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赵宋，为矫正五代柔靡文风，韩柳文章备加推崇。古文四大家中，唐宋各占其二；八大家中，唐二宋六。可见韩柳的载道风尚对后世赵宋的影响。而柳宗元与苏轼同在其列，柳文对苏文的影响成为自然之事。
与其他不同，苏轼对柳宗元的诗还至为推崇。他评价柳诗“外枯中膏，似淡实美”，又说“柳仪曹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妙绝古今”。晚年被贬，他将柳诗和陶诗“常置左右”，并“目为二友”。想必是因相似的遭遇，生出相契的情意。
惺惺相惜，让苏轼书写《迎享送神诗》成为可能。只是欠一个抒发情感的机会。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时间应是1094年59岁的苏轼被贬惠州之后。惠州为广南西路所辖，北宋建都东京开封，苏轼南下应取道梅关驿路，不用绕道西京大道，路经广南西路的可能性少，几乎没有书写《迎享送神诗》的因缘，除非是柳州人闻其名而远道求字。
更有可能的是1097年，62岁的苏轼被贬儋州时。宋时儋州属广南西路，广南西路治所位于桂林，苏轼应前往治所桂林履行迁移手续，附近的柳州人士前往求字成为可能。但一个处于人生低潮的人，想来少有这样的兴致。且世俗之人一般也不会向一个被贬海南、等同判了死刑的失势文人求字的。
最有可能的是1100年，65岁的苏轼量移廉州，并旋改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的时候。廉州属广南西路，这次前往永州，取道经桂林的可能性极大。且此时重用旧人，众人看到苏轼人生的又一春天即将来临；另一方面，柳宗元在宋人的地位愈发高起来，以至到1104年被宋徽宗追封其为“文惠侯”。在这样的背景下，柳人向苏轼求字的可能最大。
苏书的《迎享送神诗》与韩愈的原文有近十处出入。如韩文的“杂肴蔬兮进侯之堂”，苏书中少一“蔬”字；韩文的“侯乘驹兮入庙”，苏书中增一“白”字；“朝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变成了“朝与猿吟兮秋与鹤飞”；最令人玩味的是“慰我民兮不嚬以笑”变为“慰我民兮不嚬兮以笑”，“兮”中套“兮”，少见而别有风味。
产生这种出入的原因，有人认为是苏轼有意为之，是对韩文的加工后的结果。但我认为是无意为之，是书写时记忆的误差和笔误的共同结果。苏轼的博闻强识，他的背《汉书》的故事广为流传，韩柳的文章想必是烂熟于心的。我想他在书写《迎享送神诗》时，一定
是凭着记忆去写的，且借书写柳事韩文，尽抒心中郁结之情，一气呵成，岂顾些微出入？
闲来查查苏轼书帖年表，表中没有给出具体的年份，只说拓本出现于1094年后。实在找不到佐证的直接材料，姑妄推测一番，贻笑方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