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热爱，没有乐趣，任何事情都做不长，不管别人给你多少钱。 1996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也孕育了我第一个孩子。 在这之前，我和美国CBS电视台合作了一个纪录片《2000年的那一班》，这是一个对比美国和中国中学生的纪录片。当时，CBS邀请我担任他们的出镜记者，我犹豫再三，到底要不要留在美国，因为这份工作对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和我有感情联系的观众在中国 传媒是什么？它不仅仅是专业度，更多的是情感联系。你在一个社会中成长，你和这里的人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感受过同样的温度，你所表达的东西，和你的受众有某种默契，你能够替他们说出他们的心声，这一切都不是语言和单纯的职业技能所能够教给你的。认识到这一点，这个抉择就不是那么艰难了，和我有感情联系的观众在中国。 那年年底，我和先生反复商量，决定回国发展。我先生也支持我，他把在美国已经很有起色的公司关掉，美国的房子也卖掉，举家回国。当时既充满了兴奋感，也对未来有一种不确定感，有点冒险的味道。 从美国回来以后，1997年年底我加入了凤凰卫视。我当时的职业梦想是做一个好的制片人，我试着开创中国电视第一个高端深度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到2001年，更名为《杨澜访谈录》，一直做到2015年的年底，历经了差不多17年，我为这个节目而看过的资料有8000万字。 如果没有热爱，没有乐趣，任何事情都做不长，不管别人给你多少钱。从我的角度来说，有创造性的工作，每天有新的内容，这个已经是足够大的回报了。我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我对人有好奇心，我能够通过对各国各界人士的采访，看到表面问题的深层原因，这是无穷乐趣所在。有些事情我们为了生存而做，有些事情我们为了虚荣心而做，有些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喜欢才做。对人物的关注，对他们的记录，是我从内心而发的一种喜欢。 我见证了中国社会20年变迁 1993年，我们第一次申奥时，无论硬件还是软条件，还有我们的心态，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到2008年，我们向世界发出邀约，让客人来发现他们眼中的中国。今天到了申办2022年冬奥会，这种立场和态度就有了显著的变化。以前是邀约你们来了解我们，现在是：让我们看看中国怎么样为奥林匹克做一些事情。 这一来一往，在心态上有巨大的改变。也许我们身在其中，感受不那么强烈，但当你代表国家和民族去面对国际社会的时候，这种感觉强烈极了。所以我在做陈述时，我不是代表我个人，我觉得我身后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好像都在给我一种能量，让我去非常自信地发出这个声音。 2001年我们申办2008年奥运会，那时候大多数国人对奥运精神的理解是拿金牌、为国争光。如果有运动员替其他的国家队出战，我们在情绪上非常难接受，甚至会愤怒。 但到了2008年奥运会时，我们看到北京的观众、中国的观众，会为郎平鼓掌。虽然她带领着美国国家队，在一场比赛中战胜了中国排球队。在这之后，我们看到姚明去参加MBA，我们看到李娜摆脱固有的机制，而能够去单飞。我们甚至可以接受刘翔因病退赛，这个在2000年以前好像是很难接受的。这种国民心态的变化是一种非常深层次的变化。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可能性 站在那样一个历史的定位上边，回头来看，我突然发现我们的变化其实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国民心态的变化，也体现在我们对人生的追求上。 2005年我开创另一个品牌《天下女人》，我开始关注幸福力。过去，我们挣扎于生存，后来是要发展，希望获得成功，得到社会的认可，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些都经历过了，我们会发现，还有诗和远方，我们还需要让灵魂跟随。 这时，我们才认识到赚钱并不能定义人生的幸福。我们还需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需要家人、同事和朋友之间良性的情感关系。如果没有这一切，那么你可能就是穷得只剩下钱了。而女性在这方面的敏感度和先进性，要优于男性。你去问十个女性，大概十个人都会告诉你，幸福是她们的人生目标。但你去问男人，他们还是认为，社会价值观下的成功是他们的人生目标。 幸福是把个人发展和良好的身心平衡在一起的生活状态。每一个生命都需要得到舒展。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可能性，要去成长和绽放，不要陷入社会的框架和束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有多少人能够自由地发展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