定性，甚至与之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能让我们更好地面对和反抗这些鲜有人启齿的压迫。
印度的月经文化
消除对于月经的羞耻感，已然在司法的语境之外掀起一股潮流。大批具有社会意识的艺术家，以月经为创作题材挑衅传统的社会群体。在 Ladies Finger 上登出的一篇文章讨论了这场对女性生理的欢庆还能走向何方。作者玛雅帕利特分析了当下印度文化产业中对月经的多种表现形式，但她的思路对于任何欲借多媒体发声的社会活动者都具有借鉴意义。
女性生理周期，最近在印度的流行文化中大行其道。主流电影《Phullu》已经上映，而另一部电影《Padman》正在拍摄过程中，新德里的艺术家 Pia Alize Hazarika 出版了一本关于生理期卫生的漫画。与此同时，志于推广卫生巾使用的组织 Boondh 正在举行一场以月经为主题的旅行展览。这股潮流并不是一时兴起。两年前伦敦的马拉松比赛上，印裔美国选手 Kiran Gandhi 在赛中生理期突临却选择继续跑完全程，也因此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印裔加拿大诗人 Rupi Kaur 经血沾衣的照片被 Instagram 删除。印度政府更是提高了卫生巾的税率，传统印度婚礼上新娘额上的朱砂却被免税——印度民众受宗教影响至今耻于面对月经的印度民众，而农村地区情况尤其。纯洁忠贞朱砂说尽，现实的肮脏经血仿若不存。
由经血制作的艺术作品 by Zoe James
但想做出改变，蜻蜓点水并不足够。作者批评了好评如潮的电影《Phullu》。男主角是个制作为生计的无良商人，出狱后认识到了女性在生理期的不适，但这浅薄的认识在电影中滚动出现毫无进展。除了承认保守的社会意识，电影在打破旧习方面并无建树。
与之相比，艺术家 Pia Alize Hazarika 在为农村印度女性绘制的漫画中具体介绍了关于生理期卫生的知识，并希望建立年轻一代与长辈讨论这个禁忌的语境。知识的缺乏只是问题的一隅，沟通的障碍更是社会偏见的渊薮，但两者相辅相成。通过为年轻女性提供向家长科学阐释女性生理的语言，Pia Alize Hazarika 以艺术为媒介搭建了桥梁。
作者对 Boondh 旅行展览的作品臧否不一。她非常看好关注具体话题的艺术家，比如希望消除对于月事杯偏见的 Lyla FreeChil 和批评政府卫生巾税的 Priyanka Paul。艺术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社会目的，亦不应被理论左右，但行走在社论风口浪尖的艺术家似乎应该避免泛泛而论。更有甚者，徒建了个生理期半点坏处也无的假象，掩盖了女性多种多样的真实体验。月经不是有如潮涨潮涌的神秘自然现象，也不应被强加宗教式的光环。拥抱体液但囿于另一种方式的神化，发声者除了制造千篇一律的歌颂外，并不有助于改变现状。
那么，在中国呢……
有趣的是，艺术文化类产业也颇会渔利于社会传统和偏见。同样是着手性别意识的流行文化形式，新成立的 FFC-Acrush 组合和印度的艺术家们目的相左。作者樊嘉扬近期在《纽约客》上分析了这个团体大受欢迎的原因，认为其折射了中国年轻女性所面对的社会压力。
FFC-Acrush 组合是一个年轻的中性团体，由五个俊秀的女生组成却作为男团出道，在出道前就令西方观众骇然，路透社和《赫芬顿邮报》更赏其破除窠臼、性别意识开放自由。但樊嘉扬却认为 Acrush 的大热之后别有复杂的社会心理。她将中性团体的独特吸引力与耽美文化（BL）联系起来，认为两者皆满足了中国年轻女性在社会教条中无法被满足的感情需求。
根据作者和朋友的交谈，耽美小说和动画绝不是同性恋黄片，而是纯洁感情的象征。对于她的中国朋友，这种纯洁区别于古希腊柏拉图式的同性感情，也和日本传统中成熟男子对青少年的柔情不同。作者解释道，中国社会中的男女关系被现实考虑左右，复杂的家庭关系和拮据的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唯有男男之间，感情没有包袱，没有杂质。这固然无异望梅止渴，但承担着真实的焦虑，也为理解大众对 Acrush 的追捧提供了线索。
FFC-Acrush 组合
作者将这种情结归结于尚且保守的中国社会——人人遵循着特定的生活道路，按着已内化的儒家精神希望一步一步成为标准的贤妻良母。对这种社会责任的辜负，几近道德败坏。非异性恋群体的挣扎、剩女的恐慌等皆被作者引为明证。而 Acrush 在模糊的境地游移，为对粉丝们对非正统可能性的模糊幻想提供了寄托。虽然五个团体成员宣布了自己的异性恋取向，许多粉丝依旧称她们为“老公”，充满迷恋。在父权的文化背景和一胎政策下，冷峻的父亲形象、兄弟的缺失和青春期时长辈对男女界限的严格把控，都使年轻的女性对异性无知而隐隐恐惧。无论是耽美还是 Acrush ，都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产物。作者的分析也许夸大了这种情况的严重程度，也忽视了众多反例，但这种分析也非毫无道理。
这类文化形式宣泄了社会意识压迫下的隐秘欲望和沮丧，却不会改变现状。这些趋向作为视作商业契机被大肆利用。正如 Acrush 的代理公司总裁宣称的那样，Acrush 的诞生只是迎合了粉丝的需求，而公司根本无心了解 LGBT 的内涵。年轻的粉丝们也许还在摸索自己的欲望，而《纽约客》的这篇文章，也许能解答一点疑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