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丁
曾经在深更半夜读到袁中郎的适世说，拍案叫好，做读书笔记以自勉，有朋友不以为然说：看看电影《驴得水》，再来告诉我怎么适世。
这似乎是一部舞台剧，所以它很任性、很夸张，刻意表演，极尽抽象隐喻之能，似乎处处在暗示观众：这是一场表演给你看的戏哦，可千万不要当真，因为你所看到的肯定不是你所看到的。就好像狐狸在教小王子：真正要寻找就不能用眼睛看，要用心去感受。
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二年，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饥荒，外族入侵，战乱，几次镜头里飘扬的青天白日旗，蒋中正的画像，校长的特有称谓，剧中不多的几个人物的鲜明个性所隐喻暗示的国民劣根性，简单而离谱的故事情节所含沙射影的时代大背景下的几个大事件，所有这些也不想去说了。
且说说我眼睛所看到的，四个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来到偏远乡村办学，环境恶劣，困难重重。校长向教育部无中生有地虚报了一个叫做吕得水的英语老师来吃空饷。谁想有个美国人跑来捐款，选中了吕得水为资助对象。特派员驾到，为了不东窗事发，校长和老师们雇佣当地乡民铜匠假扮吕得水老师，蒙混过关。
校长在送走铜匠时送给他几本书，居高临下地说道：有教无类。
一群本来就“品行不端”的散发着形形色色的人性丑陋气味儿的读书人，跑到偏远闭塞的乡村雄心勃勃要教化乡民。可是到底是谁需要“教”呢？在没有被教之前，铜匠是心地纯良，满怀善意地面对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他对一曼的一夜性教育所感受到的是美好，是柔软，是温情，他毫无芥蒂地对着她唱即兴的单纯欢愉的情歌。而被教了之后，他得到了什么呢？仅仅是做爱多了几个姿势，说话变了文明调调，在未被教化的又丑又凶的媳妇面前不再撅着挨打而是找回了男人的尊严？同时他也生出了仇恨，恶毒而毫无饶恕的冷酷报复心，对外面未知世界的疯狂贪婪的渴望。为了这个贪欲他可以欺骗，无所不做，他所曾经拥有的安宁生活不复存在。这是怎样的有教无类？而在文明人眼里粗俗丑陋的铜匠媳妇反而是从始至终的淳朴、诚实、勇敢地去保护自己所爱的人。人之初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太喜欢任素汐的演技了。不知为什么，一曼这个角色让我联想到两位民国传奇女文青：萧红和张爱玲。一曼的身上有萧红的作，性解放，为所欲为，义无反顾，更有张爱玲的近于冷漠的悟世精明，可是不幸的是她还有许多的单纯、善良和热情。她可以任性妄为，可以不在乎感情，可以反世俗伦理道德，可以把性爱作为手段工具，作为游戏调剂，对奎山如此，对铜匠也如此，但她却不像萧红因为性爱而依赖于男性。她对校长如如小辈一样的天真，可以毫无城府地撒娇，她对待佳佳和铁男如姐妹兄弟。她可以以性为游戏，但当自己在铜匠和奎山报复之下被剪掉头发，被百般羞辱谩骂之后，在险些被特派员警官以性的形式欺辱之后，精神完全崩溃，疯癫了。她不再是那个游戏性生活的萧红，不再是那个看破世事冷暖的太过聪明的张爱玲了。她到底不是萧红一样彻头彻底的作，也不是张爱玲洞察世事的明白冷静。
回到开篇的话题，人在乱世，如何适世？
袁中郎在《与徐汉明》中提出了适世说：“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 老庄为玩世，佛家为出世，儒家为谐世，或不可求，或不可取，“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善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唯恐不远矣。”
如果说一曼在剧的开始表现出来的漫不经心、随心所欲的及时行乐似乎有一点点儿适世的格调，那么在剧尾她的疯癫，以及她以自杀的方式所做的逃离已经不是适世了。或者应该说，她从一开始出现在那个偏远乡村的小学，就根本不是适世。首先她受校长的鼓动，想去教化愚昧的乡民，这本身就是儒家的济世谐世。而在奎山口中，她原来曾经是一个过街老鼠，那么来到这里还可能是一种逃避，是一种小隐隐于村的遁世，这与道家的玩世与佛教的出世都有太远的差距。而最后的疯癫和自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绝世吧。
忽然想知道，如果是张爱玲遇到一曼的遭遇，她会这么做？不对，张爱玲应该不会把自己置身于那样一个偏远乡村，应该不会抱着教化乡民的梦想，也不会为了校长的所谓轰轰烈烈的初衷，“做大事者不拘小节”而拿自己的身体做交易。说她自我，自立也好，说她自私，狭隘也好，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敢挑战爱国这个道德尺度，抛开国仇家恨，民众人生的大时代，可以享乐上海美食，怡情于音乐绘画文学，写几部描绘寻常人性的小时代的爱情小说，张爱玲，她才是真正适世于乱世那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