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阿啦屋里厢（我家里）住在卢湾区复兴中路、思南路附近的一幢建于上世纪初的法式三层楼花园洋房里。
阿啦屋里厢（我家里）人不多父亲、母亲我和弟弟加上二个保姆总共才六口人。父母都天天忙于工作清晨出去夜半才回来，诺大的房子非常空荡 。我小额辰光（小的时候）比较任性、调皮，遇到不高兴的事情就噘起小嘴巴赌气，跑到楼上找个房间躲起来不吃饭保姆要找很久才能找到我。
照顾我和弟弟生活起居的保姆姓王，丧偶后来上海某生。按照上海当地的习俗我们称呼伊（她）叫王妈。王妈是浙江宁波余姚人心地善良，做事仔细认真。伊（她）会做一手老好吃的宁波菜，如雪菜大汤黄鱼、苔条花生米、油焖笋等，还会自制臭卤做宁波最有名的宁波三臭。宁波三臭是把臭冬瓜、臭苋菜梗、臭豆腐这三样东西放在同一个盘子里浇上素油，放一点辣椒酱上火蒸，闻起来是臭的吃起来非常鲜香。王妈每天都会问我和弟弟喜欢吃什么菜，问过后伊（她）就会去黄陂南路的小菜场里买，我喜欢吃大对虾，弟弟喜欢吃红烧肉。
王妈余姚乡下的亲戚特别多，伊啦（他们）经常来上海买东西就到阿啦屋里厢来（我家里来）看伊（她），乡下的公社主任啊、大队书记啊什么的也不时会到阿啦屋里厢来（我家里来）要我父亲帮忙找相关部门批一点农村紧俏的物资。
乡下客人每次来上海都会带一点土特产送给阿啦（我们），我记得有春天有杨梅、水蜜桃，夏天有枇杷、西瓜 ，秋天有大南瓜、板栗，腊月有冬笋、年糕。
阿啦屋里厢（我家里）地方大有专门的客房，伊啦（他们）来上海都留宿在我家里，三五日就回去。
老早子（以前）从宁波到上海都是乘轮船的叫沪甬线。往返于沪甬之间的船是工农兵18号和19号，每天傍晚从宁波三江口码头发船，第二天早晨到达上海南市的十六铺码头。
从宁波乘轮船到上海需要11个钟头，为了省点盘缠钱伊啦（他们）一般都乘五等舱，五等舱是大统铺，船票3元6角一张，再租一张草席在船舱里找个可以栖身的地方对付一夜就可以了，晚饭是一角五分钱的茭白肉丝盖浇饭。五等舱里又闷又热，有隆隆震耳的机器声和呛人的机油味，到上海上岸后身上总有一股刺鼻的汗馊味，所以进门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伊啦（他们）先汏浴（洗澡）换衣服。
老早额辰光（那时侯）上海人的居住条件都比较简陋，弄堂里头一家三代軋（挤）在“亭子间”里打地铺，需要倒马桶的人家比比皆是。谈不上有浴室、卫生间和抽水马桶。汏浴（洗澡）都是一周或半月去一次澡堂子。在阿啦屋里（在我家里）有浅蓝色瓷砖镶嵌的浴室，可以调节的冷热水、洁白的搪瓷浴缸、锃亮的不锈钢淋浴喷头对于来自乡下的伊啦（他们）来说是很奢侈的享受了。
乡下客人在我家里啥么事（什么）都感到新奇，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瞅瞅这个、摸摸那个。在家家都用煤球炉烧饭的年代里 ，厨房里的煤气灶使他们啧啧称奇。
客厅里打了蜡的实木地板可以照出人的倒影，一不当心就会滑倒。华丽的水晶大吊灯、蜡烛型的壁灯、环厅的组合沙发、落地式组合收音电唱机、南斯拉夫生产的彩色电视机、摇头摆脑的华生牌电风扇、都使伊啦（他们）不知所措。
沙发前的玻璃大茶几上摆有大前门牌香烟，瓜子、果盘里盛满时令的水果，冰箱里有正广和橘子水和光明牌棒冰，也有有自己家炖的百合绿豆汤等，这些都是供客人随意享用。
乡下人就是这样，吃烟的时候明明在伊（他）的面前摆有烟灰缸伊（他）还是把烟灰弹在地下、侬（你）把烟灰缸朝伊（他）面前推一推伊（他）还是弹地下，瓜子壳也是随地乱吐。真的是很讨厌的，但伊啦（他们）是客人碍于面子又不好意思说。
阿啦屋里的（我家的）位置是解放前上海法租界的核心区域，是法国在旧中国四个租界中面积最大发展最好的一个租界。上海之所以被誉为“东方巴黎”也是和法租界有关系的。上海法租界的建筑风格不同于公共租界和华界，与巴黎街区的格局几乎完全相同。居住在这里的都是洋人买办、政界大锷、达官显贵、富商巨贾、社会名伶。
复兴中路是法租界公董局在1914年（民国3年）修筑的敏体尼荫路，1918年（民国7年）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将军辣斐德的名字命名改为辣斐德路（Route Lafayette)，1945年（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改为复兴中路至今。
复兴中路马路两边是粗壮挺拔的法国梧桐树，浓密的树叶将整条复兴中路包裹成了一条绿色的隧道，夏日酷暑复兴中路没有酷热难耐的感觉，非常阴凉非常安静，只听到梧桐树叶在微风里沙沙作响和小贩轻柔的叫卖声“孜孜花、白兰花”。
风情万种，烫着大波浪，身着裁剪考究，色彩艳丽的海派旗袍的摩登女郎露出白皙的胳膊和修长的美腿牵着毛茸茸的小狗笃悠悠地漫步在人行道上，偶尔一辆奥斯汀或者雪佛莱房车一声不响从身边溜过。 也不知道从哪家的玻璃窗缝隙里飘出来的是蓝色多瑙河委婉动听的旋律或者弹奏钢琴的声音。
阿啦屋里（我家）的左邻右舍及附近可以说是名人荟萃。有中国近代著名的记者、出版家邹韬奋，美国《法兰克福报》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孙中山故居、周公馆（中国共产党驻上海办事处）、刘海粟故居、冯玉祥故居 、柳亚子故居、何香凝、史良先生故居等。还有钱锺书和杨绛先生，伊啦（他们）在1941年从湖南辞职后全家回到上海，居住在现在的复兴中路573号，一住就是八年、在这里写出了不朽巨作《围城》。
复兴中路上也生活过许多近代的文化名人如梅兰芳、赵丹、陈伯藩、董竹君、柯灵、钱杏邨、丁玲、张大壮、钱君匋、林风眠、林淡秋、王丹凤等。
钱君匋伯伯是装帧艺术家和金石书画艺术家，伊（他）还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伊（他）曾经为毛泽东、江泽民雕刻过图章，钱君匋伯伯是海宁老乡，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开明书店”他和丰子恺先生等都是我大伯父章克标是同事、挚友。有了这层关系我经常去伊（他）府上求教、索取墨宝。反正走过去也不太远。
复兴中路上保存完好、风格各异的法式花园洋房以及优雅的环境经常被一些影视作品选为外景的拍摄地，李安导演拍摄的电影“色戒”就是在我家附近取景的。
记得阿啦屋里（我家）最早是住在复兴中路455号的花园公寓里，花园公寓原来是建于1926年的派克公寓。派克是英文Park的音译，就是中文的花园。上海人之所以现在仍然习惯称花园公寓为派克公寓，可能是觉得派克两字更洋气更有派头。
阿啦（我家）住西麓8号二楼111室的整个单元，推开沉重的橡木大门是一条直通的长廊，两侧分布的是客厅、房间和厨房、卫生间。在花园公寓只住了一年左右后就搬到现在的独立花园洋房里去的。
住在花园公寓里的时候阿啦（我家）邻居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足球教练孙锦顺，伊（他）是广东东莞人，平时喜欢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身穿雪白的“培罗蒙”西装派头十足。据说在1926年伊（他）代表香港甲组联赛出战英国陆军联队时，一脚就射穿球门从此有了“铁腿孙”的称号。解放后伊（他）执教上海解放军海军足球队和上海市足球队。我国许多足坛名将陈家根、李传琪等都是伊（他）的学生。上世纪6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曾拍摄过二部和足球有关的喜剧电影《球迷》和《小足球队》都是请孙教练担任足球指导的。
毗邻花园公寓在复兴中路和淡水路的交汇处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教堂，那就是建于1925年（民国14年），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麦甘霖牧师和中国教师汪孝魁联合筹建的诸圣堂，诸圣堂是典型的17世纪圣公会高派教堂的风格，红砖外墙，三角型屋顶，科林列柱式门廊上是圆形的玫瑰窗，高约26米的方形钟楼。诸圣堂可以容纳一千多人做礼拜，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基督教堂之一。1958年大跃进和“文革”中险遭毁坏，现在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加以保护。
顺着淡水路朝北步行 大约十分钟的路程便来到了兴业路（旧称望志路），一排座北朝南建于1920年秋的红砖木结构旧式石库门建筑映入眼帘，中国共产党就诞生在这所普通的民居里。1921年7月23号至31号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13个分别来自北平、上海、武汉 、长沙、广州等地的青年从这里走出去在中国掀起了一场长达28年的红色风暴，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这里是中国人民朝圣的地方。
我的小学是在上海淡水路小学读书，我和弟弟上学放学都是自己步行的，“严父慈母”父亲绝对不允许用公家配给伊（他）的“伏尔加”接送我们，也不允许王妈接送 。他说小孩子不可以太享福，要吃点苦对人生有好处。所以不论寒暑和弟弟上学放学天天都会路过这里。
一大会址周边原先是一大片破败不堪的老弄堂，改革开放以后，香港瑞安集团与上海市政府合作邀请了美国旧房改造专家本杰明.伍德设计，上海同济大学建设设计院为顾问，将这片老弄堂改造成了展现上海历史文化风貌的旅游景点，集餐饮、商业、娱乐、文化的休闲步行街区。这里中西融合、新旧结合，把上海传统的石库门里弄与现代建筑融为一体，在这里仿佛置身于20世纪20年代的老上海，但又是按照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情感世界量身定制的梦幻世界。这里的画廊、时装店、主题餐馆、咖啡酒吧都具有国际水准。
香港成龙、谭咏麟等明星经营的“东方魅力餐饮娱乐中心”是追星族与偶像交流的场所，台湾著名电影演员杨慧珊的琉璃工房主题餐厅，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在这里有全国第一家高保真数字电影院、法国餐厅的巴黎歌舞表演地下酒窖餐厅、日本音乐餐厅夜夜摇滚乐绕梁不绝、巴西烤肉餐厅等都令人垂涎，油画大师陈逸飞的时装公司引领时尚新潮流。
新天地是上海的一张名片，是中外游客了解上海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的必选之处，也是上海市民和外国友人聚会的最佳场所。几年前我曾陪同台湾的一名著名女模特来此小憩，陪她兜了一圈，品赏了OUR Bakery咖啡店里香醇正宗的埃塞俄比亚咖啡，伊（她）红颜大悦，还亲了我一口。
从阿拉屋里厢（从我家）走过去一歇歇（不远）就到了复兴公园，现在复兴公园的地方老早头（最早）是在1880年一位姓顾的商人建造的私家小花园，上海当地人叫顾家宅花园。
1884年10月清政府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向法国开放上海等五个城市为通商口岸，1900年（光绪十六年）法国公董局用7.6万量白银买下了顾家宅花园和周边的152亩土地建造军营、网球场、停车场等。1998年（光绪三十四年）公董局决定将顾家宅花园扩建改造为公园。由法国园艺师柏勃（Papot)设计，1909年（宣统元年）公园建成，同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起对外开放，顾家宅花园从此改名为法国公园。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把法国公园改名为复兴公园寓意民族复兴之意。1967年“文革”期间复兴公园又被造反派荒唐地改名为红卫公园。
复兴公园有过一段令所有中国人蒙受耻辱的心酸史。1909年8月一块“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激起了许多爱国志士与市民的愤怒与谴责在，上海的《申报》上撰文抨击，，迫于舆论的压力，1910年4月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会终于讨论修改了法国公园章程，取消了禁止华人入内的规定。
复兴公园是上海唯一保留至今的法国古典风格的公园。我和弟弟经常去复兴公园里玩耍，春天捞小蝌蚪、夏天捉知了、秋天逮蛐蛐、冬天堆雪人。
捞小蝌蚪的工具是保姆王妈将铁丝用老虎钳弯成一个圈留一点点尾巴插到竹棍里，再套上一只剪短了的旧丝袜便成了一只捞网。清明过后河浜里、池塘边黑乎乎的一小片一小片就是小蝌蚪，小蝌蚪是青蛙的卵在春暖花开后自然孵化出来的。一网下去就是十几只、放到玻璃空瓶里拎回家养。
小蝌蚪像一粒黑色的小豆子后面拖了一条短尾巴、在瓶子里一扭一扭地蠕动，憨态可爱。几天后蝌蚪的后面开始长出来了一对小腿，蝌蚪是先长后退腿，再长前腿的，然后尾巴慢慢蜕掉，表皮也从褐色渐渐变成绿色，最后变成了活蹦乱跳的青蛙。
母亲常常对我和弟弟说青蛙是农民伯伯的好朋友，专门捕捉害虫保护庄稼的，大家都要保护好小蝌蚪把小蝌蚪放归大自然，让它去找妈妈。星期天，母亲还特地带我们去南京西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看了一场动画电影“小蝌蚪找妈妈”，从这天以后我和弟弟再也没有去复兴公园的小池塘里捞小蝌蚪了。
盛夏的三伏天，是知了的天下，知了也称蝉。“蛙鸣青草泊，蝉噪垂杨浦”，知了成群结队爬在树上激昂高歌，扯着“嗓门”大喊大叫，气温越高它们叫得越欢。雄知了的发音器鼓膜在它的腹肌部，鼓膜高达每秒一万次的振荡频率发出声音特别响亮震耳，吵得人们无法入眠，是大家极讨厌的昆虫。
知了是害虫，知了用头部下面的针样的嘴巴插到树的枝干里，刺吸植物汁液维持生命。蝉产卵以后，再用口器把树枝的下部刺破一圈韧度部，使树枝上部得不到水分和养料，最后使树木枯死。
但万事都不是绝对的、知了蛹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美食 ，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极高。记得有一年初夏我去安徽省的亳州市拍片，亳州是华佗的故乡，人们注重食补养生，晚上当地陪同的官员请我们吃夜宵就有油炸知了蛹、当地老百姓叫炸金蝉。一根一尺长的竹签、一串十只放在沸油里炸再撒上精盐、胡椒等调味品、香脆适宜，美味可口。
捉知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把面粉掺上水反复在碗里捏和搓，面粉就变成了粘合度非常高的面筋，取一小团面筋粘放在长竹竿的尖尖上，看到知了摄手摄脚来到树下，瞅准了轻轻靠近一戳知了就粘在上面了，知了被粘上后拼命地嘶叫争扎，自己仿佛也成了消灭虫害的英雄。
在上海阿啦（我家）亲戚不多，在那个讲阶级、论成份、人性扭曲的年代里人们早就把亲情和友情淡漠了，“情是属于反动阶级的”、“斗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初期海宁老家划成份爷爷被错划为地主，即便是至亲大家也如同陌人互不往来，免得在频繁的运动中受连累。
娘舅屋里（家）在杨树浦发电厂附近路太远 ，乘叮叮铛铛的有轨电车来回路上的时间就要半天，非逢年过节一般都不去。
父母常带我和弟弟去做客的是二伯父家，二伯父章克生学贯中西，儒雅博学。二伯母是海宁望族的名门闺秀。伊啦是（他家是）住在徐汇区乌鲁木齐南路上的一幢法式小别墅里里，二伯父的邻居是上影厂的著名演员仲星火 、他和蔼可亲我遇见过多次，老早这里也属于法租界。
二伯父就职于中科院上海历史研究所。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教授。精通英、俄、法等多国语言，二伯父与曹禺（万家宝）、钱钟书、杨绛、钱伟长、于光远、乔冠华等都是早年清华的同学。
1946年二伯父任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编辑，伊（他）和钱锺书先生合编的英文《书林季刊》曾蜚声海内外 ，广博好评。
二伯父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每趟去做客伊（他）都会教我英语的准确发音和应该注意的语法。上海话说小孩子要会“軋苗头”嘴巴要甜才会讨人喜欢，我就是这样的，二伯父特别喜欢我，给我讲奇幻的希腊神话，美妙的安徒生童话故事。送我三毛流浪记、白雪公主等画册。二伯父是专修外国文学的，但伊（他）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乃至自然科学都有较高的造诣。我成年后有较好的英语阅读听写能力是二伯父为我打下的良好基础分不开的。
我在二伯家里不但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 也懂得了不少文明礼仪，用餐时要使用公筷公碗。当时中国的家庭使用公筷公碗可以说是寥寥无几，长辈没有入座小辈不可抢先、并且座相要端正，不可有咀嚼声等等。
二伯父喜欢吃西餐，伊（他）对西餐的礼仪十分讲究，刀叉的用法，食物入嘴的姿势，餐具搁置的位置都一丝不苟。这不仅是他对西方饮食文化的尊重，也体现了一个人的文化修养。
1957年毛泽东发动“大鸣大放”运动，我二伯父仅仅是因为对当时教条式学习苏联略有微词，向领导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平时坦率讲真话也“得罪”了一些小人，在单位上报的拟定右派分子的名单里“榜上有名”。二伯父预感到了形势的险恶和自身的危机，无奈之下求助于时任中央某部门领导的同窗好友于光远先生，在于光远先生仗义帮助下迅速下达调令去了另外一家单位才逃过一劫。在我的眼里二伯父是一位知识渊博，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令人肃然起敬的长辈。
我和弟弟另一件开心事就是父母会抽空带我和弟弟去上海最著名的红房子西菜馆吃西餐。
红房子西菜馆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西菜馆，1935年由意大利籍犹太人路易.罗威始创于霞飞路(Avenue Joffre)现淮海路。最初叫罗威饭店（Chez Louls)，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路易.罗威因为是犹太人被上海的日本侵略军关进了提篮桥监狱，1945年日本投降，路易.罗威获释后重操旧业，他在亚尔培路（Avenue du Roi Albert)就是现在的陕西南路开设新的西菜馆取名“喜乐意”（Chze Louls)。
上世纪50年代初外国商人相继回国，上海有个叫刘瑞甫的商人出任资方代理继续经营西菜，1956年在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建议下根据建筑的颜色，在公私合营后重新注册登记正式定名为“红房子西菜馆”（Red House Restaurant)至今。
我记得小辰光（小时候）在锦江饭店对面茂名南路与陕西南路之间是一块十几亩地的大草坪里绿草如茵，中间一幢红砖红屋顶的法式建筑就是红房子西菜馆，充满了田园风光和浪漫情调。
上世纪80年代、这块大草坪建起了由世界知名的日本大仓（OKURA)饭店管理集团管理的花园饭店，红房子西菜馆搬迁到了淮海路中路上。
红房子西菜馆的法式西菜是享誉上海滩的。听父亲讲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对红房子的西菜情有独钟 ，每次来上海都要在百忙中找时间去红房子品法式西菜或喝上一杯咖啡。当然凑热闹的还有陈丕显、曹荻秋等上海市的领导。
“文革”时候西餐被列为“崇洋媚外”、是“四旧”遭到批判，红方房子西菜馆被红卫兵改名为“红旗饭店”改做中餐。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来华访问到达上海，此时的上海西餐厨师大都已改行，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要红房子西菜馆的大厨去锦江饭店为蓬皮杜总统下厨掌勺，据说蓬皮杜总统吃了红房子西菜馆大厨做的正宗法式西菜后赞口不绝。
红房子也是当年张爱玲、赵丹、黄宗英、白杨、王丹凤、余振飞等名伶最爱去的西菜馆。
我特别喜欢红房子西菜馆的炸猪排、色拉、罗宋汤。每次都点这上海人说的老三样。红房子的烙蜗牛、菜丝土豆泥、奶油野菌汤、黑椒牛排都是经典的法兰西风味。
上海的西餐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608年，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到上海传教，他把带来的食物分发给信徒们吃。上海人在明代就已经品尝到西餐的味道了。
1843年（道光23年）上海开埠后西菜馆开始陆续出现，有法式、意式、英式、德式等。1917年苏俄暴发了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大量白俄难民涌入上海后又出现了俄式菜馆。当时的上海人称西菜馆为番菜馆，“番”就是西方的意思。
中国历代皇朝以“天朝”自居，闭关锁国、保守排外。中华帝国把东方蔑称为“夷”、北方蔑称为“胡”、南方蔑称为“蛮”、西方则蔑称为“番”。所谓“番”其实是对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一种傲慢与贬义。
今朝（今天）红房子西菜馆仍然门庭若市顾客盈门，我也经常去，点的基本还是老三样加一杯“玛格丽特”鸡尾酒。老上海人到这里来品尝正宗的法式西菜是为了缅怀东方魔都逝去的流金岁月，是一种难以忘却的“老克勒”摩登情怀。
童年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不同的年代有不一样的童趣。在物质还比较贫乏的那个岁月，小孩的玩耍基本上都是与大自然分不开的。那时候的童趣离不开小昆虫，离不开蹦蹦跳跳，离不开你追我赶捉迷藏 。那个时候家家都没有太多的玩具，社会上也没有太多的“儿童乐园”等公共设施。但又是无处不可玩，无一样东西不是玩具，而且几乎所有的玩耍都与大自然紧密相连，就是这样亲密接触大自然的童年时光，让阿拉（我们）从小就更多的接触了最真实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