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思坐在书桌前，嘴巴撅得老高，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妈妈在旁边一边收拾书本，一边好言好语地哄劝：思思啊，乖，咱们去上补习班，快起来穿衣服换鞋，听话！
思思的嘴巴撅得更高了：妈妈，我能不能不上补习班啊！真的好烦啊！今天不是周日吗？周日为什么不能让我休息休息呢？
妈妈语重心长地说：傻孩子，你看看你班那些同学，看看咱家邻居家孩子，哪个不上补习班？别人都上，你不上，不就落下了吗？听话，坚持一下，上完这节课，下午你写完学校作业，妈妈带你吃麦当劳，带你去看电影，好不好？
看在麦当劳和电影的面子上，思思脸色缓和了一点，磨蹭到门口穿好鞋，跟妈妈一起去上补习班。
如今的中国，像思思这样的孩子已经不可计数。补课这张大网，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不会放过，孩子们就像网上的鱼儿，跳跃着，挣扎着，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挣脱。
补课是社会上的一个奇怪却又常见的现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长们见面的聊天风气慢慢走了“下坡路”——你家孩子在哪补课？你家孩子才学两门啊？你家孩子成绩退步了啊？那可不行，我家孩子那个老师挺不错，给你介绍介绍……
所以我们看到，全中国的孩子，只要有条件的都去补课。学校里有些在职教师也不甘心看着校外老师赚钱，赶忙也来分一杯羹，含蓄点的说：家长，你看XXX在我这学了四个周末，成绩马上就上来了；胆子大的直接训话：你家孩子都这样了，还不赶紧上我这来补补？
然后全中国的考试分数线全体被拉高，家长们跟头把式一样的陪着孩子上补习班。
这到底是谁的错呢？
我不禁想起一个小段子：
剧场里很多观众在看演出，一位观众为了获得更好的观看效果，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因此挡住了后面观众的视线。观众们很不满，要求他坐下，可是他对其他人的批评和埋怨充耳不闻。
于是其他观众四处张望，寻找剧场管理员，希望他能来制止这种不好的行为，结果却发现无处可寻。
于是其他人纷纷站了起来，谁也不肯再坐下。最后结果就是，大家内心不满，浑身疲惫，谁也没能好好地观看完演出。
我们今天的教育就像这个剧场发生的故事一样。
第一，有人首先站了起来。补课，肯定是有一批人带动的，或者是想赚钱的人的大肆渲染，也或者是家长们自己的急功近利。总之不论什么原因，出现了第一批补课的大军。
第二，不满的人们想寻求监管部门的介入。你想补课，我们不想啊！毕竟补课费心费力费钱还浪费童年，有人会持反对意见。但是监管部门根本不作为，或者是作为之后效果也微乎其微，这样就严重影响了“其他人”的利益。
第三，“其他人”也进入补课大军。既然你们都不按规矩出牌，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乎，大家都“站了起来”。
除了社会上的补课风气，很多学校也发生了“剧场效应”——
起初，大家都安安分分地做五休二，孩子们是否利用周末去补课，学校并没有放在心上。
而后，有些学校为了追逐升学率，要求学生放弃周六，做六休一。孩子们虽然不开心，但也只能乖乖就犯。
没过多久，其他学校发现竟然有学校走在了“前面”，他们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于是要求自己学校的学生周日也要贡献出半天来学习，孩子们的双休日之梦，彻底破灭。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很多地方的“有关部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尤其是私立中学，更可以借由“私立”这把保护伞，大摇大摆地给学生补课。
于是双休日这个概念，自此名存实亡，中国教育，从此开始生病，并且病入膏肓。
有人在百度上问：为什么外国孩子比中国孩子聪明？
有个回答不知道是否准确，但看起来蛮有道理：中国孩子课业负担太重，很多孩子没精打采；外国孩子重在训练创造力和动手能力，所以看起来思维灵活，神采奕奕。
我挺怀念我上学的时光。
小学时候作业不多，也没有教辅，老师若是在哪里看到些不错的习题，要找学习好的同学抄在黑板上，我们在下面奋笔疾书。语文数学各留一项作业，回家基本半小时就完成功课，然后去大自然里疯跑；
初中时候加了一门神奇的英语，英语老师还在假期搞了个补课班——其实就是在她家里，一间破旧的民宅，几个学生围在炕上，老师教我们下学期的新课，背单词……第二个假期我就坚决不去了，爸爸看我成绩不错，也就没说什么，于是第二个假期开始，我又可以自由自在地放飞自我了；
高中时候考进了县里的重点高中，老师们上课都卖力气，就连地理老师都能把课讲得全程爆笑（虽然后来他被省高中挖走了）。只有在高三时候才听说有同学花钱请老师补数学，我还在吃惊：一小时50块钱？天呐，那可是我一个周的生活费。不需要权衡，还是活着更重要，于是我再次与补课擦肩而过。
没曾想八年以后我自己成了一位校外的培训老师，这位忧国忧民的女教师，不遗余力地跟家长普及真正的素质教育，苦口婆心地鼓励学生要在提高成绩的同时锻炼能力，甚至对着电脑敲出对祖国教育的诸多不满，我识教育真面目，只因我在此山中啊！
回想那个“剧场效应”，到底是哪里出了错？是那个先站起来的观众吗？或许，如果当时能找到一个负责任的管理员，维持大家坐好，安安静静地欣赏完演出，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吧！
无戒365极限挑战日更营第23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