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范仲淹，我们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这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正因此，一直只认为他是个文学家。
直到最近读二月河的《乾隆皇帝》，第六部上介绍了范仲淹于皇佑二年在杭州知州任上赈灾的举措，这才知道范仲淹不简单啊！于是搜集了他的一些资料和杭州赈灾的相关记载。
范仲淹出生于989年，和包拯是同时代人且是同事，曾官至副宰相（参知政事），在任上推行改革（庆历新政），但因新政受挫，他自请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带病上任，在途中逝世，年六十四。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在任杭州知州期间，皇佑二年（1050年），杭州发生大饥荒，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效赈灾并为后世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这段历史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着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摘自沈括《梦溪笔谈》。）
这段记录的大意是：皇佑二年（1050年），吴中（杭州）发生大饥荒，到处都是饿死的人。这时的杭州主官范仲淹，紧急调发国家仓库粮食充实到市场中，大量募集民间所存的钱物来赈济灾民。当地的百姓喜欢赛龙舟、作佛事，范仲淹就鼓励民间多举办赛事，他带头每日在西湖上出游宴饮，在他鼓励和示范作勇下，城中有钱的人民大规模出游，做佛事、赛龙舟、尽情玩耍、大肆消费。他又召集各寺院住持僧人，给他们出主意：“现在是灾荒年，民工工资最低了，你们何不趁此机会大力兴建土木工程呢？”于是各个寺院掀起了大规模的基建热潮，官府也加入基建队伍中，大规模翻修仓库和官吏住舍，雇佣了大量民工。他的所作所为和一系列政策被监察机关知道了，监察官员就以不体恤荒政，嬉戏游乐无节制，官府、私家兴建房舍，伤耗民间财力为由弹劾范仲淹。于是范仲淹专门上奏章，申述所以饮宴和兴造房舍的缘由，是要让有余的钱财流动起来，从富户流动到贫民中，从而达到救济贫民的目的。那些从事贸易、饮食行业的人，工匠、民夫，仰仗官府、私家养活的，每天大概可达几万人。救济灾荒的措施，没有比这一做法更好的了。
实践证明，范仲淹得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这一年两浙路灾区唯有杭州平安无事，百姓没有流亡的。后来，饥荒年份打开司农寺粮仓的粮食赈济灾民，募集民间财力为地方兴利，逐渐定为法令。这种措施，既赈救了饥荒，又趁荒年替民间兴利。
以当今的眼光来看，范仲淹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1.调粮。大量从外地调集粮食充实到杭州市场，有力打击杭州本地商人的囤积居奇，有效控制粮价上涨。
2.扩大消费。主动带头、率先倡导、鼓励百姓游乐饮宴，有效扩大了消费。饮食、住宿、贸易等第三产业的服务行业需要大量劳力，解决了大批人员的就业。
3.大搞基建。引导佛寺大兴土木，投资兴建官府和官吏宿舍，可以视为政府主动拉动投资。
这三条被称为范仲淹的“荒政三策”。
行文至此，不得不佩服范仲淹，1050年，61岁的范仲淹在被贬的路上，每个地方待个一年半载，尚且有这么大的功绩，实在是经世致用之人才啊。试想，如果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能够成功，北宋或许会是另一番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