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化博大精深，许多成语自形成以来，意义不断引申与拓展，有的时至今日已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比如呆若木鸡、愚不可及、衣冠禽兽、人尽可夫......“人尽可夫”现在常用来形容不守贞节的妇女，然而究其本意却根本没有如此奇.淫的意思。再深究出处，便不得不提春秋郑庄公时的郑国大夫祭仲。
祭仲，本名祭足，因其字仲，故史书多称祭仲，是春秋初期极富争议的人物，或者说，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特别是他的后半生。
他的仕途起点很低，不过是祭邑的“封人”，一个掌管边界事务的小官，最后却出息成可以废立国君的春秋第一个“权臣”。
他的政治生涯也泾渭分明成两个阶段，——前半段作为谋臣辅佐郑庄公成就“春秋三小霸之首”，后半段掌握权柄连续废立四位国君。
他还被丘明先生选中安排在《左传》大戏的第一章出场，虽然被着色不多，大多充演了配角甚至群众演员。
那时的当然主角是雄才大略的郑庄公寤生，他对内“克共叔段于鄢”巩固君位，对外攻伐无往不利，带领郑国达到鼎盛。在他的耀眼光芒下，祭仲在舞台上断续的身影，串联起的只能算一个兢兢业业的典型循吏形象：
前743年（鲁惠公二十六年），刚刚即位的庄公的母亲为小儿子共叔段请求京邑作为封地，祭仲以“城过百雉，国之害也”的“先王之制”劝阻，虽遭到庄公的拒绝，却为后世留下“滋蔓难图”、“多行不义必自毙”两个成语；
前720年，祭仲两次奉庄公之命带兵进入周王朝境内，割取温地的麦子和成周的谷子，以此向即位后与郑国关系交恶的周桓王挑衅；
前718年，祭仲采取与原繁、泄驾带领三军进攻燕军正面、派曼伯和子元偷偷率领制地军队袭击燕军的战术，击败卫国和燕国的联军；
前713年，郑庄公联合齐国和鲁国率军讨伐宋国，宋国司马孔父嘉乘机带领宋国和卫国的兵马偷袭郑城，留在郑城监国的祭仲和太子忽亲率军士和百姓登城防守，保住了郑城的安全；
前707年，郑庄公与祭仲、高渠弥等人率兵反击周桓王率领的陈、蔡、虢、卫联军，大败周王朝军队，并射伤周桓王，祭仲因郑庄公“不敢凌天子”奉命连夜慰问周桓王的伤情……
但鲁桓公十一年（前701年）郑庄公去世后，郑国政坛画风大变，祭仲被推向前台。嗣后郑国的一大段历史像真的演成了舞台剧，冲突开始无处不在，情节变得一波三折。
确切地说，一生建树无数的郑庄公，在处理接班人问题上，死后同样留下“一地鸡毛”。
庄公有十一个儿子之多，除了太子忽，公子突与公子亹亦颇受庄公宠爱，特别是公子突才智过人不甘居人之下，因此公子忽作为太子的绝对权威，到郑庄公去世也一直没有树立起来。
当然，也与公子忽固执的性格有关。
公子忽的母亲邓曼是祭仲作为使者从邓国迎娶来的，所以公子忽与祭仲很有渊源。他英武能干，履立战功，齐僖公希望将女儿嫁给他，然而他不听祭仲“太子无大援将不立”的劝告，先后两次辞谢拒绝。
不止如此，公子忽做太子时憎恨大夫高渠弥而行于色，庄公最终却不顾公子忽的极力反对，提拔高渠弥为卿士，从而埋下后来高渠弥弑君的隐患。
凡此种种，祭仲似乎视而不见，浑不觉变故正悄悄来临。
公子突的母亲来自宋国的显赫家族雍氏，宋庄公得知祭仲拥立公子忽即位为郑昭公，派人引诱祭仲囚禁于宋国。威逼利诱之下，祭仲与宋国订立盟约，从宋国带公子突回国即位为郑厉公，昭公无奈流亡卫国。
国君换了两次，权力却更集中。祭仲的擅权引起郑厉公的不满，终于在四年后，忌惮祭仲的厉公决定出手一搏，暗中委派祭仲的女婿雍纠设法杀掉祭仲。
雍纠准备在都城的郊外宴请祭仲，并将这事告诉了妻子，即祭仲之女雍姬。雍姬忍不住问母亲：
“父亲与丈夫哪一个更亲近？”
“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在未嫁之前，任何男子都可能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但父亲却只有一个，怎么能够相比呢？
“人尽可夫”！又一个成语横空出世，只是后世的理解与雍姬母亲的原意相去千里。张爱玲曾说：“任何人，当然这‘人’字是代表某一阶级与年龄范围内的未婚者。在这范围内，我是‘人尽可夫’的！”其意也大抵如此。
诚实的雍姬于是向父亲表达了怀疑：
“雍纠怎么会不在自己家里而安排在郊外宴请您呢？”
祭仲心领神会，立即杀死雍纠，并把他的尸体曝晒在周氏的池塘边，以儆效尤。
还好郑厉公顾念情谊，冒险载回雍纠的尸体逃离郑国到边邑栎地，既婉惜又愤恨：
“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祭仲从卫国迎回郑昭公复位国君。
昭公侥幸复位，高渠弥的担心却日益加重，想到昭公可能因为旧怨杀害自己，他先下手为强，在鲁桓公十七年（前695年）十月陪同郑昭公外出打猎时，趁机在野外射杀了昭公。
这一次，祭仲没有按常规迎回郑厉公复位，或者说害怕厉公回归，马上改立昭公之弟公子亹为君，史称郑子亹。
但他没料到自己此次拥立的国君多么短命。
仅仅过去半年多，齐襄公在首止大会诸侯，祭仲敏感地意识到年少时与齐襄公结下怨仇的郑子亹凶多吉少，可能危及随行的自己，劝郑子亹不要赴约。
郑子亹执意而行，祭仲“称疾不行”。果然，齐襄公杀郑子亹，并车裂了随行的高渠弥。
事后有人评论：“祭仲由于有先见之明，所以才免祸。”祭仲并不讳言：“信也。”
祭仲逃过一劫，却拿强大的齐国没办法，只好又到陈国找来昭公的另一位弟弟公子婴立为国君。
至此，祭仲完成历史使命，虽继续执掌国柄但已无大为，默默等候十二年后寿终正寝，走完颇受争议的一生。
对于祭仲的争议，除了少数道学家盯住他的杀婿之举，更多地还是集中于他被宋国人要挟废立国君一事。
丘明先生叙事平铺直叙、立场客观，偏向于对祭仲比较谅解。太史公的评价是“祭仲要盟，郑久不昌”，认为这件事是郑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谷梁传》，则明确指责祭仲的作为是贪生怕死，直言“立恶而黜正，恶祭仲也”。
只有《公羊传》对此大加褒奖，认为“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赞扬祭仲此举既让国家免受侵伐，又保全郑昭公性命，使其后来能回国复位。
其实，将祭仲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从政者，种种褒扬妄议便变得很容易理解。
前半生的循吏生涯，佐证了他的尽职尽责、勤勉为官。即使后来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臣，他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可以以“智”免陪郑子亹死，却无能以弱郑对抗强齐。同样，正如他可以因“自保”杀死女婿雍纠，谁能保证与宋国“要盟”时他没有贪生怕死的私心？
公羊先生坚称祭仲为“贤相”，言语之间不乏对祭仲“用权”的推崇：
“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意即用权时往往需要与常规相对。
所以谈到郑昭公“为君之微”，公羊先生认为昭公之存亡，乃至于郑国之盛衰，“祭仲存则存矣，祭仲亡则亡矣”——郑国之存亡系于祭仲一人——将祭仲推到独撑郑国大厦的历史高度。
实际上，在历史的长河里，即使被公羊先生赋予社稷重任的祭仲，完全如沧海之一粟，才真的“存则存矣，亡则亡矣”（自然非前文公羊先生之意），存亡只在俯仰之间。试想，“天下诸侯，莫非郑党”的郑国，其于春秋初年称霸中原，或者其后内乱频仍、国力衰落，功过怎可能止于一身？即使“雄才”如庄公，“多智”如祭仲！
而因祭仲与宋“要盟”而立的郑厉公，在祭仲死后两年回归郑国复位之后，不仅勤周王有功，还为郑国赢得虎牢以东土地，带领郑国由此复兴，就更不是祭仲以一人之“智”所能预料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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